文化-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之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之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之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一、七言本《苍颉篇》的作者问题
关于水泉子简七言本《苍颉篇》，张文有一推论，认爲此书可能是《苍颉训纂》，其作者可能是扬雄或杜林。张文说：
《汉志》又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意谓扬子云选取甄别百家所记之字，顺次训释续编了《苍颉篇》，这里的“顺续”就是对“训纂”的浅显说明。……徐锴《说文繫传》卷五：“训者，顺其意以训之也”，《字彙》：“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也”。水泉子《苍颉篇》中凡是四言之后顺次增加的三字，正好就是“顺其义以训之”的训纂之言，而扬雄既是小学大家，又颇好古学，拟《周易》以作《太玄》，尊《论语》以撰《法言》，效《尔雅》以成《方言》，可谓有汉以来的模仿大家，故而水泉子《苍颉篇》极有可能就是扬雄的《苍颉训纂》。
《汉志》小学类有杜林《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说文》引杜林说十六条，皆《苍颉训纂》《苍颉故》二书中语。……杜林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大家，而且曾着《苍颉训纂》，所以七言本的《苍颉篇》出自杜林之手，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不赞成张文的意见，水泉子七言本《苍颉篇》不可能是《苍颉训纂》，也不可能由扬雄、杜林所撰。理由有三：
其一，扬雄所撰《训纂》与《苍颉》是两种书，是没有複字的。张文对《汉志》有关文字的引用与理解似乎有些问题，忽略了关键的扬雄更易《苍颉》中重复之字的内容，这里我们引得全一点：
……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徵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很清楚，扬雄作《训纂篇》顺续《苍颉》，是单独成书的另一种着作。在《汉志》六艺略“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中，《训纂》一篇，是与《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等书是并列的，另有《扬雄苍颉训纂》一篇。王先谦《汉书补注》说：“此合《苍颉》、《训纂》为一，下文所云又易《苍颉》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也。”[1]所以，《训纂篇》根本不是张文所想象的那样，将《苍颉》的四言接续上三个字变成七言，它是在五十五章之外，另编三十四章，增至八十九章的，经扬雄增订过的《苍颉训纂》是没有複字的。以今天所见到的水泉子简这个有大量複字的七言本《苍颉篇》，决不会是扬雄的《训纂》！
其二，字数不对。《苍颉》、《训纂》字数早记录在籍，足可证张说之非。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孝平皇帝时，徵（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羣书所载，略存之矣。”姚明煇《汉书注解》云：“《苍颉》先时为五十五章，扬雄续易为八十九章，增多三十四章也。以《苍颉》章六十字例之，当为二千四十字。合《苍颉》三千三百字，为五千三百四十字。故许慎《叙》曰黄门侍郎扬雄以作《训纂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也。”[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云：“此谓雄所作《训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数，许但言字数，而数适相合。……《训纂》续《仓颉》而无複《仓颉》之字，且易《仓颉》中自複者，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无重複也。”《苍颉篇》加上扬雄的《训纂篇》八十九章共计5340字，自然证明它们都是四字句格式。
苍颉篇 4(字) X 15（句）= 60（字） X 55 （章）= 3300（字）
训纂篇 4(字) X 15（句）= 60（字） X 34 （章）= 2040（字）
苍颉训纂 4(字) X 15（句）=60（字） X 89 （章）= 5340（字）
如果《苍颉训纂》是七字句，那麽，十五句一章，每章百五字（水泉子汉简已标注章“百五字”），八十九章就该有9345字！许慎是见过《苍颉》与《训纂》的，想来他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吧！
至于杜林的《苍颉训纂》一篇，王先谦《补注》早指出：“此盖于扬雄所作外，别有增益，故各自为书。”从体例而言，也不会是把四言句“顺续”为七言句，而另是一种书。《说文》中有不少引用杜林之说的，如《说文·黾部》：“鼂，匽鼌也。读若朝。扬雄说：‘匽鼂，虫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在水泉子简中，既无扬雄说为“虫名”的内容，也没有杜林以爲“朝旦”的释解，据此或可为我们判断水泉子简非杜林书提供可靠的证据。
其三，七言本文字多俗词俚语。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将原本是四言的句子拓展为七言，张文评价道：“由四言到七言，是一次质的飞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新出七言本《苍颉篇》在内容的编排上还是以四言旧本为纲目的，原有的四言之文及其编排次序并未改变，而是承袭旧文，顺延三字，从而变四言为七言，每章仍为十五句。所增三字即是对前四字文意的一个顺势延伸，有简单训释的意思，使前四字的意义更加完整或确有所指。”
我们很不赞成从四言到七言是“质的飞跃”的説法，不赞成那些溢美之词。由于语言习惯的变化，汉语从单音词到複音词、多音词的发展，两汉时出现了较多的七言韵文。我们在讨论《苍颉篇》的四言形式时曾说过：“周秦之际，四言韵文相当普遍。这种语言形式之所以会被诗歌、刻铭、经典等广泛採用，主要因爲上古汉语中的词彙绝大多数是单音词，运用四言韵文具有内涵大、用字省、谨严庄重、易记易诵的优点。直到后来複音词，主要是双音词在口语中发展起来，与之相应的七言和五言的韵文便逐渐取代了四言韵文。《凡将篇》、《急就篇》正是这种历史潮流的产物。”水泉子简七言本《苍颉篇》也是这样一种产物，是用口语对传统教科书的“改造”。因此，遣词用句充斥俗言俚语，并非高明典雅之文；显现草率匆促，不是深思熟虑之作。我们可以举许多相关的文句来，但这里不再啰嗦了，读者自己可以去玩味体会。包括下节所引张文据以断代的“万石君”，虽然满门权贵，身居高位，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大学者、大文人，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许不一定看得起，倒是身处下层的教书先生们会垂涎三尺，会将既贵且富的“万石君”编入七言本，应该也是一种品格的反映吧！总之，我们认爲，七言本的作者不会是当时文坛大帅，而是那些活跃在民间的“闾里书师”。
需要説明的是，我们这样说，只是揭示七言本与大学者编纂的四言本《苍颉篇》的差异，说七言本《苍颉篇》俗，并不是说它不好，恰恰相反，我们认爲，水泉子七言本对于学习识字的孩童，能够更加符合当时的口语习惯，读来朗朗上口，更便于诵读记忆，是了不起的“改革”举措。秦代时，官定的教科书《苍颉》、《爰历》、《博学》应当是具有权威的、决不能随意改动的。到了汉代，《苍颉篇》失去了官方教科书的“光环”，也必须“与时俱进”了，首先是那些带有颂扬秦朝色彩的文字，诸如“秦兼天下”之类就不能不改。基层的教书先生们大可各显其能，爱怎麽改就怎麽改，《汉志》无法确切地记录这一群衆性的改易活动，只好用一句“闾里书师”来概括，代表性的成果是合併《苍颉》、《爰历》、《博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这种改易活动并没有人指挥和管束，儘可一直改下去。到西汉中晚期，“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我们怀疑，这时就有“闾里书师”受到这些七言本字书的影响，而对《苍颉篇》进一步动手将四字句改编为七字句的。
二、七言本《苍颉篇》的时代
张文注意到七言本《苍颉篇》中的“万石君”，并将此作爲断代的重要依据。他说：“万石君为文、景时期之人，其子石庆等人又当汉武朝之重臣，石庆于太初二年卒于丞相任上，此时石氏一门官至二千石者多至十三人，其门荫可谓如日中天。这种德行既隆又得其位且长盛不衰的高门显宦，其门风余烈之广布郡国，乐为世人所称道，文人士大夫赞其功德而笔之于书，大概都需要一个时空上的汰选和社会心理的共识过程，所以其事功之广为流传乃至于妇孺皆知，必在武帝之后。于此可以推断，七言本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其编纂上限必在汉武之后。”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七言本《苍颉篇》编纂的下限呢？张文没有论及。
在水泉子简《日书》中，有一枚“本始二年”的纪年简，其文曰：

文化-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之二□□不得行者至 ·本始二年大军出[渡(度)辽]将军、捕（蒲）类将军将出张掖酒泉
关于本始二年度辽将军、蒲类将军出张掖酒泉事，《汉书·宣帝纪》记，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曾，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页244）张存良、吴荭《水泉子汉简初识》说：“……年代为本始二年（前72年），简中有张掖、酒泉等地名，应与这一年五将军出击匈奴有关。但这应该是追敍，而不是实录，故墓葬年代不应以此来断定。”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认爲作爲《日书》的注记，似乎相距时间也不会很久远。从墓葬出土器物及木简文字书风书体看，该墓（ M 5 ）的时代应晚不到东汉，可能还是西汉晚期墓葬。[3]由于未见到木简文字有任何新莽简的特徵，[4]我们怀疑这批简的绝对年代可以定在王莽篡汉前的西汉诸帝时。联係到前文我们推想改编四字句《苍颉篇》的“闾里书师”受到元帝、成帝时编纂七言本字书的啓发，则我们所定该书的编成时代与该墓的时代基本上是一致的。假如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则进一步否定了七言本《苍颉篇》为扬雄所作的意见。
后记：09年岁末我自杭到沪，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邀请出席了一场小型座谈会，刘钊主任、陈剑教授、谢施捷教授、汪少华教授、 郭永秉博士、广濑薰雄博士、周波博士、刘娇博士及与会的同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正意见。当时未及一一记录发言，拙稿前一篇初发于武大简帛网后，承复旦程少轩同学公布整理讨论记录，今据以参订补充，将前后两篇合併供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网站，在此仍刊发后一篇，谨此一併向两校两网站致以谢忱。
（编者按：[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编》，页90，中华书局1983年。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编》，页95，中华书局1983年。
[3]M5是木椁双棺墓，惜《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对该墓资料介绍甚少。但简报指出：“考虑到中原地区墓葬形制传至河西需要一定的时间，推测水泉子木椁墓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早、中期。”（《文物》2009年10期）
[4]这一推断还有待于对全部简牍资料的核查。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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