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志1“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大梁人王里□□曰丹……”。[1]
“邸”、“大梁”何双全先生初释爲“邽”、“九嵏”，[2]此从李学勤先生改释。[3]“王里”下二字整理者释爲“樊野”。李学勤先生释文空缺，但是通过与田齐陶文辞例对照，他推测“所缺二字可能爲丹的身份”。按，李先生说可从。根据整理者最初公布的图版，[4]第二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疑是“巫”字。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巫”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245）、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250）、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350），可以对照。丹的身份大概就是王里之巫。古书多见“里巫”，指乡里之巫，如《汉书·黄霸传》“乃其乡里巫家女也”；《说郛》卷四十一下“㑹吴俗嵗祀，里巫迎神”；宋洪迈《夷坚志·戚彦广女》“自是门中多怪……（戚彦）广呼里巫范道钦备酒馔禳谢”，等等。丹死而复生，难免被人视爲神异，大概从此就做了巫。
志1“……大梁人王里□□曰丹，□今七年，丹刺伤人……”。
“七”字何双全先生初释不误，《天水放马滩秦简》误释爲“十”。“今”字何先生初释“守”，属上读，《天水放马滩秦简》释“爲”，皆误。此从李学勤先生。不过李先生把“今七年”解释爲“今王七年”，是丹犯案的年份，这样理解可能跟李先生把“今七年”以下看作是丹自述有关。[5]按，简文辞气不像是丹自述其事，而应是由邸丞赤向御史报告时讲述丹复生之事。简文讲述丹死后三年复生，又过四年能闻犬吠鸡鸣，加起来正好七年，与首简“七年”相合，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丹”下一字何双全先生初释“邽”，《天水放马滩秦简》释“葬”。李学勤先生说：“‘丹’下一字也不清楚，疑爲有述说之意的动词。”方勇先生指出释“葬”不确，而疑其爲‘报’字。[6]按，“丹”下一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左右两竪笔疑是误书或泐痕，这样看来，该字可能是“去”。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去”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299）、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309）、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同上），可以参照。“去今七年”即七年以前，说的是丹犯案之年。杜预《春秋左氏传后序》：“推校哀王二十年……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去今若干年”这种表达方式可能很早就出现了。
若上述推断能够成立，也许可以爲确定简文所述之事的发生时间提供一个綫索。简文开头有纪年“八年”，何双全先生推断爲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李学勤先生认爲“八”上有“卅”字，据此推断爲秦昭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雍季春先生认爲李先生的看法与竹简格式不合。[7]整理者通过红外綫观察，确定“八”上并无“卅”字。[8]张修桂先生把“今七年”理解爲是某位秦王七年，是丹伤人之年，此年是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三年后丹复生，同年参加了秦攻赵的战役，即简文所记“北出赵氏”，此年是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而简首“八年”是丹死亡之年，根据上述理解，把“八年”推断爲秦昭襄王（昭王）八年（公元前299年）。[9]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简文“北出赵氏”其实是指丹复活后的活动，与秦攻赵之事无关。丹复活后又过了四年才能像正常人一样听闻和吃饭，这和古代传説中死而复生者开始时大都身体极度虚弱是相符合的，刚刚复活的时候又怎麽能参军作战呢？
上述学者对竹简年代的看法虽然不同，但都把简文“今七年”理解爲某王纪年。按照我们的看法，当是“去今七年”，指丹刺人之事发生在距今七年之前。丹的复生是靠犀武命人掘出其尸身才得以实现（参看下文），李学勤先生指出犀武就是见于《战国策》的魏将，并根据《魏策》“秦败东周，与魏战于伊阙，杀犀武”，推测犀武之死应在秦昭王十四年。根据这个推断，简文“八年”当是在犀武死前的某秦王八年，结合墓葬的时代特徵，此八年当是指秦昭王八年。这个推断虽然和上引张修桂先生的看法相同，但是推断过程并不一样。另外，昭王八年是邸丞赤把丹复生之事上报御史之年，未必是丹最后死亡下葬之年。丹复生后四年才算真正活转过来，其事流传开去，第二年邸丞赤上报此事实属正常。
张修桂先生已经指出，秦昭王八年八月并无己巳，认爲简文“被释爲‘己巳’的‘巳’字，应重新解释爲‘丑’字更爲合理”。雍季春先生则认爲“己巳”之“己”当爲“乙”。[10]按，古代简牍曆日书写错误的情况并不罕见，如葛陵楚简甲三204“王徙于鄩郢之岁癸嬛（亥）之日”，“癸嬛（亥）”就有讹误。[11]所以“己巳”确实有可能是误书。
志2“葬之垣雍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舍人……”。
李学勤先生对“吾”字未加破读，但是既然他把简文理解爲是丹自述，大概就把“吾”字看作是丹的自称。按，若是丹自述，不好解释何以简文多处称“丹”，而只此一处称“吾”。 李先生对“丹所以得复生者，吾犀武舍人”的译文作“丹所以能复活，是由于本来是犀武的舍人”，“吾”字并未译出，推测就是感到有困难。雍季春先生以李先生的解释爲据，却把上述简文译爲“丹之所以能够复活，是因爲他曾是犀首的舍人”，[12]译文中的“他”字似乎和把简文看做是丹自述相矛盾。我们怀疑“吾”当读爲“语”，简文是说丹所以得复生者，是因爲其鬼魂告诉了犀武的舍人，所以才有下文犀武呼其舍人告司命史，幷令民掘出丹之事（参看下文）。《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录异传》云“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鬼语树神”，可与简文“（丹）语犀武舍人”参照。古代传说中，人死后葬埋而复生者，若非自己穿穴而出（如《搜神记》卷六记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乌程”），总是要想办法让生人知道，这样生人才会掘出其尸身，以备其复生。请看《搜神记》卷十五一段记载：
晋咸宁二年十二月，琅琊顔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使治，死于张家。棺敛已久，家人迎丧，旐每绕树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伤。引丧者忽颠僕，称畿言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当复更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旐乃解。及还家，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便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其弟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
顔畿复生前其鬼魂先附于引丧者之体而出言“今当复活”，继而又一再托梦于其妇、其母及其家人，告诉大家“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同书卷十五记载史姁“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瘗上，若杖折，掘出我。’”虽然是死前语其母，可同样说明需要告诉生人知道，否则无人掘出尸身，亦无法复生。《西游记》三十七回记载乌鸡国国王死而复生，也是鬼魂先托梦给唐僧，告诉尸身所在，唐僧才派孙悟空、猪八戒去寻得国王尸身，使他复生。这些民间传说可以和我们对简文的理解相参照。
按照上述理解，丹和犀武本来未必有关係，那麽爲什麽要告诉犀武的舍人呢？我们姑且做一个推测：一则丹是大梁人，犀武是魏国将军，他的舍人中有大梁人并不奇怪，大概这位舍人是丹的旧识，故丹语之；二则丹是罪犯，要掘出他的尸身让其复生，恐非有力者不能办到，犀武是丹葬地附近比较有势力的人，只有通过他才可以达到掘出尸身的目的。丹葬于垣雍，[13]垣雍战国属韩，密迩魏地，犀武可能当时就在附近。
志2～3“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
“论”字李学勤先生认爲是“议其功罪之意”，“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意思是“犀武审议他的舍人……命的，认爲丹罪不应死”。按，根据上文对“吾（语）犀武舍人”的理解，我们怀疑“论”字是误释或简文误书，可能本是“龠”或“籥”字，读爲“吁”，即呼令之意。《说文》：“吁，呼也。……读与籥同。《商书》曰：‘率吁衆戚。’”《史记·张仪列传》“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使其舍人＋V”、“令其舍人＋V”，和简文“吁其舍人……因告……”句式类似。“尚”疑当读爲“掌”，“掌”从“尚”声，音近可通。战国齐官玺“尚路”当读爲“掌路”，三晋官玺“左库尚岁”当读爲“左库掌岁”，[14]是其例。“舍人掌命者”大概是犀武手下负责卜算人命的舍人，由于丹告诉犀武某舍人己将复生，于是舍人掌命者算知丹命不当亡，犀武才会命此舍人掌命者告司命史公孙强。这样理解的话，丹得以复活的理由可能就不是“罪不应死”了。古代传说中复生的理由常常是阳寿未终，如上引《搜神记》卷十五顔畿鬼魂附人体说“我寿命未应死”；又如同书卷一记“西安令干庆死已三日，（吴）孟曰：‘数未尽，当诉之于天。’”；又如同书卷六记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既殓而复生，“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当死。’”丹得以复生的原因可能也是阳寿未尽。
志3“因令白狗穴屈（掘）出丹……”。“白狗”之释，最早由李学勤先生提出，方勇先生则释爲“白狐”。单就事理而言，无论“白狗”还是“白狐”，恐怕都不能作“掘”的主语，因爲“掘”是人的动作，不能由狗狐做出。《搜神记》卷六记载一新生儿“不举，葬之陌上。后三日，有人过，闻儿啼，母因掘，收养之”；卷十五记史姁死而复生，亦由其家人“掘出之”，都是人掘，可以参证。李先生把“因令白狗穴屈（掘）出丹”翻译爲“公孙强就叫白狗把丹从地下掏掘出来”，“掘”上加一“掏”字，大概就是爲了和“白狗”能够照应，其实是勉强的。另外，按照李先生的翻译，“穴”字也没有着落。以上是从文义来看的。从字形来看，所释“白”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本篇5号“白”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4号“柏”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相互对照，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和“白”字内部笔划的形态明显不同，疑是“民”字之残。所释“狗”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志3），睡虎地秦简“狗”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对照来看，把该字释爲“狗”是可疑的。另外，本篇4号“乃闻犬吠鸡鸣而人食其状类益”，所释“状”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睡虎地秦简“状”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15]对照来看，把该字释爲“状”也是可疑的。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二字形体相近（唯下部两笔相聚处左右朝向不同），可能是同一个字，疑是“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字，即“渊”字初文。墻盘“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金文编》735页），石鼓文《汧沔》“渊”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马王堆帛书“渊”字作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16]可以对照。
“渊穴”疑当读爲“穿穴”，即挖开墓穴。“穿”属昌母元部，“渊”属影母真部，韵部相近，声母方面舌音章系和喉牙音也有关係，如“屈”（溪母）从“出”（昌母）声，“唐”（定母）从“庚”（见母）声，“贪”（透母）从“今”（见母）声，等等。“渊”和见母元部的“干”相通，[17]从“串”（昌母）声的“
犀武-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和见母元部的“关”相通，[18]而秦简以“串”爲“穿”，[19]所以“渊”有可能读爲“穿”。《搜神记》卷六记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可以参照。
志4“乃闻犬吠鸡鸣而人食，其渊类，益少麋墨，四支不用”。
“渊”疑读爲“皯”，《说文》：“皯，面黑气也。从皮、干声。”“渊”与“干”相通，故可读爲“皯”，简文指丹面有黑气。《列子·黄帝》：“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皯黣。”“类”或可读爲“戾”，“纇”与“戾”通，“类”、“纇”并从“頪”声，故“类”可读爲“戾”。“戾”，止也，定也。[20]“其皯戾”可能是说丹面部的黑气终于稳定下来，不再加深。
“其渊类，益少麋墨”李学勤先生断读爲“其状类（纇）益（嗌）、少 麋（眉）、墨”。我们怀疑当以“益少麋墨”爲句，“麋墨”读爲“霉黑”。《论衡》“晋文反国，命彻麋墨，”黄辉注云：[21]
吴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文公反国，至河，令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咎犯闻而夜哭，再拜而辞。”此云“麋墨”者，“麋”假爲“霉”，麋、霉同部，声近。《淮南子·说山篇》云：“文公弃荏席，后霉黑，咎犯辞归。”“麋墨”即“霉黑”也。辉按：《说苑·复思篇》亦作“黧黑”。麋黑谓人顔色。《淮南》高、许注谓卧席之黑，非是。
“麋”、“霉”都属明母，脂、微二部关係密切。《说文》：“霉，中久雨青黑。从黑，微省声。”“麋”与“微”通，[22]故可读爲“霉”。除了上引《淮南子·说山》外，“霉黒”还见于《淮南子·脩务》“舜霉黒”，“（申包胥）面若死灰，顔色霉黑”。“益少霉黑”指丹皮肤上的黑色越来越少了。“其皯戾，益少霉墨”是承上文“乃闻犬吠鸡鸣而人食”而言，丹开始恢复正常人的知觉，吃生人饭食，所以气色逐步好转。
“四支（肢）不用”，李学勤先生解释爲四肢废而不能转动。疑“不用”当读爲“不通”， “四肢不通”见于古医书，如《医方类聚·诸暑门》“白虎汤：治中暑手足微冷，烦渴，四肢不通”；同书《养性门》“切慎东南贼邪之风，犯之令人多汗，面肿腰脊弥痛，四肢不通”，可以参照。大概由于丹的四肢久不使用，所以导致筋络或气血不通。《吕氏春秋·求人》“顔色黎黑，窍藏不通”，辞例与简文相近，亦可参看。
（编者按：[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8月。下引放马滩秦简简文及整理者意见，凡出自此书者，不另注。
[2]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第28页。下引何先生意见出处同此。
[3]李学勤：《放马滩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收入氏着《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下引李先生意见出处同此。
[4]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第28页。
[5]李先生对简文的译文中有“……名叫丹的[自述]”。
[6]方勇：《读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Default.asp）2009年11月6日。下引方先生意见出处同此。
[7]雍季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27页。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第128页。
[9]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製年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0]雍季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第28页。
[11]参看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2004年第7期，第69页。
[12]雍先生把“犀武”释爲“犀首”，与字形不合。
[13]“垣雍”又见于安徽天长安乐汉代简牍，参看胡平生：《天长安乐汉简〈户口簿〉“垣雍”考》，简帛网2010年2月3日。
[14]李家浩：《战国官印“尚路玺”考释》，《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
[15]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2月，第155、156页。
[16]前两形取自陈松长编着：《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第445页；第三形取自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92行。
[17]参看高亨纂着、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75页。
[18]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310页。
[19]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第310页。
[20]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第852-853页。
[21]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2月，第800页。
[22]高亨纂着、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第606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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