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姓氏-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苗族姓氏-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六十多年前，谭其骧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对早期湖南蛮族汉化有一个概括性的看法：
湖南自战国时虽已有中原人生息其间，然其时蛮多汉少，蛮族所受华夏文化之影响盖极微，故西汉一代，无蛮事之记载。汉末王莽之乱，中原人士，始大举移植荆湘，至东汉时而蛮汉间冲突迭生，蛮乱时闻矣。其时接触既繁，蛮族中一部分人口，当已颇染汉化。各蛮族皆有“生”、“熟”之分，而“生”、“熟”之分，初无种族上之根本不同，不过因其汉化程度之深浅，予以区别而已。故“生”、“熟”随时代而推移，其始为生，既而进于熟，熟之斯极，遂变而为“汉”矣。是则东汉时之熟蛮，迟至魏晋六朝时，当已尽变为汉。[1]
按照谭先生的看法，湖南土着蛮族的大规模汉化，出现于新莽以后。他还参照后世的民族史材料，推测当时蛮民有生、熟之分，以及由生到熟进而成为“汉”的变化过程。这些见解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具体史料证明，更为确切的早期湖南蛮族汉化过程则很难详知。谭先生也指出：“惜今所传魏晋六朝载籍之涉及湖南人与事者极少，故莫可得而考。”此文发表以来，涉及湖南地区族群演变的论着，数量已经不少。[2]随着湖南地区考古的进展，利用考古资料讨论早期湖南楚文化与土着文化的关係，也积累了不少成果。[3]但总体来说，由于文字资料贫乏，未知区域仍然很多。
这种情况随着近年湖南长沙、里耶、郴州等地简牍资料的陆续发现，有了一些改观。这些资料正在陆续公布，提供了大量湖南地方社会的细节。其中，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尤以数量庞大着称，包含大量吏民姓名，可据之了解汉吴之际长沙地区姓氏结构，引起学者注意。高敏据此讨论了当地的汉人移民及其来源；满田刚则指出，这些姓氏中可能有不少属于蛮族姓氏，并具体辨认了一些蛮姓。[4]这些意见都很值得注意。不过，问题显然不止这些，如大量有蛮姓嫌疑的吏民，可能来源于何种族群？这些族群与现代湖南及其周边地区少数族群的关係如何？还有，编户蛮民及其所使用的汉式姓名又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与外来的汉人移民如何相处？中古时期长沙地区的地方豪族主要是在汉姓还是蛮姓编户中成长起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古代中国境内的非汉族人群，有非汉族、异民族、少数民族、族群等多种不同称呼。这涉及到“民族”和“族群”的定义。现代社会学者一般认为，“族群”一词较为偏重文化传统和血缘联繫。“民族”一词则内涵较广，除了指族群和血缘家系外，还带有较浓的公民和国家色彩。[5]古代湖南周边蛮族显然更符合“族群”概念。所以本文论证中主要使用“族群”一词。
一、走马楼吴简吏民姓氏构成
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总数在十万枚以上，预计全部出版尚需较长时间。高敏、满田刚等学者的姓名研究，主要依据《嘉禾吏民田家莂》。此后陆续公布的《竹简（壹）》、《竹简（贰）》，多为户口、赋税记录，也提供了大量姓氏资料。由于吴简整理发表有一定随机性，以上几种资料可视作不同抽样。而《嘉禾吏民田家莂》分为两个年份，又可视作两份样本。下表即依据这四种资料製成。其中，《嘉禾吏民田家莂》参考了满田刚的统计资料。《竹简（壹）》、《竹简（贰）》分别根据所附人名索引统计。
此表有几点需要说明：（1）吴简中出现的姓氏有一百多个，包含大多数常见姓氏。为免烦琐，表中对人数仅为一、二人的姓氏未予列出。考虑到《吏民田家莂》登录人数相对较少，放宽到二人。（2）考虑到残姓名和同姓名现象，表中只对明确记载不同丘里的残姓名和同姓名分别统计，否则不予计入。但即便如此，由于残破，不少同姓名不同丘里者所属不好判定，上述统计仍会有一定误差。（3）简中有些相近姓氏应是同一个姓的不同写法，如番和潘、五和伍，对此仍按两个姓分别统计。
不可否认，吴简中出现的姓名并非全部是临湘当地居民。除去在临湘任官者或屯兵的将领，还有不少来自临湘邻县的安成、永新、刘阳等地民众。不过，前者人数很少，可以忽略。后者来自临湘周边诸县，居民来源上应当很接近，可以一併计入。本文特别关心的是那些在每份资料中均出现人数较多的“大姓”。他们无疑代表了当地人口的主体。综合三份资料，总计人数多于三十人次左右者，可列出如下：
潘（番）、谢、黄、烝、邓、李、张、陈、唐、吴、周、区、郑、刘、朱、文、廖、伍（五）、胡、何、蔡、雷、庐（卢）、殷、石、谷、吕、鲁、逢、王、郭、杨、高、赵、梅、毛、娄、许
由于姓名残破等原因，上述姓氏表会有一些误差。不过，稍加比对就会发现，四份资料所提供的姓氏人数排名，相似度是很高的。而且分姓计算的人数，按降序排列差别相当大。其中潘（番）、谢、黄、烝、邓、李等几个姓氏，人口优势相当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口较多姓氏的相当一部分，曾在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出现过。东牌楼简中出现了30多个姓，有19个可以与上述吴简大姓中找到。[6]这就表明，汉末孙吴之际临湘地区有其特殊的地域姓氏结构，人口较多的大姓相对固定。
这种特殊姓氏构成似乎很早就已存在。湖南地区所出楚国官印中曾记有一些姓名，如“区夫相尔”、“黄铸”、“登（邓）绘”、“张女”、“黄惑”、“张磘”等等。[7]这些均为吴简大姓。已发表的里耶秦简记载姓名不多，黄、五（伍）等吴简中的大姓却出现多次。
走马楼吴简主要姓氏统计表
嘉禾四年《田家莂》
嘉禾五年《田家莂》
《竹简（壹）》
《竹简（贰）》
李（39）
宗（2）
烝（109）
监（4）
谢（121）
徐（8）
黄（99）
毛（9）
黄（38）
孙（2）
黄（76）
孙（4）
黄（113）
杜（6）
潘（88）
宗（8）
谢（35）
杨（2）
谢（72）
杨（4）
烝（106）
彭（6）
烝（86）
马（7）
烝（32）
壬（2）
邓（63）
林（4）
李（96）
丁（6）
谢（84）
孙（7）
陈（32）
田（2）
潘（51）
卢（4）
陈（76）
聂（5）
李（66）
这（7）
周（28）
涂（2）
李（40）
光（4）
邓（73）
高（5）
邓（55）
董（7）
潘（26）
樊（2）
张（40）
蒴（4）
潘（71）
史（5）
周（55）
丁（6）
张（22）
利（2）
唐（36）
焉（4）
张（71）
钱（5）
蔡（52）
由（6）
郑（22）

吴（35）
逢（3）
吴（56）
英（5）
张（52）
徐（5）
唐（21）

区（31）
雷（3）
番（55）
程（4）
吴（51）
彭（5）
邓（18）

陈（30）
勇（3）
区（53）
冯（4）
唐（50）
光（5）
区（17）

朱（30）
壬（3）
唐（53）
秦（4）
朱（41）
苗（5）
吴（16）

周（25）
田（3）
周（46）
乐（4）
郑（37）
樊（4）
刘（15）

刘（25）
许（3）
郑（42）
这（4）
区（36）
孟（4）
胡（15）

番（25）
忩（3）
朱（41）
壬（4）
陈（32）
监（4）
文（12）

蔡（24）
冯（3）
刘（38）
诵（4）
五（28）
利（4）
五（12）

廖（23）
尹（3）
谷（31）
米（4）
番（27）
壬（4）
番（11）

文（22）
赵（3）
何（30）
梅（4）
刘（23）
梁（3）
逢（11）

何（20）
这（3）
文（28）
利（4）
何（21）
聂（3）
蔡（10）

郑（19）
王（2）
毛（28）
华（4）
胡（20）
向（3）
殷（10）

殷（17）
由（2）
胡（27）
巨（4）
文（18）
常（3）
朱（9）

胡（15）
彭（2）
廖（25）
忩（4）
廖（18）
杜（3）
雷（8）

五（15）
涂（2）
雷（24）
傅（4）
谷（18）
汜（3）
廖（7）

谷（14）
应（2）
石（23）
光（3）
鲁（16）
龚（3）
吕（7）

石（11）
敖（2）
五（20）
宗（3）
殷（14）
罗（3）
娄（5）

吕（13）
诵（2）
殷（22）
马（3）
郭（14）
米（3）
王（5）

鲁（11）
武（2）
王（17）
宋（3）
卢（13）
秦（3）
由（5）

卢（10）

监（16）
田（3）
雷（13）
诵（3）
杜（5）

梅（9）

庐（16）
万（3）
庐（12）
言（3）
郭（4）

高（9）

吕（16）
韦（3）
王（11）
尹（3）
米隹（4）

聂（7）

蔡（15）
卫（3）
杨（11）
勇（3）
米（4）

巨（7）

许（14）
侯（3）
逢（11）

何（3）

苗（6）

赵（14）
林（3）
赵（10）

卢（3）

马（6）

董（12）
苏（3）
石（10）

梅（3）

姆（6）

逢（11）
庾（3）
冯（9）

毛（3）

吕（5）

郭（11）
伍（3）
吕（9）

卫（3）

娄（5）

杨（10）
焉（3）
许（9）

勇（3）

郭（4）

孙（10）
勇（3）
梅（9）

彭（3）

毛（4）

娄（10）
棋（3）
娄（9）

石（2）

宗（4）

鲁（9）
蒴（3）
高（9）

资料来源：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嘉禾吏民田家莂》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竹简（壹）》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竹简（贰）》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8]此外，《隶释》卷4录有东汉熹平二年桂阳太守周憬碑阴，列有桂阳郡数十位吏员题名，提供了东汉时期长沙临近地区可资比较的资料。下面是其姓氏和人数：[9]
黄（4）、刘（3）、龚（3）、周（2）、左（2）、区（1）、蹇（1）、华（1）、王（1）、郭（1）、邓（1）、朱（1）、潭（1）、张（1）、马（1）、褚（1）、蔡（1）、宋（1）、尧（1）、张（1）
这些故吏绝大多数来自桂阳郡属县，尤以曲江、含洭居多。碑阴所列故吏人数不算太多，但作为一种概率来说，仍有相当参考价值。排除地域差异等因素，故吏姓氏与吴简大姓相比也有相当的对应性。此外，郴州苏仙桥出土孙吴残简中，记有陈、廖、李、刘、邓（2人）、黄、谢等姓氏。这些均为走马楼吴简大姓。[10]同为苏仙桥出土的西晋简虽然尚未公布，但根据笔者调查的结果，所记姓氏也多与吴简大姓相合。由此看来，汉末吴初桂阳郡吏民的姓氏构成，与长沙郡也颇为接近。
现存汉晋以前文献中所记载的湖南地区人物不算太多。初步搜检，籍贯长沙的可以找出区星、区景、邓骞、邓粲、陈平子、桓雄、易雄、韩阶、虞悝、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刘寿、徐韦、桓龙、王毖、古初，武陵的有潘濬、潘京、廖立、伍朝、龚玄之、李娥、黄道真，零陵的有黄盖、刘巴、蒋琬、刘敏、观鹄、周服，以及桂阳的谷朗、张熹、苏耽、成武丁，等等。[11]这份名单还不完全。考虑到下节还有讨论，武陵、桂阳蛮族叛乱者的姓名没有列入。除此之外可能还有遗漏。不过，这些人的姓氏已让人感到很熟悉。能在文献和石刻题名中出现，大都是当地有身份的人。他们和吴简所记多为普通吏民是不同的，但很明显，文献和石刻所记人物姓氏，许多就是吴简中人口较多的大姓。这种相似性不仅发生在长沙郡，相邻的桂阳、零陵诸郡亦然。
以上几种资料对照的结果，显示出吴简所录吏民的姓氏结构确有其地域特徵。而且我们确信今后陆续公布的吴简资料，所录吏民姓氏结构也应与此相似。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带有明显地域特徵的姓氏结构呢？
二、汉姓与蛮姓
吴简所录居民，来源无疑是相当複杂的。大量中原常见姓氏在吴简中出现，如高敏所说，表明中原人口向长沙地区的移居，早在永嘉之乱以前已经开始。[12]实际上，这一过程至迟不会晚于楚秦之际，可能还会更早。秦汉先后向岭南用兵，据称就有兵卒留居未归。而新莽和东汉末期的政治动荡，都是促成中原人口南迁的重要契机。[13]特别是临湘周边地区，汉初以来就是郡国治所，移民比例应该更高。
汉人移民徙入的方式有很多。除了戍兵因素以外，还有官府主导的徙民，如秦初曾“以谪徙民，与越杂处”；[14]《后汉书》卷18《吴汉传》：建武十八年，巴郡反，“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类似官府组织的徙民，秦汉时期一定还有不少。加上避乱南迁、逃亡、经商等因素，汉末临湘周边必有相当规模的汉人移民或其后裔。最明显的是吴简中人数很多的刘姓，有不少应属于刘姓长沙国宗属后裔。
汉人或其后裔在吴简居民中所占比例，很难具体推算。吴简排名靠前的大姓中，李、张、陈、刘、朱、王、郑、孙等都是汉人常见大姓。这似乎表明汉人或其后裔人数不少。但是，这些姓氏是否全部为汉人或其后裔，是很成问题的。满田刚通过比较吴简姓氏和史籍所记的蛮、山越、南越等姓氏，认为吴简中的胡、石、张、田、鲁、向、文、梅、秦、陈、李、潭、郑、雷、赵、潘、黄、桓、孙、区、樊、仇等，可能都是蛮族採用的汉姓。[15]这份名单中就包括了张、陈、李、赵、孙、郑等汉人大姓。由于不少蛮民汉化后採用这些汉人常见姓氏，使得判定这些姓氏所属非常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说，吴简中人数较多的那些姓中，有蛮姓嫌疑的姓所占比例是很高的。满田刚举出了二十二个吴简蛮姓。这些蛮姓中有十二个在吴简人数中排名靠前。而且，这份姓氏单还很不完整，如下节所论，至少还应当包括周、唐、廖、吴、烝、谢、何、邓、殷、伍等不少姓氏。合併来看，吴简前三十余位的大姓，至少有二十个左右有蛮姓嫌疑。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会更高。与此同时，吴简中人数较少的那些姓氏，即出现人数在3人以下的姓氏，有很多都是中原常见姓氏。如范、樊、韩、侯、桓、贾、梁、罗、马、孟、牛、宋、万、韦、夏、项、宗、曾、庾，等等。这样推算起来，虽然蛮姓和汉姓无法完全区分，但吴简居民具有相当大比例的土着成分，却是可以肯定的。
文献中本来就有长沙多蛮夷的记载。《汉书》卷95《西南夷传》记南越王赵陀之语：“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颜师古注曰：“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可见汉初长沙郡仍多杂“蛮夷”。[16]新莽时期曾一度改长沙郡为填蛮郡，也表明朝廷观念中，长沙地区仍然具有相当的蛮夷色彩。东汉长沙、武陵地区蛮族有过多次动乱，这在《后汉书》中有详细记载，毋庸多说。东牌楼东汉简牍中有一支相关简：
简60：要遇蛮夷邂逅到今府息属（？）以（？）□……
此简整理者定名为残书信，保存不很理想。其中“蛮夷”二字，可与史籍所记东汉后期长沙周边诸蛮族的动乱相印证。[17]与此相应，走马楼吴简中也有两支“夷民”简：
简《壹》984：日□中尚（？）……部伍夷民
简《壹》1648：其卅一斛五斗付吏区业给廪夷（？）民
两简提到的“夷民”，与东牌楼简应有承续关係。从简中反映的情况看，这些“夷民”显然有别于官府编户，应当视作孙吴初期仍然存在的一种土着族群。[18]其性质与西晋户调式提到的“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或许比较接近。孙吴初期他们似乎还有反抗举动。《竹简（贰）》多次出现一个“贼黄勋”，如简《贰》3859：“其卌二斛一斗七升贼黄勋黄龙三年叛物买米。”黄氏是蛮民大姓，黄勋或即“夷民”领袖。这种“夷民”直到唐初也仍然存在。《隋书》卷31《地理志下》：“荆州”条：“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蛮民动乱目的是抗议赋役徵发，《宋书》卷97《夷蛮传》：“蛮无徭役，强者又不输官税，接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这种动乱实质就是编户化与反编户化的斗争。
古代不同种群的土着族群，在与华夏族接触并逐步採用汉式姓名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其比较鲜明的族群姓氏特徵。如板楯蛮，据《风俗通义》所记，就主要有七个姓氏：卢、朴、遝、鄂、度、夕、袭，号称板楯七姓（一说为：罗、朴、咎、鄂、度、夕、龚[19]）。《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记南中大姓，有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永昌郡大姓：陈、赵、谢、杨。这就提示，吴简大姓同样可能是某些族群的姓氏标记。而汉晋时期居于长沙周边的“蛮夷”，有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多支。其姓氏与吴简大姓颇为吻合。如《隶释》卷7《车骑将军冯绲碑》记有“五溪蛮夷”黄加少、高相、法氏、赵伯、潘鸿等人。《后汉书》卷38《度尚传》提到桂阳郡“宿贼渠帅”卜阳、潘鸿、胡兰。潘、黄、胡、赵等都是吴简大姓。[20]可见吴简大姓和这些土着蛮族有着密切的族源关係。由此来说，吴简中的相当部分大姓原本可能就属于这些土着族群，后来才变为官府控制下的编户民。
问题是，这些与吴简大姓相关的早期土着，其族源究竟如何？他们和长沙蛮、武陵蛮、零陵蛮、桂阳蛮等多支蛮族之间，关係有无近疏之分？还有，湖南地区周边至今仍有很多汉族以外的族群居住，他们与吴简大姓又有何关係呢？
三、吴简大姓与湖南周边族群姓氏
古代长沙周边地区是多族群交彙之处。从考古学上看，濮僚、苗蛮、百越等多种系统的早期文化遗存，在长沙周边地区均有发现。[21]在Eberhard 对南方族群的另一种分类中，湖南地区是瑶文化、泰文化、越文化、獠文化等交彙之地。[22]这决定了当地土着族群来源的複杂性。从地理分布上说，现代苗、瑶、土家等生活在湖南及其周边地区的族群，与早期长沙土着民可能有较密切的关係。这些族群也各有其特殊姓氏构成。[23]下面依次列出这些族群的常见姓氏，然后与吴简姓氏加以比较。
土家族 湘西北是土家族聚居地之一。其来源说法不一，或以为巴人，或以为与苗瑶有更密切的关係，或以为武陵蛮后裔。土家族姓氏结构有其特点。汉晋以后一直到近代，此地蛮族大姓主要是田、向、彭、梅、覃，及马、冉、王、黄、刘、尚、杨、张等。从这些姓氏看，土家与武陵蛮关係较近。《后汉书》记有多位武陵蛮首即所谓“精夫”，其姓氏有相、田、覃、杨等，均为土家大姓。[24]土家大姓有的与吴简大姓吻合，如黄、张、刘等。但最主要的土家大姓，如田、向、彭、梅、覃，除了梅姓外，吴简中出现人数均不多。这似乎表明，土家先民与吴简大姓族源上不太密切。
苗族 湘西、湘西南是苗族的重要聚居地。其姓氏有苗姓、汉姓两种。苗人汉姓在不同地区人口不一，湘西一带以吴、龙、廖、石、麻、杨、田、伍居多，湘西南还有杨、潘、吴、李、粟等。苗姓、汉姓并不完全对应，有的一个苗姓对应着两三个汉姓；有的一个汉姓对应着两三个苗姓。[25]苗族汉姓不少与吴简大姓吻合，如吴、廖、石、伍、潘、雷等。苗族分布地域较广，比较起来，湖南苗族在形式上与吴简大姓吻合度更高。这表明苗族先民与吴简大姓关係应较密切。而容观敻很早就认为，长沙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有很多文化因素与苗族相似。他由此怀疑，墓主人利苍或者就是归附朝廷的苗族首领。[26]不过，苗族在后来的移动种必然又融入了很多其他民族成分，所以现代苗族姓氏显得较为複杂。[27]淩纯声、芮逸夫曾指出，苗族汉姓可分为土着和移入两种情形。[28]《苗防备览》卷8《风俗考上》：“苗姓，吴、龙、石、麻、廖为真苗，其杨、施、彭、张、洪诸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可见土着和移入的苗人，在姓氏上有着显着区分。比较起来，上述“外民入赘”诸姓，姓氏上似与土家姓氏关係密切。
瑶族 湘桂交界山区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瑶人虽有十二姓之说，实际上因种群繁多而差异较大。十二姓见于瑶族着名文献《过山榜》（或称《评皇券牒》），由于传抄和人口变迁等原因，十二姓具体也有差异。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冯、蒋、雷。[29]实际不止这些，胡耐安指出：“过山瑶族的姓有盘、赵、邓、黄、李、周、祝、莫、唐、房、冯、陈、张、成、戴、劭、王、邝18种，其中，盘、赵、邓3姓似乎移住最早。其中也有汉族出身而同化于瑶族的人，或是由归化的人。例如……莫姓原来就是连县的汉人，他们在瑶山长期经营商贩业，后来娶了瑶女为妻，同化为瑶族。”[30]瑶族姓氏与吴简大姓吻合度较高，赵、邓、黄、李、周、唐、陈、张、胡等姓吴简中出现人数都很多。瑶族在族源上与吴简大姓先民较为密切。
这裏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瑶族第一大姓是盘，这个姓氏不见于吴简。而吴简最大姓氏之一的潘，也不见于瑶姓。这很令人奇怪。我怀疑两者本是一个姓的不同写法。史图博、李化民调查佘民姓氏时指出：“佘民……有四个姓：兰、雷、锺、盘。然而在景宁及其附近地区已没有盘姓支氏族了。他们显然已改为潘姓而成为汉人了。”[31]这个调查很有启发。土着民借用汉字拼写自己的姓氏时，用字本来就有很大的随意性。盘、潘读音相同，可能苗、瑶等族后来强化盘古信仰，改写作盘，少量潘姓仅在一些小族群中保留下来。
这三个族群外，另外一些湖南周边的族群，也与吴简大姓吻合度较高。有些特别的吴简大姓，如谢、潘、区等，现在大部分南方族群中并非大姓，但在特定族群中仍是常见大姓。比较重要的，可以举出仫佬族、仡佬族、侗族、水族等。
仫佬族、仡佬族 仫佬族聚居在广西西北部，有罗、银、吴、谢、潘、梁、周、韦、张、黄、吕、包、卢等姓，尤以罗、银、吴、谢最为大姓。除罗、银等几个姓外，大部分姓与吴简大姓吻合。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谢姓是吴简中人数最多的姓之一，现代南方族群中谢姓人口却很少，满田刚辨认蛮姓亦未列入。仫佬族中谢姓则是最大姓氏之一。谢姓在与仫佬族族源相近的仡佬族中也很常见。由此判断，吴简中的谢姓也应该被列入蛮姓。仫佬、仡佬的起源比较複杂，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与古代夜郎和后来的僚人有相当的承袭关係，兼有濮、越的文化特徵。[32]仡佬族常见的有40多个姓，从姓氏上判断，其族源也是相当複杂。谢姓或许属于百濮系的姓氏。
侗族、水族 侗族主要分布于湘黔桂毗邻地带，有吴、杨、石、欧、李、潘6姓，均为吴简大姓。其中，欧也就是区，当为谐音转写差异。区姓今天在南方族群中已较少看到。还有潘姓，潘姓吴简中人数极多，在苗、瑶等族群中却未见到，仡佬、壮等一些族群中虽有潘姓，人数亦不多。而潘姓除了在侗族中人口较多，水族中还是最大的姓氏。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水族大姓与吴简大姓吻合的还有吴、胡、张等。据说是水族先民的“抚水蛮”，宋代的主要姓氏为“区、廖、潘、吴四姓”，[33]亦均为吴简大姓。这表明水族与吴简先民在族源上也有密切关係。
必须承认的是，现代南方族群是历史上不同族群经过长期移动和混融而形成的，姓氏来源都比较複杂。[34]吴简反映的大姓情况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期间这一地区的族群移动和融合也是相当複杂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吴简大姓与苗族、瑶族、仫佬、仡佬、侗、水等现代湖南周边少数族群，具有很高的大姓对应度。[35]这种情况无疑表明，吴简相当多的大姓应来源于当地土着。此外，如果单纯从姓氏上判断，吴简大姓与湖南偏南地区的诸族群，姓氏吻合度上似乎更高一些。吴永章先生曾认为，从后世瑶、苗在湖南的分布格局来看，苗居偏西，瑶居偏东偏南，所以武陵蛮似与苗族先民关係较多，而长沙、零陵、桂阳诸蛮与瑶族先民关係似更密切。[36]这个判断是值得注意的。除此之外，吴简中常见的黄、周、吴等大姓，在今天很多南方族群中都是常见姓氏。这些族群大都拥有共同的百越祖先。这些都表明吴简大姓与百越族群关係极为密切。[37]
从考古文化类型上来说，古代长沙周边的“蛮夷”，本来与古越人关係较近。[38]常德夕阳坡2号墓简牍记有“越诵君龟匩其众以归楚”。[39]这个“越诵君”可能就是当地蛮夷酋长。里耶秦简J11210称：“鞫之越人以城邑反蛮衿害弗智（正面）/廿六年六月癸丑迁陵拔讯辕蛮衿（背面）。”[40]简中提到的“越人”可与“越诵君”相印证。而司马迁曾指出，作为“南楚”的长沙等地，“与闽中、干越杂俗”。[41]扬雄《方言》一书中还记有不少“南楚”语词，据语言学者研究，与现代百越系族群的语言比较接近。[42]这些都证明早期长沙周边土着与百越族群的密切关係。
不过，强调吴简大姓与百越族群关係极为密切，并非否定其族源上的複杂性。上述里耶简中就还两次提到一个“蛮衿”。与之相关，里耶出土秦代户版中也出现过一个“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简K27）。南阳是里名，户主名叫“蛮强”。由此来看，里耶居民似与苗蛮有相当关係。里耶地处湘西，从地理上说是比较符合的。长沙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前面提到，容观敻就认为长沙马王堆汉墓有很多苗蛮文化因素。苗蛮、百越是南方的两大族系，总的来说，越居南居东，蛮在北，但作为名称，概念变化是很大的。[43]史籍中对此分别也不清晰。如《隋书》卷82《南蛮传》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也，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古代长沙周边处于多族群交彙地带，混有蛮、越两种族系成分并不奇怪。
大体而言，长沙周边最早的土着民，应以百越族群为主体，与此同时，也混有相当的苗蛮成份。后来随着楚国势力的南渐和汉人移民的进入，逐渐掺杂进了楚、汉等成分。[44]考虑到临湘周边是汉代郡国治所驻地，对于南迁汉人应当是很有吸引力的。东汉时期，武陵蛮等苗蛮系族群活动频繁，其族源和姓氏构成较为複杂，[45]在与朝廷的斗争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被迁徙和纳入临湘周边的编户系统。与此同时，少量巴系蛮民以及西南夷诸部族，也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迁徙到这一地区。吴简居民以人口较多的某些大姓为主体，同时包括诸多人口较少的小姓，正反映了其以土着族群为主，兼有诸多外来族群成分的状况。这种状况还可以推广到长沙郡以及武陵、桂阳、零陵等更广泛的地区。当然，在不同地区其族群混杂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别是临湘周边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汉人移民以及其他族群迁徙混入的比例应该会更高一些。
四、编户化和汉式姓名的推广
湖南土着族群中汉式姓名的採用可能很早。前面提到，湖南楚墓所出官印中已有黄、邓等吴简常见姓氏。问题是，这些汉姓是如何形成的？蛮民中汉姓的使用或者说推广，与编户化过程是否同步？如果汉姓随着编户化而被使用或推广，现代南方族群中使用的汉姓，为何又与编户化了的吴简先民姓氏如此吻合呢？还有，编户化的吴简先民聚落状态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早期长沙土着的编户化和汉化过程。
从考古资料上分析，楚国中后期，长沙周边土着民中楚文化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46]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楚国的南方经略可能更像是据点式推进，目标是南方的战略物资如铜和锡等。[47]对土着民大规模的征服和编户化，可能尚未展开。至于楚墓官印中的汉姓，完全有可能只是流行于蛮民上层，并不意味着此时长沙地区已有大量编户蛮民存在。一般来说，两种异质文化接触时，较高文化对较低文化更容易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往往首先体现在统治上层。他们在生活方式、姓氏制度等层面，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至于一般民众，这一过程要慢很多。文献所记汉代蛮族首领的汉式姓名，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秦灭楚后，编户齐民体制在南方已有推行。里耶秦简J1（16）：9称：“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牒，毋以智，劾等初产，至今年数□□□□谒令都乡具问劾等年数，敢言之。”[48]渚里的十七户人移居到都乡，由于未移交年籍被查出。这则资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户籍控制存在问题，同时也表明户籍制度确已在这一地区推行。前者在里耶出土的户版中还有证明，反映出官府对当地的户籍控制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楚秦交替所造成的暂时现象。[49]此外，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楚国统治时期当地的编户化就很有限，秦朝继承而来，尚未来得及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今后对楚秦出土资料的研究。
汉初对长沙等地採取的是一种羁縻政策。[50]其编户数量仍不甚多，《新书》卷1《藩强》：“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单纯从户口数字来看，东汉时期长沙户口有很大的增长。《汉书·地理志》所记为235，825人，这个数字到《后汉书·郡国志》变成了1，059，372人，口数有四倍以上的增长。《后汉书》所记户口数字可能会有一些不实成分在内。[51]儘管如此，比较起来东汉时期长沙地区必定有一个大规模编户化的过程。而且附籍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增长，显然不能仅归结于移民徙入。朝廷权力的推进和土着民的编户化，应是主要原因。其中，通过战争使大量蛮民编户化就是一种途径。《后汉书》卷38《冯绲传》：“军至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同书卷18《吴汉传》：“汉诛其（巴郡）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这些受降者中必有不少被转化成为编户民。孙吴时仍然如此。《三国志》卷52《吴书·张承传》：“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不管这种战争的动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客观结果是导致大量蛮民编户化。
战争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更经常性的蛮民编户化过程，是在和平时期由地方官员来完成的。《后汉书》卷38《度尚传》：“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这件事虽非发生于长沙地区，做法仍可类比。又，《后汉书》卷76《卫飒传》称：
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
卫飒任桂阳太守在东汉建武年间。他到来之前含洭等三县的编户民大概很少，卫飒通过凿山通道，设置邮驿亭传，从而使官府控制的编户民大为增加。官府对土着民编户化的重视，自然在于“使输租赋”。伊藤敏雄认为，西汉以前蛮族并不承担赋役，大多只象徵性交纳少量宗钱。这是西晋户调式“远夷不课田者交义米”的制度渊源。东汉朝廷试图要求蛮族承担赋役，从而引起蛮族连续动乱。[52]这个结论也说明，南方蛮族的编户化确实在东汉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方官们筚路蓝缕的工作。[53]在土着民编户化的过程中，地方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朝廷变蛮民为编户的过程中，为了户籍控制上的方便，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汉式姓名成为可能。此点明清两代编户官员在为苗民取汉姓时的做法，很值得参考。当时取汉姓，是以汉字音译苗姓，生造苗人汉姓。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以头人苗姓音译；一种是以户主苗姓音译。也有的强制苗人自择汉姓，或官为苗民赐姓。与汉语读音相同的苗人名字，如张、王、胡、羊等，造册时就直接写成相应汉姓。有的还用谐音和近似音登记，苗姓中的养、麻、喜、降、漏、片等音，就写成杨、马（或麻）、许、向、娄、潘等汉姓。清政府每次镇压苗族起义后都要进行普遍的收降登记，登记过程中还往往随意赐姓。[54]
吴简中那些土着大姓的来源，很可能也是经由这样一些过程来完成的。而且，从长沙与周边桂阳、武陵等郡姓氏构成的相似性来推测，音译为汉姓可能是一个主要做法。成为音译姓氏来源的，则有户人本姓、首领姓氏，甚至包括首领官号等多种可能。《搜神记》卷十二曾记载了蜀中杨姓的起源传说：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猳国、马化之子孙也。
这个传说中的怪异成分自然不足论。不过，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起来，这条材料是很值得玩味的。蜀中西南杨姓的起源，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这一地区早期生活的是某一土着族群，该族群或以猿猴为族群标记。他们通过与汉人接触，或者被纳入官府编户系统时，採用了汉式姓名。而之所以大都採用杨作为姓氏，推测起来，很可能因为其族称或者首领号的发音与杨相近。与此相关，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出现过一个临湘精姓家族，有精宗、精张、精昔、精姃等族人。这个家族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田产。[55]“精”是一个很特别的姓氏，《后汉书》卷86《南蛮传》提到，武陵蛮首领称为“精夫”。我很怀疑这个家族也许就与“精夫”有关，以“精夫”这一首领号为姓。这在北方草原族群中本是一种常见现象。[56]从人类学的角度类推，南方族群中可能也会存在。
以上是蛮民编户化和推广汉式姓名的几种可能。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由于避赋等原因，有不少汉人逃到蛮地，“蛮化”为特殊类型的蛮人。《宋书》卷97《夷蛮传》说：“蛮民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吕思勉论山越时指出：“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者虽越也，其人固多华夏也。”[57]他们在官方视野中也属于蛮人。[58]其中有些可能与蛮人一起，后来再度成为官府控制下的编户，二次“汉化”为汉人，也会形成部分汉人常见姓氏。对他们而言，编户化只是一次简单的回归。
当然，蛮民汉式姓名的採用，并不一定与编户化过程有关。早期道教典籍《正一法文太上外录仪》称：[59]
四夷云：某东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县山川界内夷狄羌戎，姓名，今居何处，改姓某，易名某，年岁月日时生，扣头搏颊奉辞：因丑恶生出边荒，不识礼法，不知义方，亹秽之中，善根未决。某年月日时为某随某事得来中国，闻见道科，弥增喜跃，含炁愿活，凭真乞生，依法赉信，奉辞以闻，伏愿明师特垂矜副。谨辞。
四夷道民自陈格式中，有一项“姓名，今居何处，改姓某，易名某”，可见“夷狄羌戎”民众改名、易名是很常见的。楚国官印和汉代文献就已记有很多蛮首的汉式姓名，可知汉式姓名在蛮民中的使用，早在编户化以前可能就已存在。不过，前面也提到，汉化一般会先发生于蛮族首领层。此外还可能是蛮首动乱时与朝廷接触，朝廷为了记述方便而採用汉式姓名拼写其名字。如文献所记蛮首均为单名，可能就与王莽推行单名的法令有关。[60]但对于并不奉行朝廷诏令的蛮首们而言，这些名字显然过于整齐。换句话说，这些蛮首的姓名，有一种可能是在与朝廷接触中被动给与的。[61]
与此同时，一些蛮民在与官府、编户民的接触中，可能也感觉到採用汉式姓名的方便和必要。斯图伯尔曾指出：“土着民与汉族的接触越密切，他们就越发感到比起他们的原始命名法，汉族命名法体系，特别是姓，就更加实用了，他们要同化于比较高的中原文化，便努力显示出对汉族命名法的模仿。他们是否和汉族一样，就要看他们是否採用汉族风格的姓。首先接受这种风俗的当然是各村寨的头人，其族属便也继之而来。他们原则上都自称同一个姓。”[62]竹村卓二也说：“对于父亲单系意识本来就佔优势的土着民来说，汉族风格的姓比较容易渗透进来，同时他们也具有使族外婚制以及祖先祭祀等习惯更加深入的机能。”[63]这个过程是通过族群间的文化接触自然完成的，汉族姓名的实用价值是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少数民族由于考虑到使用汉式姓名的实际用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相当常见的双名制现象，仍存在于很多地区。[64]
不过，斯图伯尔和竹村卓二所提到的这种现象，从文化接触上来说，前提是蛮、汉有相当频繁的接触机会。这一前提在秦汉以前的长沙周边地区是否成立，是值得怀疑的。《魏书》卷101《獠传》：“獠者……散居山谷，略无姓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南北朝时期的獠人，就仍然使用土着名字。由于缺乏资料，秦汉以前的长沙周边地区土着族群的姓名情况现在知道的很少，不过推测起来，可能其中有一些人会由于和汉人的接触而接受汉式姓名，但其所占比例应该不会很大。而前面提到，早期长沙土着民的大规模编户化，集中出现在西汉后期到东汉。由此来说，编户化的土着民中大规模汉式姓名的推广使用，很可能是与其编户化过程相伴随的。由阿谟、阿段、阿夷一类的名字，到吴简中那样整齐的汉式姓名，应当有相当的官府力量在背后推动。
五、吴简大姓与长沙地方社会
这裏就有一个问题。吴简中那些人数上佔有优势的大姓，是否在当地政治、社会上处于优势地位呢？换言之，孙吴初期临湘地方社会中的豪族层，是否就从这些编户化的蛮人后裔中产生？汉晋时期各地豪族层的成长，逐渐形成了所谓“四姓”概念。如同处江南的“吴四姓”和“会稽四姓”。被列入四姓的家族，代表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长沙郡的情况如何呢？
六朝史籍中未见长沙四姓记载。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长沙地区大姓序列的资料，是唐初的几种姓族谱。[65]此外，北宋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大致承袭这些姓族谱，也记载了一个各地的大姓名单，具体如下：
《贞观条举氏族事件》：长沙郡四姓 刘、茹、曾、秦
《新集天下郡望姓族谱》：长沙郡六姓 曾、吴、罗、彭、茹、秦
《太平寰宇记》：长沙郡五姓 刘、茹、曾、秦、彭
这三种记载所录长沙大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茹、曾、秦三姓为共同记载；刘姓见于两种资料；吴、罗则仅见于《新集天下郡望姓族谱》。三种名单中，《贞观条举氏族事件》最早，所记为“四姓”，似乎更接近于汉晋时期的“四姓”状况。可是将其与前述吴简大姓名单相对照，就会发现除去刘姓之外，其余三姓均非吴简人数靠前的姓氏。可见“四姓”与当地人口主要姓氏之间，并无一定对应关係。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吴简中人口最多的那些姓氏，为何不能成为“四姓”呢？
回答这一问题，有两种可能性需要考虑。其一，吴简大姓与现存最早的姓氏书《贞观条举氏族事件》有四百年的时间差距，期间长沙豪族是否发生了兴替？其二，影响“四姓”形成的因素中，人口数量是否相对次要？
汉晋之际见于史载的长沙人物，如前所述可举出区星、区景、邓骞、邓粲、陈平子、桓雄、易雄、韩阶、虞悝、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刘寿、徐韦、桓龙、王毖、古初，等等。他们的姓氏绝大多数不见于唐初姓氏书所列。见于姓氏书的茹、曾、秦等姓，汉晋之际则未见有活跃人物。《梁书》卷10《杨公则传》：“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着姓。”这些州郡着姓目前已很难考知。仅就唐初姓氏书中所记地方大姓，与中古早期当地实际活跃的家族相比较，是有不小出入的。由此来说，中古早期地方大姓的活动，也有一个家族兴替的过程。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于长沙郡，豫章郡亦然。《太平寰宇记》卷106“洪州”记：“豫章有五姓，熊、罗、雷、湛、章。”就六朝史籍来看，湛、章不显，相反胡、邓相当活跃。[66]豫章大姓与吴简大姓有相当符合度，似乎说明两地主要居民在来源上具有相似性，可与长沙郡相参照。
这些大姓不能进入后世的姓氏书，那么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如何呢？换句话说，大姓人群在地方社会中优势如何？这需要了解当地的聚居状态。[67]吴简中出现的基层居民单位是里和丘。在吏民簿中出现的居民大多分属不同的“里”。更多的居民则出现在赋税记录中，分属于一种特别的单位“丘”。从姓氏分布来说，每个里、丘都包含有很多个姓氏；里、丘内部人数较多的仍是上述那些大姓。
理解这一问题，有一个难点是“丘”的性质。学界对此大体分几种意见：（1）行政赋税单位；（2）耕作区；（3）丘即里；（4）居住地。就目前看，“丘”为居住地的意见，似乎获得了更多学者认可。[68]本文支持这种意见。“丘”应是当地民户的居住地，吴简中的“居在某丘”是实指。《论衡》卷19“验符”云：“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临水有侠山，其下岩淦（□），水深不测。二黄龙见，长出十六丈，身大于马，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室丘民皆观见之。”此事发生于东汉初年。其中的燕室丘，又见于《水经注•深水》：“水上有燕室丘，亦因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测，号曰龙渊。”可见“丘”本是聚落。燕室丘所在的零陵泉陵与长沙相邻，聚落形态应相去不远。“丘”在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也已出现。这样看来，“丘”应是民户自然居住空间。侯旭东先生认为丘可能是里人口增多后分出的新聚落，[69]可备一说。丘内的人口构成则与北方类似，某一或某几个大姓人口佔有优势。从较大的地域範围来看，人数占优的姓氏又呈现出一致性。[70]
不过，儘管土着大姓在地域人口中佔据优势，由于蛮民汉式姓名採用有各种因素，单纯从姓氏上并不能确定其早期的亲属血缘关係。这方面一些后世的民族史材料可以参考。《岭外代答》卷10“入寮”条：“邕州诸溪峒相为婚姻，峒官多姓黄，悉同姓婚也。”《桂海虞衡志》亦云：“今黄姓尚多，……有举洞纯一姓者，婚姻不以为嫌。”可见同姓并不意味着血缘上的亲近。大理白族的居住状况也是这样。费子智曾描述说：“对民家来说，村子而非家族，是位居家庭之上的基本社会单位。住同一村子的老百姓，不论姓氏如何都崇拜同一个祖先，严格的说是奠基人，公认的聚居地创始人，即本主。”[71]这种重视共同地域大于共同姓族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白族的姓氏来自于借用的汉姓，由于缺乏原先的取姓时的血缘对应性，这些姓氏之间的亲属关係就很难确定。竹村卓二也指出，瑶族的姓具有两重性。本姓可确定瑶族族籍，亚姓组成事实上的族外婚集团。[72]吴简吏民的汉姓如果也是如此，丘内居民的聚居形态及其早期亲属关係就会变得相当複杂。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姓氏制度在早期南方族群汉化中，究竟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对此还很难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人口佔有优势的土着大姓如何与外来移民相处，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3“五民”中，曾记述了南宋广西地区的民众构成：
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弊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篓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僚者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蜒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
这一记载对于理解汉晋之际长沙郡的居民状况相当重要。五类钦民中，可直接判定为土着民的有两类，即土人和俚人。两者可能种群不同，但更主要的应是文化差异。[73]相对而言，土人是更早被官府编户化和汉化的，俚人的族群色彩则更显着。第二类北人即北方汉人移民。射耕人即今所谓佘民，蜒人是水居民，二者是否构成单独族群暂且不论，但并非当地土着是确定的。以吴简编户比较，人口较多的大姓，大多数应属于“土人”。汉化较浅的“夷民”，可比之为“俚人”，这两类均是当地土着。部分大姓人口和大量人口不多的汉人常见姓氏者，可能与“北人”关係密切，属汉人移民后裔；此外，还有少量来自周边地区的土着民，“射耕人”可视作这种类型。钦民五种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土人和北人。前者人口较多，有土着优势；后者语言和文化上佔有优势。
这种民众构成情况，对于思考长沙大族的变迁也很有启发。人口上数量不佔优势的“北人”，完全有可能依据其语言文化上的优势，而取得地方望族的身份。《隋书》卷29《地理志上》记临洮等地：“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吕思勉先生谈到山越时曾认为，进入越人地区生活的汉人，由于“交易之间，多能睃夷人以自利，则致富易而生齿日繁。又文化程度较高，夷人或从而师长之，久之，遂不觉主客之易位。”[74]可见汉人移民在地方成长上，确实享有更多的比较文化优势。这或者是中古姓氏书中长沙大姓与吴简大姓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儘管如此，汉人移民在人数上的劣势却是很明显的。人数占优的土人（土着编户）在地方社会中自有其成长空间。特别是在乡里支配层面上，土着编户应当更有优势。由此推测起来，六朝尾期出现并曾引起学界极大瞩目的江南腹地土豪层，所谓“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75]，其兴起很可能与秦汉以来南方土着民的持续编户化关係更为密切。[76]
六、结论
概括言之，吴简反映出临湘周边具有特殊的地域大姓结构。这些大姓人口很多应来自于土着族群的编户化。与编户化相伴随，土着民中大规模推广使用汉式姓名，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地域大姓结构。与此同时，那些没有被纳入编户系统的土着民，在与汉文化的接触中也逐渐採用汉式姓名，形成与编户民类似的大姓结构。吴简大姓与不少南方少数族群大姓的吻合，就是证明。由此比对，百越族系后裔与吴简大姓的关係最为密切，人数上似居于主导地位。当然这只是大概而言。古代南方族群的移动、分化和融合相当複杂。姓氏作为一种后起的文化符号，并不能完全说明其本来族源。
吴简所反映出的土着族群编户化，在南方地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东汉江南诸郡附籍人口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就应与此有关。而其背后则是朝廷权力向南方地区的逐步渗透。这一过程无疑是複杂而缓慢的。《魏书》卷96《司马睿传》：“巴、蜀、蛮、獠、谿、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龟，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睿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直到帝制晚期，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进行。[77]研究汉语方言的游汝杰先生指出：“古代中国南方大致是从一些政治和经济中心开始逐渐汉化的。这个过程从古代中央政府在南方建置郡县的情况可见一斑，即从一个较早建立的母县分出子县，……汉族的语言和文化不仅随着县的设置在南方步步深入，而且也以县治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较落后的地区扩散。上述汉化的过程在西南地区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进行。”[78]在此过程中，朝廷权力和教化起到了主导作用，地方官僚则是具体执行者。
在编户化的过程中，土着族群的自我身份认同会产生分化。《隋书》卷31《地理志下》称：“（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居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那些认同于“诸华”的土着编户民，人口上虽然佔有很大优势，语言文化上与北方移民相比却处于劣势。中古时期的大姓望族，往往并不从人口最多的姓氏中产生，似乎就说明文化的重要性。当然，在地方社会支配这一层面上，人口占优的土着编户仍具有相当活动空间。
华夏族与南方族群的接触，土着族群的编户化和汉化是最主要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与土着编户民混居的汉人人数上处于劣势，土着风俗也往往会影响他们，使当地民俗总体上呈现出“蛮化”色彩。宋代成书的《岳阳风土记》中，就记有当地一些特殊民风，如流行招赘婚、妇人持门户、集会踏歌、鸡子占卜法等等，与现代南方少数族群风俗对照，就会发现有相当浓厚的南方土着色彩。[79]前两者或可视作母系社会痕迹的遗留。与此类似，《隋书》卷31《地理志下》称豫章诸郡，“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又“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宜春地近长沙，其风习可以参照。[80]可见在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土着族群编户化以后留下的蛮族风习是很显着的。[81]由此来说，在华夏族与南方族群接触的过程中，其文化影响是相互的。正是“汉化”和“蛮化”两个不同方向的文化渗透和融合，造就了中古以降江南社会的文化面貌。[82]
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
（编者按：[1]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原刊《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1939年；收入《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6－237页。
[2]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综论性着作，如P.Ф.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冯思刚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吴永章：《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同编：《中南民族关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伍新福：《湖南民族关係史》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相关专论主要有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2年；白鸟芳郎：《华南文化史研究》，东京：六兴出版社，1987年；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谷口房男：《华南民族史研究》，东京：绿荫书房，1996年；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此外，关于汉魏六朝时期的蛮和山越问题，研究论文数量很多，这裏不详细列举。相关学术史梳理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参看吕春盛：《三国时代的山越与六朝的族群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5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及其概念之演变》，《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
[3]相关成果综述，参看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高敏：《从嘉禾年间<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满田刚：《长沙走马楼吏民田家莂に见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 第1集》，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编，2001年，第80－95页。中村威也在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第23回讨论（2002年8月）时，提交过一篇《古代湖南の异民族と长沙走马楼吴简》，未见正式发表。此外，相关研究还有高凯：《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从走马楼吴简看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他另有《从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初期长沙郡的移民》一文，未见发表。黎明钊：《同乡、同里与异姓丘里》，《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黎石生：《<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姓名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王子今、马振智：《烝姓的源流》，《文博》2003年第3期。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えみる同姓同名に关する一考察》，《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 第1集》，第68－79页。
[5]马戎编着：《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67页。
[6]《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东牌楼简中出现的姓是：周、夏、蔡、陈、唐、李、殷、精、刘、张、番、黄、何、赵、邓、胡、米、吴、朱、这、常、邵、文、伍、新、范、覃、袁、郭、谢等。其中，李、黄、陈、张、邓、周、蔡、夏人数较多。
[7]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考古辑刊》第1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
[8]释文参考张春龙：《里耶秦简校券和户籍简》，《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论文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印，第512－521页。
[9]《隶释》卷4《桂阳太守周憬碑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题名中含洭长苍陆籍属南郡，工师王迁来自南阳，可以排除。另有故浈阳左尉一人，籍零陵泉陵，姓名残缺。
[10]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168页。
[11]区星，《三国志》卷46《吴书·孙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版）；区景，《广韵》卷1虞部“区”，（《四部丛刊》本）；邓骞，《晋书》卷70《邓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邓粲，《晋书》卷82《邓粲传》；陈平子，《后汉书》卷81《範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桓雄、易雄、韩阶、虞悝，均见《晋书》卷89《忠义传》；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刘寿、徐韦、桓龙，均见佚本《长沙耆旧传》（参看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6－127页）；王毖，《北史》卷85《刘子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古初，《后汉书》卷29《郅恽传》。潘濬，《三国志》卷61《吴书·潘濬传》；潘京，《晋书》卷90《良吏传》；廖立，《三国志》卷40《蜀书·廖立传》；伍朝、龚玄之，均见《晋书》卷94《隐逸传》；李娥，《后汉书》志17《五行志五》；黄道真，《方舆胜览》卷30引《武陵记》；黄盖，《三国志》卷55《蜀书·黄盖传》；刘巴，《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蒋琬、刘敏，见《三国志》卷44《蜀书·蒋琬传》；观鹄，《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周服，《论衡》卷19《验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谷朗，《金石续编》卷1《吴九真太守谷朗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张熹、苏耽、成武丁，均见佚本《桂阳先贤画赞》（参看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第56－57页）。
[12]高敏：《从嘉禾年间<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
[1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289页；吕名中：《汉族南迁与岭南百越地区的早期开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4]《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967页。
[15]满田刚：《长沙走马楼吏民田家莂に见える姓について》，第85页。关于南方民族姓氏，参看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05－262页。
[16]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还提到一种《蛮夷律》，《张家山汉墓竹简[243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17]王素：《东牌楼东汉简牍释粹》，《文物》2005年第12期。相关史料编年，参看王素：《汉末吴初长沙郡纪年》，《吴简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第40－86页；关于武陵蛮的活动，参谷口房男：《华南民族史研究》，第11－56页。
[18]王素：《说“夷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19]《华阳国志》卷1《巴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页。另外，《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还有一种说法：“罗、朴、督、鄂、度、夕、龚。”（第2842页）此说当是依据《华阳国志·巴志》， “督”或为“咎”之误。
[20]关于南蛮姓氏，参看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05－229页。
[21]童恩正：《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係》，《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338－361页。学界对南方族群分类有很多不同观点，具体参看白鸟芳郎：《华南土着住民の种族＝民族分类とその史的背景》，《华南文化史研究》，第324－345页。
[22]W•エバ-ハルト（Wolfram Eberhard）：《古代中国の地方文化（华南•华东）》，白鸟芳郎监译，东京：六兴出版，1987年，第34页。
[23]关于现代南方诸族群的姓氏情况，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参考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不详出注。
[24]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长水粹编》，第238－255页。
[25]伍新福：《苗族文化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4－225页；关于苗族姓氏，另参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第112－133页。
[26]容观敻：《试论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的族属问题》，《容观敻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27]苗族姓氏在不同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如黔东南有王、白、田、潘、雷、杨、石、龙姓；黔西北、滇东北和川南有杨、熊、王、马、李、古等姓；滇东南和滇南有陶、吴、龙、张、熊、李等姓。参伍新福：《苗族文化史》，第224－225页。
[28]淩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1940年，第93页。
[29]白鸟芳郎：《傜族の移动经路と种族史》，《东南アジア山地民族志》，东京：讲谈社，1978年，第67－97页；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金少萍、朱贵昌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
[30]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
[31]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县敕木山佘民调查记》，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1934年，第38页。
[32]翁家烈：《仡佬族的社会历史分期及其与越的关係》，朱俊明主编《百越史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4－367页。芮逸夫认为：“仡佬语在结构上似以属汉藏语族（如果承认之一语族）的可能性较大。若再由词序上看，似更近于侗泰语和苗瑶语。”《仡佬的族属问题》，《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第235页。
[33]《文献通考》卷331《四裔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8页上。
[34]如冈田宏二总结宋代溪峒蛮代表姓氏，有彭、田、舒、向、秦、谭、龚、魏、覃、罗、苏、杨、黄、蒙、邓、唐、盘、房、锺、雷、姚、吴、李、陈、骆、区等，《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第437页。这些姓氏就杂有土家、苗、瑶等现代多种族群姓氏成分。
[35]南方诸族群的姓氏有其历史延续性。其中，明代的情况参看白鸟芳郎：《华南·东南ｱｼﾞｱにおける权力构造形成の基盘——种族集团と民族系谱》，《华南文化史研究》，第394－444页。该文重点研究了《明实录》所记的大量土司姓氏，与现代族群姓氏颇可参照。
[36]吴永章：《佘族与苗瑶比较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关于苗、瑶起源及其种族关係，学界也有不同观点。相关讨论另参白鸟芳郎：《华南少数民族の生业形态の分析と类型》，《华南文化史研究》，第290－309页。此外，关于瑶族族源的研究概况，可参冈田宏二所作的综述，《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第60－66页。
[37]蒙默：《苍梧、西瓯与浒——侗族远源探索》，《南方民族史论集》，第324－349页。
[38]傅举有：《关于湖南古代越族历史的几个问题》，《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33－148页。
[39]杨启乾：《常德市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竹简初探》，《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誌社，1987年。
[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4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8页。
[42]李敬忠：《扬雄<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语言演变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43]吕春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及其概念之演变》，第29－56页。
[44]童恩正：《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係》，《南方文明》，第338－361页。
[45]参看蒙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南方民族史论集》，第273－305页；谷口房男：《华南民族史研究》，第81－111页。
[46]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第338－361页。
[47]李海勇：《楚国对南方的经略》，硕士学位论文（未刊），武汉大学历史系，1999年；关于楚国在江南的活动，另参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60页。
[4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49]张荣强：《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户版》，《中日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2007年8月，第10页。
[50]胡绍华：《汉代的初郡制度》，《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苍梧县反者，御史恒令南郡复。义等战死，新黔首恐，操其叚兵匿山中，诱召稍来，皆摇恐畏，其大不安，有须南郡复者即来捕。”《张家山汉墓竹简[243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3页。学者对苍梧所在有不同意见，或以为即长沙。不管如何，苍梧在江南，江南诸郡与南郡的关係是相当特别的，参看陈伟：《秦代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1]李成珪：《虚像的太平：汉帝国之符瑞与上计的造作——从尹湾简牍<集簿>的分析说起》，《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2年，第255－315页。
[52]伊藤敏雄：《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蛮夷支配の系谱》，《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文集——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1－33页。另参黄今言：《秦汉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和贡输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53]汉代地方官员在推进土着民编户化的同时，也使儒家的礼法文化得以传播，参看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9－216页。
[54]李廷贵等：《苗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9页。
[55]《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第73页。
[56]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57]吕思勉：《读史劄记》乙帙“山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8]以往对山越种属有土着越族和逃亡汉人两种意见，具体参看吕春盛的相关综述，《三国时代的山越与六朝的族群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5年。但正如吕春盛所说，不管山越种属中占主导的是什么，在官方认同上均属于“蛮夷”。关于此点，另参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第455－466页。
[59]《道藏》第32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第207页；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60]贾从江：《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61]关于蛮族官印及其民族史意义，参看谷口房男：《<华阳国志>中の非汉民族官印》，《东洋大学ｱｼﾞｱ·ｱﾌﾘｶ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34，2000年。
[62]Stubel.Hans , Die nichtchinesischen Volker Cinas , Soziologus , 2(2):84-117。原文未见，转引自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第200－201页。
[63]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第201页。
[64]纳力戈日碧：《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张锡禄：《白族姓名初探》，《民族学研究》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页。
[65]录文和相关分析，参看王仲荦：《鹊华山馆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8－460页。
[66]拙撰：《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 2002年。
[67]吴简所录民户性质，学界有编户和民屯（或称“国家营田”）两种看法。这带来对民户聚居形态的理解差异。前者表明并非大族聚居，而是多姓混杂，某几姓人口佔有优势（秦晖：《传统中国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传统社会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东汉洛阳出土的“父老僤”就是如此（刑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秦汉史论稿》，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孙吴初期临湘确有屯田，已发表竹简有很多证据。如简《壹》1719提到“黄龙三年屯田贷米三百七十斛”，简中还多次出现一个屯田司马黄升。如果民屯组织大量存在，“丘”就可能是政府依据需要临时编成的，其内部姓氏构成就不具有聚落意义。比较起来，编户说是主流意见，相关成果参王素先生的综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吴简研究》第1辑，第1－39页）。屯田说主要可参孟彦弘：《<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80页；曹砚农：《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看吴国在长沙郡的国家“营田”》，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4－76页。
[68]相关观点的总结和讨论，可参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係再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
[69]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係再研究》，第22页。
[70]关于嘉禾四年、五年田家莂姓氏在不同丘内的出现情况，参看满田刚：《长沙走马楼吏民田家莂に见える姓について》，第87－90页。
[71]费子智（C.P.Fitzgerald）：《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6－77页。
[72]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第201页。
[73]出于对汉文化的认同心理，较早接触汉文化的蛮人，往往会自称是汉人，而在汉化更深的人看来，他们仍是蛮人，参看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
[74]吕思勉：《读史劄记》乙帙“山越”，第578－579页。
[75]《陈书》卷35卷末“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0页。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3－119页。关于蛮汉豪强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第466－480页。
[76]其中，关于本籍长沙临湘的欧阳氏，参看吉川忠夫：《岭南の欧阳氏》，谷川道雄编：《中国边境社会の歴史の研究》，1988年，第48－53页。
[77]关于六朝时期的相关情况，参看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蛮の汉化について》，《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第413－442页。
[78]游汝杰：《中国南方语言裏的鸟虫类名词词头及相关问题》，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李葆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2页。
[79]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80]大理周边直到近代，女性持家、招赘婚等风气仍很盛，参看许琅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德隆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第47－92页。
[81]关于南方族群风俗习惯的留存，Eberhard（W•エバ-ハルト）有详细梳理，《古代中国の地方文化（华南•华东）》，白鸟芳郎监译，第34页。
[82]南方汉语的形成就是一个例证，参邓晓华：《试论古南方汉语的形成》，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6－29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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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苗族姓氏-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