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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年来夜郎研究述评
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述评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夏增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基本上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仍主要集中在夜郎的族属及境域范围、交通路线及文化沟通的通道、夜郎文化、夜郞问题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方面。要使夜郞研究取得进展，一要拓展夜郞研究的史料来源，加强史料搜集；二要拓宽夜郎研究的领域，加强夜郎文化的研究；三要利用新近发现的考古资料，加强相关的专题研究。
［关键词］夜郞 综述 贵州史
夜郎是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方国，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研究夜郎的历史与文明，对于西南民族历史及西南开发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等诸方面的原因，对夜郎的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夜郎研究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有清一代，一批贵州及热心贵州历史的外省籍学者如张澍、郭子章、洪亮吉、陈澧、田雯、丁谦、郑珍、莫与俦、任可澄、何观洲、童业藻对夜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代表作则有张澍《续黔书·庄蹻考》、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莫与俦《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这些前辈学者主要侧重于利用历史典籍中的地理记载及相关的史事以确定古夜郎国的地貌、疆域、有关地方的地理特征，如所临河流、四邻郡邑、著名高山等；其次是有关夜郎的史事，如庄蹻入滇路径、夜郎的有关情形、唐蒙开笮道等等[1]。第二次为20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至九十年代，以贵州省为主的一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夜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夜郎国的存在时间、境域及政治中心、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夜郎的族属、夜郎与中央王朝及周边民族的关系及夜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夜郎研究却渐入低潮，无论是在论文数量、质量及研究范围上，都没有太大的进展；研究人员层次也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可以说，夜郎研究在新世纪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以下简单概述2000年以来夜郎研究的基本情况。
首先，关于夜郎的族属及境域范围，仍然是讨论较多的问题。
翁家烈在总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古代“夷濮”，夜郎国乃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创建。可乐考古出土文物当是仡佬族先民的文化遗存，可乐河南岸的墓群，就是仡佬族先民濮人与官军发生战争后阵亡者的墓地[2]。蒙礼云也讨论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夜郎王族的历史演变系列是濮—夜郎王族一僚一仡佬。在他看来，夜郎的历史较简略，从战国到前25年，以汉武帝时期为历史的界碑，但其社会性质基本未变 [3]。徐学书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认为王滇及王夜郎的是源出岷江上游岷山山区行石棺葬的蜀人最古老的部族———蚕丛氏蜀人建立的岷山王国历史上的“岷山庄王”后裔，而不是楚庄王后裔[4]。
朱路依据《金氏族谱》及故人遗迹，认为夜郎的中心在今长顺县[5]。杨文金依据《金氏族谱》认为夜郎王“多同”后裔族是长顺县广顺镇金氏[6]。但实际上，《金氏族谱》出自清代，关于夜郎部分资料几站全录自《史记》，其叙述先代资料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二文观点大可商榷。
在夜郎的境域问题上，翁家烈认为，古代牂牁江即今北盘江下游河段；夜郎中心区有兴起与强盛不同时期的层次之分，今之威宁、赫章乃西汉犍为郡之汉阳县，赫章又是汉阳都尉所在地，原皆为夜郎方国辖区[7]。蒙礼云则认为夜郎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其国都应在今兴仁境内[8]。此外，还有对个别地理位置的考订。杨东晨对《华商报》2001年1月18日发表的题为《夜郎古国“沉睡”沅陵》的报道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湖南沅陵县城南古城址西山墓区中的大型西汉墓断为古夜郎国墓葬，值得商榷。实际上，楚之黔中郡城非秦代同郡之城，更非古夜郎国王城，上述沅陵西汉墓当为汉景帝之子、长沙国王刘发之后裔墓[9]。浚泉则认为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州无论是从考古、史料、特定环境方面，还是从特产、民俗遗风方面来衡量，都应属夜郎之地，新晃是夜郎古县，名符其实[10]。王义全对夜郎国中心做了更精确的定位，他认为夜郎的中心公元前279年楚庄蹻伐夜郎时，在今长顺县的广顺镇。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时)唐蒙杀夜郎王兴时，夜郎中心在今福泉市杨老寨[11]。
第二，关于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消歇。余怀彦针对周春元等先生主编的《贵州古代史》所主张的夜郎为奴隶社会的说法，指出夜郎的社会性质不属于奴隶社会，它并不具备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从马克思注意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这一点出发，认为对于贵州及其周边这样一个特殊地方，应不受欧洲发展普通模式的束缚，应另寻找对于夜郎社会的更加合理的理解和诠释[12]。
第三，关于夜郎的交通路线及文化沟通的通道方面。胡晓东认为，汉民族进入夜郎最早应始于秦代常頞“通五尺道”到夜郎[13]。其实，当时夜郎与四周的通道很多，把汉民族与夜郎的沟通限于一条道路，过于武断。黄海云通过考察此江源出及流经的夜郎、牂牁地望等方法，考证关于牂牁江为今北盘江、都江、右江上游西洋江的三种观点，得出北盘江最为契合的结论[14]。此文在资料梳理与考据方面下了些功夫，但是也不过是对他人观点增添了几分证据而已。刘汉东认为，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通、经济和文化相通共印，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互相影响，他在考察了两地出土的铜器后，指出铜器文化即是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交流的体现；他进一步提出巴蜀移民在岭南建立的政权的观点，颇显新颖[15]。
第四，关于夜郎文化方面。夜郎文化应该是夜郎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许多方面有待深入探讨。
蒙礼云认为，夜郎文化是指夜郎人到西汉末期为止所独立创造的文化，其因素比较原始，如文献记载中的竹王传说、巫鬼禁忌等，以及考古资料中留下的一些依稀痕迹，这显示了夜郎人在2000多年前播撒文明火种的艰难历程[16]。
高艳、郭长智、熊宗仁也对夜郎文化进行了界定，他们与蒙礼云的观点不同，认为，所谓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化，而是泛指夜郎国时期居住在夜郎境内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融合的文化。它是贵阳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基因、源头和干流；其中也谈到夜郎文化如何与当今贵阳旅游对接的问题[17]。
刘恩元根据历史文献及地方志和有关资料记载，以及贵州历年出土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冶铸范模和青铜冶炼遗址，对夜郎青铜冶炼业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阐述了古代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及青铜冶铸工艺的产生及发展，以及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自身特点[18]。
王天禄从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贵州岩画及夜郎文化这两个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论证，认为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中的现象，贵州岩画是古夜郎人留下的文化遗址，它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古夜郎人的社会生活，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夜郎的描述：“西南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他提出，贵州岩画是夜郎文化的重要遗址，是研究夜郎文化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是研究夜郎文化弥足珍贵的宝藏[19]。
熊宗仁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经济学诸视野对夜郎进行了概述，为开展夜郎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地[20]。他以丰厚的夜郎研究方面的学术素养，对夜郎研究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探求与尝试。
第五，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2000年以来的夜郎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总结、综述较多；一方面原因是世纪之初，对本领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一个潮流，另一方面，也是在夜郎研究徘徊不前的情况下，通过学术总结对研究思路突破的探求。在这些综述中，研究方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侯绍庄结合夜郎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对于文献资料的使用，要鉴别其真伪，了解各类史书的特点；对各类名篇史书记录的史实，要相互联系印证；对少数民族文献资料，要进行准确的断代。只有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才能把夜郎研究引向深入。文章还对有关夜郎的问题如境域、庄蹻循沅水及族属等进行了探讨[21]。文中提及许多学术研究的规范，可以说，为夜郎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借鉴意见。
宋世坤介绍了建国50年来夜郎考古在发现、分布和成果等方面的状况，分析了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特征及其代表器物[22]。
史继忠坚持夜郎研究应当充分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他利用普安铜鼓山遗址、赫章可乐乙型墓葬及威宁中水I型墓的考古发现，证史、补史，对夜郎社会经济及中心地点进行了分析[23]。
王子尧介绍了根据彝族文献写就的《夜郎史传》，提出，夜郎分为武米、佐洛举、撤骂、磨汝摸等四个历史时代，是一个以夜郎部族君长为盟长的松散的盟长国。其始、兴、衰时间，相当于汉史的夏代至东汉初年，长达2000余年；地望时有大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随着各个时代而有变迁，大体上贵州的赫章可乐、安顺扬武和云南曲靖为其三个主要中心，而以安顺的时间最长。《夜郎史传》是记载夜郎磨汝摸开基创业，建立盟长国时期的夜郎。夜郎盟长亲自制订了夜郎盟长国有关经济、政治、军事、民事及文化的二十条成文法律[24]。
鉴于应用生物ＤＮＡ技术研究考古人骨，在国内外已日趋完善。曹波建议，对贵州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不妨采用此项技术，它的应用将有助于古夜郎主体民族的识别及许多相关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夜郎考古研究不能忽视的方法，也是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25]。
林建曾强调，“夜郎学”研究应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整合起来进行，按照以上研究路径，他得出结论，黔西北当是“古夜郎”的重要区域之一[26]。
以上为进入新世纪几年来夜郎研究的一些主要动态，从中不难看来本文开头对这几年夜郎研究现状所下的断语。不过，从其中反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对夜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和设想。首先，加强史料的搜集。正如上述专家所谈的，夜郎的研究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共同参与及少数民族传世文献和口述文献的整理，尤其是考古方面，应该寄以重望。贵州方面已经开展了夜郎考古为主题的大规模考古活动，而且在赫章可乐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更乐观的考古成果。据以往的经验，可以想知，夜郞考古发现重墓葬和青铜器上。在墓葬方面，首先要搞清夜郞时期墓葬的葬主是汉人还是夜郞人，以及摸清墓葬的分布及数量。如果墓主是夜郞人，通过墓葬的分布，可以弄清当时聚落、城址，以及因环境变迁而造成的夜郞民族聚居点的迁移；通过墓葬的数量，可以推测夜郞的人口规模。如果是墓主为汉人，通过墓葬的分布，可以了解汉朝在夜郞的统治模式，是军事屯守，遣官员直接统治，还是设吏以夷治夷？这从墓制及出土文物中或许可以探知；通过墓葬的数量，可以推测汉人在夜郞规模，比如，若有女性及孩童遗骨，则汉人长驻可能性较大，如主要是成人遗骨，则轮值戍守的可能性较大。在出土青铜器方面，首要的是搞清其所属的文化系统，是当地的，蜀地的，岭南的，还是汉地的？这个问题搞清了，不仅有利弄明白夜郞文化的产生发展，而且对其族属的研究也会提供新的例证。
其次，拓宽夜郎研究的领域，加强夜郎文化的研究。夜郎研究资料匮乏，但在这有限的资料内，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发掘夜郞历史现象和遗存的文化内涵，把夜郎研究从一个纯粹的历史研究，转换为文化研究，这应该是一个研究方向上的突破。这方面的研究范围较为广阔。首先是夜郞文化的界定；前已叙及，对夜郞文化的所指，尚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对夜郞文化的内涵的把握要合乎事实，外延的把握要慎重、适当，夜郞文化严格地说，是夜郞国的文化，指其兴国到灭亡尤其是在西汉一代的文化，这是其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夜郞文化的探究。由于历史久远，夜郞文化的载体存世极少，考古发掘也在进行之中，能形成研究的，一是青铜器，可主要集中在其冶炼、形制、风格上的研究上；二是现存夜郞时期的岩画，其内容研究或可了解其中生活、生产、风俗及宗教状况。由于史料稀缺，另一研究方向是对夜郞文化的钩索。夜郞国灭亡以后，原夜郞文化还持续存在，其文化特质甚至一直沿续到今，但已不宜再称夜郞文化，它产生了新文化型态，以其历史的阶段性演进而言，或可以称之为“牂柯文化”，并如此下延，依次名之。既然夜郞文化的特质没有消弥，则可从后世以至于今的文化遗存中探寻夜郞文化之踪迹。在充分研究夜郞文化的基础上，找寻其旅游价值，进而进行旅游文化的研究。夜郞文化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也相对较为丰富，可以使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法。
第三，加强专题研究。一是汉文化进入夜郎的通道及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接，以前的研究表明，进入夜郞的通道一般认为有从今四川沿“五尺道”、岭南沿珠江水系以及滇黔通道进入，但最近在湘西里耶出土的秦简显示，有从里耶到江陵（今湖北荆州）、临沅（今湖南常德）的文书传递通道存在，这样，极有可能存在着一条由湘西通往夜郞的道路，这一推断需要学者进一步研究。二是夜郎时期西南地区开发，夜郎与今四川、云南及岭南地区的文化交流。这主要依赖夜郞考古的进展，如果夜郞考古能出土足够量的青铜器或其他陪葬物，则可推知当时夜郞国的生产状况，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状况。上述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夜郎问题是秦汉时期民族和边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搜集史料，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夜郎问题，应该是秦汉史、边疆史及民族史研究者可以考虑的研究课题。
[1] 林建曾：《“夜郎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古夜郎与黔西北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 《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基族属》，《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3期。
[3] 《夜郎与夜郎文化辨析》，《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4] 《庄王王滇、王夜郎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5] 《千古悬念：夜郎故地探谜》，《当代贵州》2000年第12期。
[6] 《夜郎王“多同”后裔族属考》，《贵州文史天地》2001年第3期。
[7] 《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3期，《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基族属》。
[8] 《夜郎研究三题》，《贵州民族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贵州民族研究》2003第3期，《从可乐考古探索古夜郎及基族属》。
[9] 《湖南沅陵非夜郎国“沉睡”地考辨》，《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10] 《新晃乃夜郎古县考》，《民族论坛》2003年第3期。
[11] 《夜郎研究述评及新主张——夜郎中心黔南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2]《夜郎社会性质小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3]《汉民族进入夜郎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4]《牂牁江考》，《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15]《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
[16] 《夜郎与夜郎文化辨析》，《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17] 《夜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贵州文史》2002年第3期。
[18] 《贵州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技术研究》，《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
[19] 《贵州岩画与夜郎文化关系试探》，《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0] 《不同视野下的夜郎：兼论赫章与夜郎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21] 《正确使用文献资料，把夜郎研究逐步引向深入》，《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2] 《夜郎考古综论》，《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3] 《文献与考古结合是探讨夜郎问题的根本途径》，《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4] 《就<夜郎史传>谈夜郎》，《贵州民族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5] 《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势在必行的贵州古人类遗骸ＤＮＡ研究》，《贵州文史丛刊》 2003年第1期。
[26] 《“夜郎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古夜郎与黔西北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夏增民：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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