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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广州考古暨广州南越国遗迹学术研讨会综述
（初稿）
付文军
广州考古暨广州南越国遗迹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27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永芳堂隆重举行。全国各地学者一共向大会提交了四十余篇论文，并宣读了其中的重要论文，到会学者围绕着南越国的政治制度、南越国文化的地位、南越王墓发现的意义南越王墓文物考释、南越王博物馆的管理和广州申遗等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政治制度方面论文6篇，张荣芳的《汉朝治理南越国模式探源》指出汉朝治理南越国模式根源于汉代的羁摩思想，进行适度而治。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则认为南越国应该既不是汉王朝的诸侯国，也不会是汉王朝的“外诸侯”，同时也不是“民族自治区域”。南越国和汉王朝是两个具有完全独立主权的政权。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刘文，指出应分不同时段和地域来以及古代和现代主权国家的异同等方面来探讨南越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刘敏《 “开棺”定论——从“文帝行玺”看汉越关系》从文帝行玺体现出来的制度特征，论定南越国即非“白马之盟”封王之国，亦不符合儒家典章的封国，乃是“外有君臣之名，内有敌国之实”。杨兆荣《西汉南越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钩陈史籍，指出“不违县”非吕不韦遗族所迁之地，乃是汉武帝时期吕嘉遗族迁徙所设之县，目的为了消除其在南越的影响和和辑滇越，沟通两地文化交流等。龚留柱《南越王建德考辩》对南越王赵建德封“术阳侯”的原因、时间以及其降汉后的结局进行周密的考证。台湾学者廖伯源《辩“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称》
认为汉代官轶等级所说的“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称，是“二千石”约定俗成的说法。
文化史收到论文4篇,李林娜《南越王丧葬观探析》指出南越王墓的丧葬体现了“灵魂不死追求不朽的理念”、“不封不树秘葬深藏的观念”和“慎终厚葬事死如生的观念”。王健《南越国百年史的精神文化寻踪》从宗教意识、政治意识、儒家伦理、建筑审美、开放精神等方面对南越国百年史的精神文化进行了寻踪考察。夏增民《由广州南越王墓所见文化遗存透视岭南文化变迁》从南越王墓出土文物将汉文化进入岭南引起岭南文化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并论述了这三个阶段汉楚文化和越文化的交融。王芳《南越王赵昩养生之道初探》以南越王墓出土的五色药石以及大量中西补药和进补食物、酒器等求长生的实物为根据，结合秦汉之际盛行的“神仙养生术”，探究赵眜的养生之道。
南越王墓及出土器物研究文章17篇，王学理《南越王墓“外藏椁”设置之我见》认为南越王墓的“外藏椁”既不是回廊制，又不全像侧室制，而是更多地延用了楚地葬俗，变相地接受汉文化影响。陈春会《南越王墓出土IV型镞考》考证南越王墓所出Ⅳ型镞矢为恒矢或志矢，是古人射礼、习射或赏赐用镞矢。陈小波《汉代铜镜上“乳钉纹”考析》指出，把“乳钉”比作“子”，符合我国“求子继嗣”的传统观念，“乳钉”之 “子”，应泛指“子孙”。白芳《南越王墓出土玉舞俑舞姿刍议》探讨了玉舞人长袖舞舞姿的源流及演变，以此说明南越国汉越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后晓荣《中国古代早期的人物镜略论——从南越王墓彩绘人物镜谈起》对比六处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人物为主的铜镜，指出铜镜的人物特征主要是写实。田小娟、后晓荣《两汉金印简论——兼论南越王墓出土的三枚金印》从两汉玺印质地入手，从玺印文字、职官名称、钮制、印制规格等角度，考察两汉金印的制度和特点。曹旅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图像试释》根据文献及考古材料初步认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B59铜提筒羽人船图像反映了古老的猎头习俗；即反映了猎取人头后欢庆舞蹈的场面。吴凌云《南越文物研究三题》认为“儋耳”人图案反映南越与海南及东南亚的海外交往，铜灯是黄老思想在岭南的传播的产物，屏风则可能折射了“东瓯”和闽越的关系。古方《从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谈汉代的玄璧》指出南越王墓出土的玄璧的摆放位置和组合关系清楚地反映了汉代连结玄璧作葬玉殓尸随葬的制度。刘春华、王志友《西汉南越王墓前室壁画意义试析》从西汉南越王墓前室在墓室中的位置，亦即它所象征的地面宫室前堂的作用，以及前室出土的随葬物品的性质，认为前室壁画反映了“通过龙、凤的引导，使墓主的灵魂乘坐云气车升天致神”的意义。肖华《南越王墓玉器文饰研究》概述了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文饰特征。王子今、张在明、张铭洽《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就南越王墓出土与犀象有关的遗迹和史书记载的南越时期犀象的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在没有资料可以说明海外象牙在质量及价格等方面条件明显优于岭南象牙的情况下，似乎不能简单化地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的可能。李龙章《句鑃杂谈——纪念南越王墓发现二十周年》首先指出句鑃与铎的区别，南越王墓出土的当为句鑃，进而考证了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九年句鑃”的年代以及句鑃的起源。梁云、赵曼妮《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之比较》对比南越国与秦国、楚国、韩国和燕下都等地区出土铁器的墓葬的级别和出土位置等情况，指出南越国铁器的基本特点是：铁器主要为锸、锄等农业生产工具或刀、削等手工工具；一般士卒装备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兵器，这是由于南越国时期铁兵器铸造技术上的限制，使铁器不能取代铜兵成为军队的常备武装。陈松长《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泰子”印浅论》从“泰子”金印、玉印的形制和出土的位置，推断出这两枚“泰子”金印、玉印并不是赵眛其父的封号印，而应是他本人自铸的封号印，证明其继承帝位的合法性，从而掩饰其以次孙僭越帝位的事实。周永卫《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通过对石寨山墓和南越王墓的综合对比研究，指出南越王银盒舶来路线可能是由滇缅印道而来。香港学者区家发《 “干栏建筑基础说”可以休矣── 妄谈广州秦造船遗址的性质》指出广州秦造船遗址并非干栏式建筑而是秦造船的船台。
南越王墓发现20周年纪念的文章9篇，杨式挺《略说南越王墓是岭南考古名副其实的重大发现》回顾了笔者从参加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整理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和认识，说明了广州南越王墓是岭南考占名符其实的重大发现的这个命题。吴凌云《评南越王墓的发现发掘和利用》对南越王墓的发现发掘的考古学上的标尺意义和对岭南考古和历史的总结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南越王墓发现发掘的现代意义和对南越王博物馆的意义都进行了有益的论证。杨东晨《岭南瑰宝南越国——论楚庭至南越国文化遗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追根溯源，理出广州城历史变迁的脉络，重点探讨了南越国的历史地位和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彭年《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从南越国遗迹看南越文化及其历史地位》认为南越族不是“男耕女织”的农耕民族，而是以“射猎为业”，具有海上航运悠久历史的海洋民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刘占成《南越国与南越王墓研究》概述了南越国的历史和南越王墓的研究。崔锐、付文军《考古发现看南越国在岭南地区开发方面的历史地位》运用考古文献和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对南越国时期的经济情况做一简单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说明南越国对岭南的开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获得发展的地区非常有限，发展的程度也很有限。蓝日勇、蒋廷瑜《广西汉墓的发掘与南越国史研究》介绍了50年来广西地区汉墓的发掘情况和最新动态，指出在广西发现西汉前期的遗址和墓葬，实际上就是南越国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为南越国史的政治制度、汉越关系、经济发展和南越文化的独特性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后德俊《从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看楚国科学技术对南越国的影响》从水稻种植技术、板块玻璃的制造技术、青铜冶铸技术、髹漆工艺四个方面论证了楚国科学技术对南越国的影响。孙福喜《西汉美酒与西汉社会》介绍了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最新的一次发掘情况，对发掘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美酒的初步分析表明，汉代在酿酒技术和造酒工艺方面均有新的发展。
申遗研究的文章3篇。田静《关于南越国史迹申遗的分析》分析了申遗所需的条件，南越国遗迹申遗的有力条件，结合秦俑申遗成果的经验，具体指出南越国遗迹申遗仍需完善的四个方面的工作。雷依群《南越国遗迹与申遗研究》西汉初期从申遗认识、遗产保护、开发利用诸方面论证了南越国遗迹所具备的完整性。真实性、原始性，认为应正确地把握与分析申遗的原则与变化趋向，使我国岭南地区第一个封建国家的历史文化遗存早日列入世遗名单。陶正刚、范宏《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英勇的城市广州——支持广州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认为广州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广州的文物古迹己经完全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程必要的基本物质要素。
博物馆宣教、文化产业研究的文章5篇。林冠男《也谈博物馆与媒体合作——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近期宣传为例》对博物馆近期的“秦皇汉武南越王”的临展的一系列宣传工作做了实证性地研究，指出了博物馆与媒体合作的一条可行性道路，同时对媒体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唐贞全《博物馆外宣工作浅探》，作者以从事博物馆外宣工作多年的经验，对外宣工作提出了很大经验性的建议，广州地区博物馆的外宣方式值得内地兄弟博物馆借鉴。唐贞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文化旅游开发探析》经验地分析了南越王博物馆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和劣势，并提出进一步旅游开发的策略和措施。吴英杰《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产业运作——南越王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构想》对文化产业内涵及传统文化遗产产业运作的边界、传统文化遗产产业运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和南博馆开发旅游纪念品的实践、意义与今后文化产业发展构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向晋艳《南越王宴考》从食物、烹调法、器具、史实等几方面对南越王宴进行考证。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确如大会负责人周天游会长所言，表现在三个方面：南越国史迹和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研究，南越王墓发现20周年纪念，南越国史迹申遗研究和博物馆建设。其中，南越国史迹和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研究文章最多，占四分之三强。主要集中在南越国政治制度，南越国文化史，南越王墓器物研究，南越国历史地位等方面。其中又以南越王墓器物研究文章居多，计有17篇，占三分之一强。所用方法多位比较研究，对比秦、楚、汉国等地出土的墓葬和器物，结合史籍记载，考证源流，对器物的名称、年代、作用、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一一考证，论证坚实，成一家之言。由此可窥见南越国史研究的新的方向。
（付文军：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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