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汉朝-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 燕
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协办的“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5月9日--5月1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日本、韩国的科究机构、高校和文博界的1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提要92篇，论文81篇。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主要就“北京地区的汉代文明”、“考古学与汉代文明”和“汉代历史与文化”三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现综述于下。
政治与军事。宋杰先生《汉代对诸侯王案犯的逮捕制度》就两汉时期朝廷对地方诸侯王犯罪的逮捕审讯制度和司法过程进行了详实考证，认为两汉对犯罪诸侯王采取的逮捕制度反映出汉朝政权在有关法律的制订和实施上相当成功，促进了专制集权政体的巩固与社会安定。宋超先生《西汉时期燕国与匈奴关系考略》考证了西汉朝廷处理与北部匈奴关系时的策略变化过程以及西汉燕国由盛至衰的历史，汉高祖时首先依靠亲信所领的燕国对抗匈奴，其后燕王相继反叛，北部边郡局势混乱，汉廷不得已恢复秦制，边郡守、尉成为抗击匈奴的主要力量，燕国不再领边郡，封地亦逐渐削减，至燕王刘旦谋反国除，西汉再无燕国之设。孙家洲先生《彭宠之叛与光武帝经营幽州战略探析》认为光武帝刘秀对待彭宠之乱时表现出“反常”、“从缓”的态度，原因有三：其一，彭宠在刘秀初定北方之时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实居首功。其二，彭宠之叛实是出于刘秀压制、刺激而“逼反”。其三，刘秀对待彭宠之叛从缓处理的原因在于树立义旗及笼络河北豪强势力。刘敏先生《从大葆台汉墓再谈西汉朝廷与诸侯王国的关系》认为在西汉历史上显名的诸侯王基本都是反王，但是从对《汉书·诸侯王表》的统计看反叛并非诸侯王与汉朝廷之间关系的主流。诸侯王的反叛原因不仅在于其势力大小，与中央及其政策策略也有很大关系。并从大葆台汉墓的情况探讨了汉朝中央对燕地的经营以及汉代诸侯王国的性质。刘庆柱先生对诸侯王问题的审视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汉朝统治者对诸侯王的逐步打压是由国家体制的发展决定的，分封制本身是汉初朝廷采用的暂时妥协制度，汉朝进入帝国时代，地缘政治代替血缘政治成为主流，代表分封制的诸侯王国从设立开始就决定了其终将被取缔的命运，因此对诸侯王国的问题不能仅从其地位或者统计数字来分析。藤田胜久先生《〈史记〉与汉代诸侯王》通过对张家山汉简“秩律”和徐州楚王陵印章封泥的比较研究，对汉初诸侯王及其占领地域的变化和王国构造进行了探讨，认为刘姓诸侯王中楚国与汉王朝推行基本相同的官职制度。黎明钊、马增荣先生《汉简所见的都吏及其职责》对汉简中出现的“都吏”一职的产生和其职责进行了探讨，认为都吏一职可能在郡县制普及时产生，至少从西汉昭帝时出现于文献和简牍中。都吏的主要职责是监察，是有实际职责范围的郡府属吏，都吏与督邮的工作性质相似，但二者并不相等。金庆浩先生《汉代边境统治秩序和“东夷”地区》以“东夷”地区关注中心，通过与河西、西南夷地区进行比较，认为汉朝廷对“东夷”地区实行了差异性统治策略的原因在于：“东夷”地区农耕文明为主的经济形态使汉朝对其抱持认同和肯定；东汉末期“东夷”地区开始形成独立的国家，郡县统治出现危机，汉朝只能通过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朝贡、册封等方式，在承认该地区独立体制的情况下实现大一统的秩序。
诸侯王陵的研究。黄展岳先生《重温〈北京大葆台汉墓〉》对大葆台发掘报告中1号墓的“墓室结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题凑墙内便房的长度应有所延伸；现报告定的“甬道”应为暂时性过道，“甬道”定名欠妥；将墓室南部的车马库部分定为墓道的一部分是不对的，从发掘报告分析该处地面上原应有一具装置车马的木椁箱。并提到大葆台2号墓中出土的一件盆形器（发掘报告未阐明其用途），应是考古中习称的“中柱盂”，在龙山文化和现代的云南民间均有出现，使用时在盆底注水、中柱上放置食物以防虫蚁侵扰。卢兆荫先生《满城汉墓玉器与大葆台汉墓玉器比较研究》将满城汉墓与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三类玉器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西汉中晚期玉器发展演变的轨迹。吴荣曾先生《大葆台汉墓墓主考》以大葆台汉墓出土的四乳四螭镜和磨郭铜钱为切入点，提出大葆台1号墓墓主为广阳王刘璜的新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高崇文先生《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探讨了黄肠题凑葬制的形成、便房、正藏和外藏等问题，并在前人对黄肠题凑墓的研究基础补充了一些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高先生认为，从西汉元帝时曾下诏禁殉实用大型车马来推测，大葆台汉墓的时代不应晚于元帝末年；根据四乳四螭纹镜及漆器上“廿四年”针刻文字将大葆台汉墓定为广阳王刘建是正确的，老山汉墓墓主应为广阳穆王刘舜之王后或广阳思王刘璜之王后。蔡万进先生《大葆台汉墓竹简文意义浅说》认为大葆台1号墓出土的唯一一枚简的简文“樵中格吴子运”中的“运”字应为“孟”字，“子孟”是文献中出现过的古人的字号，其中的“格”字为村落的意思，如此可对简文的涵义进行较通畅的释读，持论有据。
王恺、葛明宇先生《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考古发掘与相关问题研究》对徐州地区发现的八处楚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和发现情况进行了着重介绍，并在其基础上对西汉诸侯王墓的形制与楚王岩洞墓的建造、西汉楚王陵墓的分期与时代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
汪景辉先生《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现与研究》介绍了2006年发掘的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详细情况，资料翔实，研究性强。
刘涛先生《西汉诸侯王木椁墓的形制演变初探》、刘瑞先生《西汉诸侯王陵的称谓、合葬、封土、墓道与朝向研究》和杨爱国先生《东汉诸侯王墓初步研究》对汉代诸侯王陵的情况进行了综合性探讨。
汉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张治强先生《近两年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对2006年-2007年北京地区发现的十处考古遗迹进行了介绍，对其进行了考古学分析和分期，并分析北京地区汉代遗存的分布特点。孙波先生《幽燕地区汉代墓葬研究》、王浩先生《燕北五郡及其周边地区汉代墓葬研究》对汉代燕地的墓葬进行了分区研究，并对其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赵化成先生《秦汉帝陵外藏系统（从葬坑）的性质问题》认为目前学界关于秦汉帝陵外藏椁系统中存在“百官藏”的看法，是属于对文献记载的误解。主要理由有：秦始皇陵陪葬的“文官俑坑”中的文官俑身份单一，难以表达官署内官吏的层级设置；汉阳陵从葬坑中出土的印章、封泥内容多与主管、侍奉皇帝的膳食、出行、衣物等机构以及仓禀府库有关，出现这些官印是因为这些机构负责随葬品的制造和送葬等，并不代表这些官署机构本身的设置。此外，同一官署及其下属机构的官印或封泥可出土在不同的从葬坑中，而同一从葬坑可出土不同官署机构的官印和封泥。因此很难指正某坑属于某官署机构。出土了官印和封泥的从葬坑结构形制以及设施陈设与官署机构的一般特征并不吻合；将“百官藏”理解为官署设置可能是对司马迁原文的误读。熊昭明、谢广维先生《广西西汉后期墓的外藏椁》介绍了广西西汉中晚期汉墓外藏椁的形制，探讨了外藏椁的内涵和呈现区域差异的原因。
霍巍先生《四川东汉陵前大型有翼神兽与外来文明》介绍了四川地区汉晋时期的有翼石兽发现的情况，认为就源流而言并非所有的有翼石兽都是西方传过来的，对其传播路线的分析可以与文化传播联系起来考虑，同时对有翼石兽的造型风格和级别问题提出了探讨。蒋廷瑜先生《从考古发现看汉代合浦的繁荣》以广西合浦地区大量汉墓中出土的文物资料反映该地区在农业、冶铸、对外交流等情况，证实了汉代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繁荣。黄晓芬先生《汉墓与汉文化传播》阐述了汉墓形制的演变，并重点探讨了汉文化对越南、朝鲜等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提出：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有两种模式，即伴随移民集团的迁移带来的文化变革，和靠文物的传播与流通所产生的文化变容。上野祥史先生《汉墓筑造技术与汉代地域社会》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分析西汉时期各区域汉墓的筑造技术，提出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西汉时期的地域关系和社会情况。罗二虎、李晓先生《论岷江上游地区的汉化进程》关注西南地区岷江石棺葬在受到内地文化影响下如何逐渐丧失其文化特征并最终消失的演变过程，以岷江石棺葬的两个主要演变阶段撮箕山文化时期和佳山文化时期以及该地区的汉文化墓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石棺葬遗存的汉化进程和西南地区汉代多民族社会形成的具体实况。魏坚先生《河套汉代边塞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介绍了近年在河套地区障塞、墓葬方面的考古成果。
宫殿与城市遗存。李毓芳先生《汉长安城桂宫考古发现与研究》介绍了桂宫建筑遗址的形制布局，指出其布局反映出西汉后妃宫室建筑“前朝后寝”、“前堂后室”的制度，从遗址出土的瓦当说明在西汉皇室的宫殿建筑和陵寝建筑中，不但皇帝和皇后的建筑规模、形制有着明显的不同，使用的文字瓦当也有很大区别。徐卫民先生《汉长安城形状形成原因新探》认为汉长安城的形状之所以呈现出不规则的“斗城”，一是由于当时的设计者考虑到了地形因素；同时也是“天人合一”思想在都城建筑中的形象体现，以“法天”为依据，做成模仿天象的形状。麦英豪、黎金先生《赵佗、南越国与岭南的开发》重点介绍了2004年底在广州南越宫苑出土的百余枚南越木简的情况，并对木简发掘简报中的部分简文进行了补释。同时还谈到了汉代岭南地区的开发以及当时中原地区的体制和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等问题。马保春先生《北京及附近地区考古所见战国秦汉古城遗址的历史地理考察》考证了北京及周边地区战国秦汉古城的地理分布规律，并对它们在建城、设置郡县时期所反映的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发展及人地关系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外，张翔宇、张小丽先生《关中地区汉代墓葬出土人物俑述论》、杨哲峰先生《试论两汉时期低温铅釉陶的地域拓展》、刘兴林先生《汉代纺纱和绕线工具》、巩文先生《出土汉代戒指的考古学考察与研究》、黄佩贤先生《汉墓出土的山水图象》、李曰训先生《试论山东汉代墓葬出土的彩绘陶器》、彭书琳先生《略论岭南汉代陶簋》、赵胤宰先生《略论韩国南部出土中国汉、南北朝钱币》、中村亚希子先生《汉代制瓦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等从文物角度展示和研究了汉代文明。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诚如孔繁峙局长在会议闭幕式上所言：从宏观角度把握和探讨了汉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从微观多角度审视了汉代文明，尤其是北京地区汉代文明的重要意义；部分学者介绍并且探讨了诸多考古学的新材料，新成果；对大葆台西汉墓的研究有所深入。会议涵盖了全国汉文化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特别是对北京汉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有很多新的观点，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北京地区汉文化的研究和汉文化的考古工作具有促进作用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黄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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