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汉惠帝非白痴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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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惠帝非白痴辨


张小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 北京 100029

汉惠帝(公元前211——188年)系汉高祖刘邦之子,其生母吕太后,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七年,二十三岁崩逝。[1]其政绩虽不及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等,但也是西汉历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君主。有学者认为:“在西汉历史上,惠帝是一个对稳固汉家王朝起过较大作用的皇帝,……但长期以来,由于惠帝在位时吕太后曾干预朝政,人们便贬低惠帝,而将其政绩皆归功于吕后,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提及。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2]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十分客观的。田居俭先生近作《西汉的兴衰与人才》一文(以下简称田文)以史实为依据,探讨了西汉社会兴亡与人才的关系,得出了“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的结论,是一篇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文章。但该文称汉惠帝“系一白痴”的说法[3],则值得商榷。
何谓“白痴”?《现代汉语词典》对此的解释是:一是指一种疾病,“患者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轻者语言机能不健全,重者不能料理自己的起居饮食。”二是指“患白痴的人”。[4]显然,田文认为西汉惠帝“系一白痴”,是说惠帝是一白痴患者,其“智力低下,动作迟钝”,或“语言机能不健全”,或“不能料理自己的起居饮食”。那么西汉惠帝果真如此吗?
《汉书》卷二《惠帝纪·赞》称其为“宽仁之主”,《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云“惠帝仁慈”、“为人仁弱”。而从未见有类似白痴病的任何记载。相反,据史籍可知,惠帝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这可从他巧妙的保护异母弟赵王刘如意和异母兄齐王刘肥等事中得以证实。
《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赵王如意和其母戚姬是吕太后最怨恨的人。戚姬因受刘邦“爱幸”,“日夜啼泣”鼓动刘邦废时为太子的惠帝,而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刘邦也多次萌生废易太子的念头,于是就变成了吕太后最怨恨的人。高祖崩逝,惠帝嗣后,为人“刚毅”的吕后必欲置赵王刘如意和其母戚姬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先囚戚姬于永巷,后诱召赵王如意来长安,当时,惠帝闻知赵王来朝,太后盛怒,于是为了保护这位庶弟,亲自出迎于霸上,抢先在吕后之前,将其接进了皇宫,并且“自挟与起居饮食”,从而使吕后数月之间没有杀害的机会。尽管赵王最后未能逃过吕后之毒掌,但从中可以看出,惠帝为了保护庶弟之行为,确是十分高明。即位日浅、年龄尚幼的他,虽为皇帝,显然还不是其生母吕后的对手,为了不跟自己的亲生母亲、当时的皇太后公开决裂,他只有以亲自迎入帝宫并时刻带在左右的方式加以保护,这既保护了赵王又不致跟母亲闹翻的巧妙方式,充分显示出他的聪慧过人。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惠帝二年齐王刘肥朝于长安。齐王为高祖外妇曹氏所生,年长于惠帝。十月,惠帝与庶兄齐王刘肥“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座,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从中可看出,惠帝以家人礼招待齐王刘肥,并让其上座,仅仅是出于对长兄之尊重,并无什么不良居心。但这一行为却引起了生母吕太后的极为不满,于是命人暗中拿来了毒酒,并“令齐王起为寿”,显然是要将其鸩杀,此时的刘肥尚不知其中的凶险,而惠帝却已觉察出了其中的蹊跷,正当毫无提防的刘肥站起来向吕太后祝酒的时候,惠帝也站起来了,端起另一杯鸩酒,表示要与刘肥一起向母亲吕太后祝酒。这时吕太后害怕了,因为惠帝是自己的亲儿子,并且是一国之君,她当然不希望毒死惠帝,于是吕后只好打翻了惠帝手中的毒酒,这样齐王警觉起来,假装酒醉而离去。有人认为惠帝与齐王一起向吕太后祝酒,其原因是出于对齐王的尊重。[5]其实并非如此,惠帝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保护齐王。因为他知道,吕太后无论如何是不会让自己喝下这杯毒酒的。只要自己不喝下去,那么其兄长也不会独自喝下去的。所以他才站起来表示要一起向吕太后祝酒。此时的惠帝,其聪慧、勇敢可与鸿门宴的项伯相比肩。有学者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认为吕太后要药杀的是刘肥一人,为何却要置两杯毒酒于前,从而使药杀一事功败垂成。[6]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吕太后狡诈的地方[7]。因为他知道,惠帝仁慈,对其兄弟极重手足之情,并极力保护。前引赵王一事,就是明证。如果单单置一杯毒酒于前,并强令“齐王起为寿”的话,那么意图就太明显了,其阴谋很容易被人所看穿。相反,置两杯毒酒的话,就不大会引起齐王的疑心。事实也证明,齐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端起的是一杯毒酒,这说明吕太后的计划还是比较高明的。如果不是惠帝聪慧并以巧妙方式加以保护的话,那么刘肥很可能就又会命丧吕后之毒手。
惠帝不仅聪慧,而且爱民,并能闻过即改。《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记载:“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惠帝之所以筑复道,是因为不想屡屡扰民,这表现出他关心天下民众疾苦的品德。当得知筑复道于武库南一事并不合宜时,又能闻过而改。充分表现出他的贤德品格。诚如司马光所云:“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贤圣为能知而改之。……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美贤,而以改过为美也。”[8]
从以上诸事可以看出,惠帝不仅不是一位智力低下的人,相反,却是一位聪慧、爱民且能闻过而改的贤德之君。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那么惠帝患有类似“动作迟钝”、“语言机能不健全”、甚至“不能料理自己的起居饮食”的病吗?《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廁中,命名‘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与此略同。可见,惠帝患病,只因吕太后残害戚夫人而引起。这次患病的时间,大概为一年多。并且患病期间的惠帝,其行为仅是“日饮为淫乐,不听政”而已,并无见有丧失心志的记载。如果认为“日饮为淫乐,不听政”这就是白痴病的症状表现的话,那么中国历史的白痴皇帝和白痴官吏就太多了。司马光针对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行为则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9]其实他对惠帝的这种评价亦未必允当。惠帝如此行为,也许正是他冷眼洞悉时局之后,所采取的一种高明的“韬晦”之举。正是他“垂拱”无为的政治姿态,才使得作为儿子的惠帝和他的刚毅残酷的母后相安无事,默契配合,从而赢得了“政不出房户,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政治局面,从而为西汉社会步入强盛做了铺垫。
事实上,惠帝在位期间,并不是全然的“弃国家而不恤”,而是对国家大事十分关注。《汉书》卷三九《萧何传》与《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均载:萧何病危之际,惠帝曾亲自前望探望萧何,“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对今后政治上的人事安排并不十分明朗惠帝[10],能如此急切的向病重的萧何询问萧何身后之事,表明了他对国事的忧虑和关切。《史记》卷五四《曹丞相世家》记载:惠帝二年,萧何卒,曹参代为汉相国。然而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尊萧何约束。”“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惠帝之所以对身为相国的曹参“不治事”的做法,深感忧虑,并进而亲自过问曹参,就是因为他心系国家、积极处理国家大事的缘故。[11]
除此之外,惠帝在位期间,还制订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西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措施[12],如除挟书律、以宗室女为公主与匈奴和亲、颁布旨在鼓励人口繁息的法律[13]、商议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等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和商议,虽然离不开吕后和其他大臣的支持,但作为一国之君的惠帝,其发挥的重要决策作用却是人们所不应忽视或抹杀的。总之,“惠帝是一个有过较大贡献、应予以基本肯定的皇帝”[14],而绝不是一位白痴。
那么中国历史上是否有白痴皇帝,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例。晋惠帝,晋武帝司马炎第二子,九岁时立为皇太子,永熙元年(290年)即皇帝位,在位十六年,四十八崩逝。《晋书》卷四《帝纪第四·惠帝》载:“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事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草具,令帝书之。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乃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大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若糜?’其蒙蔽皆此类也。后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晋惠帝司马衷确实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人,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白痴。[15]
不知是田文将晋惠帝误作了汉惠帝,还是在有意贬低汉惠帝刘盈。不管是何种原因,我们都应该清楚,西汉惠帝刘盈绝不是白痴,而是西汉历史上一位聪慧、仁慈且不可忽视的皇帝,称其为“宽仁之主”,不亦宜乎!




[1] 《汉书》卷二《惠帝纪》臣瓒注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寿二十(四)[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汉书三》“惠帝年”条称:“崩时二十三,臣瓒谓年二十四,误。”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版。
[2] 晋文:《简论汉惠帝》,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97——99页。
[3] 田居俭《西汉的兴衰与人才》一文说:“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崛起过一个强盛的西汉王朝。这个王朝由高祖刘邦奠基,经惠帝(此人系一白痴,执掌朝政的是其生母吕后)、文帝、景帝等几代人奋斗,到武帝刘彻即位,已经发展成为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泱泱大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往开来,把这个王朝进一步推向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当代思潮》2004年第1期,第35——38页。
[4]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0页。
[5] 如晋文《简论汉惠帝》一文认为 “惠帝为表示对兄长的敬重也端卮一齐祝酒”,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97——99页。
[6] 吕思勉云:“孝惠即尊齐王,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坐,已有可疑。大后欲齐王,何时不可,岂必行之燕饮之间?酖酒岂不可独酌一卮也,必并酌两卮,致待自起泛之乎?故知汉初事传者,多类平话,人彘等说,亦不足尽心信矣。”见《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7] 关于吕后的性格特征,可参看张丽《从吕后的性格特征看其临朝称制》(见《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5——86页)、刘昌安《吕后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形成》(《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37——42页)等文。
[8]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惠帝四年三月”条。
[9]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惠帝元年十二月”条。
[10] 蒋非非《汉初的萧曹相位之争》一文认为:早在汉六年,刘邦就与曹参之间达成了“密约”,即“萧何死后的由曹参出任汉王朝的第二任丞相一职”,但这一政治上的人事至刘邦临终之时亦未公开发布,“否则惠帝不必再询问病中的萧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2——99页。
[11] 关于惠帝通过曹参之子责问相国曹参不理政事一事的原因及其结果,李开元曾有一段分析,他认为:“惠帝期间,宫廷尚未成型,诸侯王皆未成年,不管是宫廷、王国还是政府,人事一仍高帝旧命,完全由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一手掌握,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中,汉帝国之政治重心,偏重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一方。当时的君臣无为,是以皇权弱小,几乎不能过问政事为历史背景的,是一种在君弱臣强的前题下,由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主导的政治安定。”“其时曹窋为中大夫供职于惠帝,为宫廷官僚,惠帝通过曹窋责问曹参,就是宫廷对于政府的干预”, “从此以后,惠帝再不闻有过问政务之事”。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和刘邦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7——258页。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中可以看出,惠帝对国家政治的积极态度,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此后惠帝“垂拱”时无奈心情的理解。
[12] 参见晋文《简论汉惠帝》一文,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97——99页。
[13] 《汉书》卷二《惠帝纪》载: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14] 晋文:《简论汉惠帝》,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97——99页。
[15] 如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第30页写道:“惠帝即位……惠帝皇后贾氏想干预朝政,对杨骏专权不满,乃密召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玮入京,杀杨骏及其党羽,用司马亮和卫瓘辅政。接着,又使其白痴丈夫惠帝发密诏,令楚王玮杀司马亮和卫瓘;然后又楚王玮矫诏杀人,把他杀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又如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第299页写道:“(晋)武帝死,惠帝即位,他是个白痴,皇后贾南风机敏狡诈。当时太后父杨骏辅政,独揽大权。贾后勾结楚王司马玮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杨骏兄弟,废黜太后,终于导发了‘八王之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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