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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林志纯先生和他的“中西古典学”研究

中华读书报 2015年6月3日 作者：张绪强
一位身材瘦小、身板尚称硬朗的皓首老先生，踱步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每周来学院走走，顺便看看师友的信件，已是他风雨无阻的习惯。90岁高龄，他听力尚可，交流不成问题，但心智显然有些衰老，有时会莫名地忘记回家的道路。年轻的梁茂信教授见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趋前恭敬地致礼问候，并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老先生请教，讵料老先生已经认不出这位同事。不过，有年轻人虚心请教，老先生纵使没有认出对方，还是很热情地给予解答；当二人的谈话涉及古代典籍时，老先生顿时兴致勃发，眉飞色舞，仿佛又变成了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少年书生。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间，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信手拈来，让年轻的梁教授惊叹不已。这简单而动人的一幕像一幅水墨画定格在梁教授的记忆中。十几年后，梁教授时常在慨叹中与友人谈起那难忘的一幕。这位老人就是蜚声学术界、以“日知”笔名为人所熟知的林志纯先生。
先生1910年11月1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与当时大多数孩童一样，头悬梁，锥刺股，读经诵典的生活几乎是其童年最深刻的记忆。1931年，先生21岁从师范科学习结束后到福建法委会做了事务员，不久又进入福商小学（现为福州市第四中学）任教员。因为年轻有为，工作勤勉，商会决定由他任该校校长。动乱年代世事难料，在先生任教员的第八年即1938年，日本侵华的战火蔓延到福州，福商小学不久停课，先生也开始重新考虑去向。1939年，他只身来到日本人控制的上海，进入大夏大学历史系继续深造。为了能看懂外文刊物，见识更多外面的世界，他决心多学几门外语。圣约翰是教会学校，老师多为洋人，用英语授课，于是，每日奔走于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间埋头苦读成为其抚平当时战争恐惧的一剂良药。先生这一时期英语水平大大提高，并利用一切机会兼修俄语和拉丁语。1944年，先生从大夏大学毕业，回到福州先后在银行、难民救济会、中学任职。1946年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培成女中担任教职，讲授中国史和西洋史。
大夏大学从教期间，先生陆续在《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世界文化》、《评论半月刊》上发表一些时论文章，评骘时事。他对当时社会问题的阐述总能见微知著，发人深省。及其晚年，先生还时常回忆起早年的经历，并提到曾经编写的《秦汉史及魏晋南北朝史稿》。史稿已经遗失，但依先生一向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来看，想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史研究著作。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社会性质大讨论中，先生的“魏晋封建说”即是从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出的。
古理今理不外道理，中学西学皆为学问，在先生看来，对于学问应该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著名历史学家王敦书教授对林先生毕生对知识的渴求称誉道：“先生以实际行动贯彻其求学信条‘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对学问的敬畏和虚怀若谷的涵养促成了他从中国古史到世界古史研究的跨越。1950年秋，先生前往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原来的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次年世界史学科初建，教研室急需掌握外语的教师改行世界史。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期间的所学有了用武之地，先生从此便承担起了世界古代史的拓荒工作。
当时除了少数几位留洋归国的世界史学者外，与先生一样，早年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后转行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的世界史研究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将中国古史研究注重一手材料的原则应用于世界史研究之中。这一原则林先生强调尤为突出，他曾不止一次跟学生讲：“西洋史不能搞第一手材料，很难有成就。”所以，在翻译苏联教材的同时，他组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等文献资料。通过林先生的译文，国人首次了解到古代世界的一些基本文献，如《梅腾自传》、《伊浦味陈词》、《汉谟拉比法典》、埃什嫩那国王俾拉拉马的法典、伊新国王李必特?伊斯塔的法典等。
林先生早期开展的研究也多从一手史料入手。1961年发表《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与军事民主制问题》结合古代希腊、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等的史实指出“所谓民主政治的‘传统’，最早不始于西方，而始于东方，不始于古典的希腊罗马，不始于印度欧罗巴民族，而始于西南亚的苏美尔人”。 1962年，发表的《关于新发现的古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一段碑文》、《荷马史诗若干问题》和《线文B的译读》三篇文章，更加鲜明呈现出林先生从一手史料入手，尊重史实的研究特色。
先生倡导建立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实际上也是他注重从古文字入手，重视一手文献的体现。在了解到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以及西方古典学早已作为独立的学科在世界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后，先生与周谷城、吴于廑两位先生多次呼吁填补我国这些学科的空白。1985年，由三人联名申请、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在东北师大成立。先生长期以来主张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从古文字入手，注重一手文献的做法也逐渐受到学界好评。1990年11月5日，周一良先生代笔季羡林先生致信林先生，对其开展的研究称：“赫梯学及埃及学皆国内绝学缺门，三位弟子的两本专著，俱能运用原始材料，与时下抄二手著作者迥不相侔。”这是对先生学术教育活动的基本评价。
先生在将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引进来”的同时还坚持让我国古典文明“走出去”，主张建立我国自己的、可与西方比肩的“古典学”。在先生看来，西方古典在人类历史上熠熠闪光，有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政治学，西塞罗的辞令，可谓星光璀璨。同样在中国，三经三礼、诸子百家，自黄帝至共和，自孔子至司马迁，古典不朽，代代相传；古典文明从古到今，一线相承，未尝间断；比之有过两次间断（即古代的和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西方古典，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之悠久，文化内涵之丰富，毫不逊色，典籍之宏富更是独步世界，罕有其他民族可与伦比。因此，中西古典文明应该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开展对比研究。
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实践贯穿了先生晚年的整个学术生涯。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立后陆续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授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古希腊、拉丁文等古代文字和语言，将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以及西方古典学引入我国。1988年开始，先生又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胡厚宣、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等九位学者发起编辑《世界古典文明丛书》，在将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国的同时，把我国古典文献播向世界。
2000年，季羡林先生曾在纪念石景宜先生的文章中特别提及林先生：“林（志纯）是福建人，较我犹长一岁，是地道的耄耋老人了。个子虽不高，然而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在他眼中，宇宙间好像没有困难之事，字典里好像没有‘困难’二字。他做事果断迅捷，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皱过眉头，像是一团火，一往无前。同这样的人见面，自己纵因事碰壁而精神萎靡，也必能立即振作起来。有这样感染力的人是极少的，林老就是一个。”这是了解先生的学者间的知人之论。
林先生以冷眼旁观审视中西古典文明，以“一团火”的热情在新领域创榛辟莽，理性中不乏浪漫，这恰恰是人文学者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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