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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邹兆辰：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料意——读齐世荣先生关于史料问题的系列文章

【作者简介】邹兆辰，男，福建福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世荣先生是中西史学贯通的学者。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实际上他中国史学的素养也十分深厚，这与他的师承关系是分不开的。他于1945-1949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亲炙邓之诚、陈寅恪、刘崇鋐、雷海宗、齐思和、翁独健、邵循正、孙毓棠、吴晗、周一良等一代名流教授的熏陶指点，在治史的原则和方法上受过严格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对本专业领域重大问题的探讨，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教育。在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的同时，还经常讲授史学方法理论课，长期积累了史学方法方面最重要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把根底扎牢，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近年来，齐世荣先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史料方面的文章①，体现了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一辈学者的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以学贯中西的通识努力倡导开拓史料的范围，体现出他对深化中国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纵观齐先生新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联系到他在1989年发表的《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1989年发表的《加强合作，促进共同繁荣——评〈民国档案〉进入新的一年》与2001年发表的《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试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②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谈到史料搜集和史料考据。这些涉及史料问题的系列论述，提醒史学工作者要增强史料意识，把那些具有史料价值而又可能被忽视的材料充分利用起来，以扩充史料的范围，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齐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齐先生在他关于史料、档案、考据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次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广泛地搜集可靠的史料，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的相关论述，并以此来教育年轻的学子。如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他号召青年学子应该向马克思学习。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朴实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因为在他的著作中，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齐先生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史料的高度重视。例如，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大量利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材料；恩格斯为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除亲自调查外，还广泛使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
前辈历史学家关于史料问题的论述，更是齐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方面，也是常常被引用来教育青年的。如郭沫若所说：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陈寅恪关于新材料的学术价值也是他经常引用的话。陈寅恪说：一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为了说明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曾举例说明，如现代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受到轻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材料。他还指出：我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材料太少，以很少的材料立说，都显得证据不足，又都有一定道理。因此，各执己见，难有共识。

和大多数史学家对待史料的认识一样，齐先生认为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实物遗迹和口头传说三大类，而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因此治史者应该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
对于文字史料的分类各家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分史料为13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史部书增为15类，各派史家还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齐先生认为，不论把文字史料分为多少种，但概括起来不外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随着历史学的演变和发展，治史者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从传统的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使得官书与私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以文字史料的类别已经远远超过古人的界定。按照当代中外史学发展的情况，他对两大类别的史料做了如下的划分：
官书：国家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
私记：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订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杂志报纸、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地理书、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
如何看待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类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作用，是史著产生以来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不同的史家由于个人治学的经历、习惯的不同，思维方法的不同，对待各类史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本是一般学人不太容易发现、分辨的问题，而齐先生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从对大量事实的精研中，梳理出三种对待上述两类史料不同的态度：
第一派：扬官书而贬私记。
这派学者多认为，官府文书比私家记载更为真实可信。例如，清人万斯同说他自少时就“默识暗诵”列朝实录，“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待其“长游四方”，经常“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刚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
近人邓之诚著有《中华两千年史》，他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虚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
第二派：扬私记而贬官书。
这派学者认为私记较官书更为真实可信。如梁启超说：“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比如，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南征的事“仅得二十字耶”，而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我们要想知道该战役的情况，还是要依靠非正史的《华阳国志》。由此可见，正史如果当作史料来读，它的价值“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鲁迅也认为，“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信一些。因为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而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翦伯赞明确指出：“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
第三派：认为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应当并重而不可偏废。
齐先生列举了从古代到近代一系列持这种态度的史家。刘知幾在《史通》中，把全部史籍分做“正史”与“杂述”两大类。他首重“正史”，在《古今正史》中，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从《尚书》到隋唐诸史，都予以说明。但是刘知幾在对“正史”的叙述中也有批判，对杂史也不轻视，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清人王鸣盛也认为官方文书与私人记载互有短长。他主张“读史宜专心正史”，但是他并不轻视小说。他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
近代学者也有多人持这种态度，齐先生举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的观点为例。例如，蔡元培说：“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蔡元培强调：“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傅斯年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又更进一步了。他分析说：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的互有短长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较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定例，官书对于年月也很会出错，而私记说的“内幕”每每是胡说。
齐先生本人对于两类文字史料的态度基本是赞同第三派的。他认为：“各种类型的史料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把它们综合起来，互相参照，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1]他认为，第三派的主张，是使用史料的比较妥当的办法，第一派、第二派的主张亦有可取之处。如万斯同、邓之诚重视实录、正史这类官书，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比较系统地汇集了大量的史料。如《清实录》有4363卷，二十四史有3249卷，它们包括的内容都非常丰富，不仅包括政治，也涉及经济、文化、宗教等等方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零星的私记都比不上官书。国外也是如此，例如英国国家档案局的书架超过100英里，同盟国1945年虏获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的档案有400吨之重。同时，齐先生认为鲁迅、翦伯赞肯定野史、杂史的价值，如不太摆史官的架子，所记较正史为真切，敢于暴露史实的真相等等，都是对的。

(一)回忆录
齐先生在《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2]一文中说：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史料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治史者应该很好地运用，但这类史料也有它的缺陷和局限性。他对这类史料进行了分析：
第一类：以个人为线索，多涉及时代等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资料：如陈寅恪的《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特别是了解光绪皇帝对变法的态度以及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行新政的作为有参考价值。《杜鲁门回忆录》涉及1945年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情况。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涉及很多二战前后的欧洲情况，如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社会的反映有生动的记载。
有一些回忆录涉及政治的某一个方面，如贪污的黑幕。他列举了清人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关于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的情况。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说，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乾隆三十五年)，就有商人从福建、广东等地携回“洋钱”的情况，可供经济史研究参考。一些回忆录不仅可以反映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记载，如北宋人孟元老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南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
第二类回忆录主要是谈个人往事，但也可旁及到所处时代的情形。
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开创了“自序”的体例，也是一种回忆录。《自序》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叙述了他秉承父亲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遭受了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能坚持修史的情形。蔡元培的《自写年谱》，对于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和他所实行的原则，能很好地体现他的教育思想。胡适的《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反映了这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的读书、研究和与学者交往的情况，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也谈了治学方法的问题。
齐先生还列举了几位学者和老革命家在建国以后写的回忆录。如吕思勉的《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和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1952年)，都是大学教授谈建国初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回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生动地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提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精神十分感人。韦君宜的《思痛录》涉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为受到“文革”迫害的人平反的情形。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抱病口述的一生的战斗经历，有的内容涉及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齐先生也分析了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他指出：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人们的回忆录，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准确无误的再现，错误是常有的事。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比如说，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内容十分贫乏，对于他们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只字不提，以免对自己不利。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作者在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因为他写回忆录必然依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和感受。5.有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这里的“己”和“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
尽管回忆录有这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也不可全盘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也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是可以作为史料使用的。
(二)日记
齐世荣先生在《谈日记的史料价值》[3]中说：日记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必须参考的。他指出：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日记谈到的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也可以与官书和其他私人文件相互参照比较。
1.政治人物的日记
齐先生列举了《翁同龢日记》、《郭嵩焘日记》、《齐亚诺日记》、《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和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大部头日记。
《翁同龢日记》起于1857年至1904年，长达46年，反映了咸丰和光绪年间的很多历史事实，也反映了作者在这时期的思想与活动。例如，翁同龢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作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活动等都有清楚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郭嵩焘日记》长达37年，由于郭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中最有见解的一个人，所以顽固昏庸的士大夫激烈反对他的主张，甚至诋毁他的人格。《齐亚诺日记》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的外交大臣齐亚诺的日记。他所留下的两本日记反映了1937-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是1925年英、法、德、意等国签订《洛迦诺公约》时的英国驻德国大使阿贝农勋爵写的日记。当时英国是促成公约签订的重要国家，而阿贝农本人有公约“教父”之称，了解很多英国要签订条约的真实目的。因此，他的这份日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静居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清代一个小官，只做到知州，但是他是曾国藩十分信任的幕僚，他所记的咸丰到光绪年间31年的日记64册，内容非常丰富。由于他先后任曾国藩、曾国荃的幕僚，所以知道许多湘军的内幕情况。
2.文人学者的日记
《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是一个文人学者，他的日记始于1854年止于1894年，前后40年。日记的内容包罗甚广，“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鲁迅语)。日记还保留不少社会经济的史料，比如具体记录了当时京官与外官互相勾结和京官的享乐生活。由于日记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学者张德昌利用《越缦堂日记》写了一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还整理了咸丰、光绪年间银钱、物价、工资方面的资料。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是这位著名法国作家1935年应高尔基之邀去苏联访问近一个月所写下的日记。这是一种集中一段时间，又集中于一个主题的日记，所记就是他的苏联见闻。陈白尘的《牛棚日记》记于1966-1972年，这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年代。他的日记是那个年代里，文联各协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一份令人悲愤的记录。《朱自清日记》是朱自清先生从1924年到1948年前后二十余年的日记。他的日记完全是供自己看的，所以内容真实可信。由于不准备发表，所以日记更直率地记录了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记录了他本人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记者威廉·L.夏依勒的《柏林日记》，是这位美国著名记者1935年前往柏林时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记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二战初期的战争情况。
齐先生指出，日记确实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但使用日记时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同时，一些有名的日记中也有糟粕，比如在日记中恶语伤人，这样就容易“流于诬妄”。因此，在使用中一定要慎重。
(三)私人信函
齐先生在《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4]一文中，列举一些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认为是治史者应该利用的一种史料。他指出：在私人信函(公牍除外)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等等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故在相当程度上能透露历史的真相。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是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谈到或谈得不充分的，也可以作为公开著作的补充。
曾国藩关于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反映了清军在攻克太平天国的天京前夕，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对于要不要让李鸿章的淮军来会剿的问题上的心理状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湘军与淮军上层的矛盾，具有史料价值。郭嵩焘1875年9月受命使英大臣后的几封私人信函，如行前致两江总督沈葆桢函，抵伦敦以后致李鸿章函、致朱克敬函，都论及他个人对赴英使命的感受，对英国社会制度的认识，对于开展洋务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朝廷对开展洋务的重重阻挠，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等。
国外重要人物的书信中也可以找到对于研究世界史有价值的史料，齐先生列举的张伯伦的书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尼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亲自掌握外交政策，在二战爆发前，他极力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满足德意等国的要求，以换取英德的和解。他对他的政策非常自信，这在齐先生所选择的张伯伦致其妹艾达的信中有清楚的反映。到二战爆发，他的政策破产时，他仍然执迷不悟，这在他临死前数日给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鲍尔的私人信件中有清楚的反映。
许多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则体现出特殊的学术价值。齐先生指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的专制淫威、汉代法律的残酷，更可了解司马迁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反映了魏晋之际在思想上的斗争(自然与名教)和政治上的斗争(曹氏与司马氏)，是有价值的史料。顾炎武在书信中谈到了著述的标准问题，他对学术著作要求很严，主张“采铜于山”，不能买旧钱以充铸，只有“采山之铜”才真正是学术精品。
有的学者在公开的文章中对某人是一种评价，在给私人的书信中则又是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是作者真实的想法。齐先生举出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书信中就反映出王国维对另一学者沈曾植的真实评价，从中也反映出王国维自负的一面。胡适论当代学人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表面看给人的印象谦和有礼，对前辈学者、同辈学者都是十分称赞的；但他骨子里是十分骄傲的，对他同辈的一些人十分轻视，而这些话却只能在给人的信函中吐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如1950年5月29日胡适致杨联陞的信，说明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很低，暴露出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狂妄自大的一面。
(四)小说
齐先生在《谈小说的史料价值》[5]一文中论述了利用小说深化史学研究的意义，并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小说的史料价值。
小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定时代的历史面貌，历来受到重视。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编年体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层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梁启超指出：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等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陈寅恪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
为具体说明小说如何反映历史，并可以作为史料使用，齐先生列举了五个方面。
1.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某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
仍以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在这个标题下写了91部小说，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展示了19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整个法国社会。齐先生列举了《人间喜剧》中的《贝姨》、《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古物陈列室》、《高老头》、《夏倍上校》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说明了巴尔扎克所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生动形象感人。
2.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例，说明该书刻画了范进这样一个力图通过科举考试向上爬的典型人物，说明中国明清两朝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度，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读书人醉心举业，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3.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
有些小说的内容能够隐讳地折射出当时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有一定参考价值。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可以看到唐宪宗被弑一事。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指出，永贞内禅和宪宗被弑是晚唐的两大事变，是阉党之深讳大忌，所以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中对此事不能不有所避讳，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才可知宪宗被弑一事的真相。
陶渊明的短篇小说《桃花源记》寓言的性质十分明显。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在他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民有的远离本土迁至他乡，有的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寇之难。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内容虽然多是鬼狐故事，但也有的地方假借谈鬼说狐，反映清军入关后在山东屠杀人民的历史事实。牟润孙在《〈聊斋志异〉所记清兵在山东的屠杀》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
4.觇人情而征人心
有的小说，对于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特定人群的心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如清人夏敬渠所著《野叟曝言》，对于当时“理学家”的心理有所反映。

而《聊斋志异》中，对秀才入闱心态的生动描写是深刻入微的。如在“王子安”条中，写一个困于场屋的东昌名士王子安，入闱后期望甚切，他的心态变化有“七似”，极其生动。
5.提供具体细节
齐先生认为，小说能够提供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是十分有用的。他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不但写人，也写“物”，就是写出人物和他们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人和生活”，比如财产、房屋、家具、器皿以及衣服等等。这样用“物”来衬托人，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生动。例如，《古物陈列室》这部小说里，对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公馆的描写十分精彩，小说用客厅的陈旧摆设，衬托出一群男女没落贵族荣华不再的凄凉晚景，物与人浑然一体，堪称刻画入微的佳作。

从齐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是特别重视史料的扩张的。他赞同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的说法：“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还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史料，大如地方志，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傅斯年回顾过去中国的历史学，认为“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他赞赏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对待史料的态度，慨叹当时“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
齐先生认为，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19世纪末，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选材必须扩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应地人们要求历史学应该更密切地与各类社会科学相联系。他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史学研究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我们理应发掘并利用各种性质的史料。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以后，过去从不看做史料的东西，也就有了价值。例如，我国笔记小说中有一类侈谈因果报应，这些迷信内容原无史料价值。但如果我们要研究心态史，便可利用这些废料，看出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心态。”[6](p.383)
扩充史料的范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扩大了史料范围以后，还要精于鉴别，取舍得当，方能收到综合运用的功效，这就有赖于史学工作者的眼光和素养了”。这个“精于鉴别”的工作就是考据。齐先生认为：“考据作为治史的一种工具，过去有用，今天还有用”；“考据的作用，概括说来，就是为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考证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很难界说。大体讲来，从文字的校勘和训诂、版本的比较和鉴别，到史料真伪、可信程度的分析、史料内容的诠释、具体史实的考证，都属于考据学的范围。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便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6](p.389)
对于如何进行考证的问题，齐先生在《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中曾经做过专门的论述。他在文章中提出四个原则和两个范例——陈寅恪、陈垣，值得我们深入领会。
第一，广搜证据。
他认为，在考据中，广集证据，是为了进行归纳。使用归纳法，一般说来，搜集的材料越丰富，则归纳的结果也越可靠。援庵先生经常讲，搞材料要做到“竭泽而渔”，便是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研究问题时不能以孤证立说，不能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或玩弄一些实例，因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批评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一条，断言杨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入宫时犹为处子。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陈垣二位先生也都考证过杨妃入道之年，两人不谋而合，得出相同结论，即杨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杨妃入道究竟在哪一年以及是否以处子入宫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两位大师考证同一事实并得出同一结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两位学者比朱彝尊高明之处，首先就在于使用材料的广泛性，或者说读书时是否做到了“统观首尾”。朱彝尊得出的结论，只根据《旧唐书·杨贵妃传》和《新唐书·杨贵妃传》的说法。而《新唐书》是沿袭《旧唐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孤证。陈寅恪和陈垣他们所用的材料则广泛得多，他们引用的材料有七条，包括《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旧唐书·贞顺皇后武氏传》、《旧唐书·寿王传》、《唐会要·皇后门》等，于是两位陈先生得出与朱彝尊不同的结论。
第二，正史、杂史多种史料参用。
两位陈先生比朱彝尊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正史与杂史并用。他们不仅用了两唐书的材料，也运用了宋人乐史的《太真外传》的材料，因为他们认为乐史生于北宋初年，“其言当有所据”。而朱彝尊不相信杂史所记，认为乐史的《太真外传》是“传闻之谬”，所以他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第三，利用习见的材料。
齐先生认为：“高水平的考据，在于能利用世人习见的文献和普通的版本，看出一般人见不到的问题，得出精确的结论。而且，许多习见的材料之所以能够流传既久且广，正是由于它们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故应予以重视。靠孤本秘籍，以偏僻的史料或字句的比勘立论，不仅不算功夫，甚至相当危险，因为这有陷于孤证的可能。”[6](p.384)
第四，考据应具通识。
齐先生认为：“第一流的考据必须以通识为基础。朱氏考杨妃入道之期之所以错误，两位陈先生之所以正确，原因之一在于有无通识。”他指出，朱彝尊之所以错误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虽然知道杨妃夺自寿邸，但由于“为尊者讳”的思想作祟，硬要考证杨氏虽已受册为寿王妃，但尚未迎亲、同牢，故入宫时犹为处子，大概是想借此说明玄宗的行为尚有可谅之处。他站在卫道的立场去弥缝玄宗的丑行，用宋以后的眼光去观察唐代史事，自然不免做出十分荒唐的考证。但陈寅恪认为：“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也就是说，李唐一代，皇室也不重视闺门礼法，太宗以弟妇(李元吉妃)为妃，高宗以父妃(武则天)为后，玄宗则夺儿媳(杨贵妃)为己有，这在唐朝并不看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治史者应该有这样的通识。
什么是通识？齐先生认为，培养通识，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有了这样的思想武装后，再来考证历史问题，就能由小见大，由具体看一般，由现象到本质，使考证服务于总的研究目标”[6](p.388)。
齐先生《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在批评清人朱彝尊对杨妃入道之年考证的谬误中，他着重运用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对同一问题的考证结论，从而阐明了两位陈先生的学识渊博与考证方法之精良，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通识的精神。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对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问题用一节篇幅来加以论述，进一步彰显两位大家在考证方面的卓越成就。
陈垣先生运用史料的情况：
1.陈垣著作中使用的史料非常丰富。他一再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常以“竭泽而渔”作比喻。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所用材料以诗文集和金石录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
2.陈垣一生重点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宗教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盛衰变化的情况，而不谈教义。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
3.陈垣虽然广采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但是对于官方文书也很重视。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充分利用了《元史》的材料；研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也参考了清廷档案。他还向学生强调清初诸帝的硃批谕旨的史料价值。
4.陈垣善于利用历史上的工具书。如他很重视《册府元龟》，认为它材料丰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所用之书，都是北宋前古本，可以校史，也可以补史。他曾用《册府元龟》、《通典》补足流失八百年的《魏书》的缺页。
5.史料愈近逾繁，应该进行分类研究。他认为，道光以来的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陈寅恪先生利用史料的情况：
1.陈寅恪先生治史在史料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主张，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他赞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对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也十分欣赏。
2.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极为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他开设“元白诗证史”课，要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在晚年耗尽心血完成巨著《柳如是别传》，共引用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3.陈寅恪熟悉佛藏、道藏，长于从中搜集材料，与教外文籍结合，用以研究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关系。
4.陈寅恪对官书和私人记载是同等重视的。例如，他极力主张买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认为这些档案具有第一等原料的性质。他还参加了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的工作，称“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对于常见的传统史料他也十分重视。
5.陈寅恪主张尽可能扩充史料的领域，必然也很重视新史料的发现。例如他很重视敦煌学的材料，在理论上说明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同时身体力行，利用敦煌文献撰写文章。
齐先生总结陈垣、陈寅恪二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当所用。他们都不专门研究经济史，故著作中涉及的经济史料很少。
齐先生有关史料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当今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史料意识，同时也表现了他个人在驾驭史料方面的功力。他不仅能以广阔的视野来寻求史料、运用史料，从而做到旁征博引，而且把对史料的这种运用提高到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体现为一种史料学思想。认真总结这些史料学思想对于深化史学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他所主张的官方文书和私家记载应该同样重视的原则，以及他所列举的那些可能被人们忽视的私人史料价值都给人以极大启发，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考证方法和所推荐的运用史料的两位典范，今天仍然是值得治史者认真学习的。
注释：
①这些文章包括：《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谈日记的史料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齐世荣先生已将上述五篇文章结集成书，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4年6月出版，书名《史料五讲》。另外，《继承与创新》(《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也涉及相关的问题。
②《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加强合作，促进共同繁荣——评〈民国档案〉进入新的一年》，原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试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三文均见《齐世荣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齐世荣.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J].历史教学问题，2013，(2).
[2]齐世荣.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
[3]齐世荣.谈日记的史料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6).
[4]齐世荣.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5).
[5]齐世荣.谈小说的史料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5).
[6]齐世荣.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A].齐世荣史学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NU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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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陈寅恪-邹兆辰：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料意——读齐世荣先生关于史料问题的系列文章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