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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程新伟：读《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有感

杜维运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其著作《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等广爲流传，不幸于2012年9月1日病逝于加拿大。
去年通过老师的介绍，有幸拜读了杜维运先生的大作《史学方法论》。在读杜先生的《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时，再次重读了一遍《史学方法论》，随着不断的学习和对历史的深入，很多新的感受是首次阅读时所没有体会到的。阅读这两本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书籍。杜先生在对国史有深厚功底的基础上，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历史专业训练和培养，尤其是书中对西方史学著作的引用，对其所引用专著和文章的查阅，使我初步接触了一些西方的史学家，在眼界方面大爲开阔。
杜维运先生在《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中，主要从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创获和史学著述的成绩三个方面对中西方古代的史学发展作了详细的比较论证。从这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西史学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取得的成绩，皆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让我们更进一步思考，爲何中西方史学从起源时期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不同的根源究竟在何处？
既然史学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那么生活才是史学的源头。作史者及其叙述的对象离不开生活的大环境，那么就必然受到这种环境的制约。正是这不同的环境，构建起了史学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发展方向。要认识清楚中西古代史学的不同，根本在于了解其不同的环境。要想追溯古代社会的社会环境，就必须通过对其文化发展中的深层因素作出分析和探究。这让我想起了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对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两大系统作的对比，在谈到中西双方对于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异同时，他指出：“希腊代表着自由，罗马和基督教会则代表着‘组织’和‘联合’。”“但中国人向来不注重自由……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自我安定，因此中国人一向注重向内看，注重在时间方面看……中国人因爲常偏于向内看的缘故，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整然的一体。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18页.]基于此，中国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对史学家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而塑造了一批作史目的很明确的作史者，而其中有坚定信念的作史者爲了维护其作史目的的单纯性，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这些爲了保障其作史的目的敢于坚持自己的作史者迎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孟子正义》，中华书局，第419页。]的“大丈夫”观念而大受遵崇和倡导。因此，中国史学中的纪实观念，像“君举必书”，“书法不隐”的观念产生很早，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上都起这指导性的作用，爲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而西方的文化多注重对过去事情以理想化的艺术加工。古典史学中米利都人赫克泰阿斯（公元前550—前478年）在其著作《谱系志》中，开门见山地阐述了他的撰史原则：“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 参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爲了表达舆论的大势，虚构了伯里克里斯的葬礼演词。以伊索克拉特斯（公元前436—前338年）爲代表的古希腊修辞学派不关心史事的正误，过分强调历史著作的生动有趣。[ 参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杜维运先生在书中也指出：“希腊罗马最杰出的几位史学家，几皆与小说家、戏剧家接近，而非纪实的史学家。”[ 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第38页。]更近一步，当西罗马灭亡的时候，中世纪的欧洲被基督教神学的意识形态所笼罩，基督教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这时的史学家作爲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站在信仰的立场，将神纳入史学作品中，他们所叙述的对象不再是现实的人间。这个时期，历史的纪实性根本就无从谈起。[ 参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96页。]从中不难看出，西方史学在早起的发展中，作史者的目的是因人而异的，并没有发展成爲具有统一标准的史学著述方法。
现代的西方史学家所提倡的比较史学兴起于20世纪初，从五十年代逐渐发展，广泛在西方史学领域得以运用。比较方法作为治理史学的史学的一种基本方法，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实，这样的理论方法在中国早期史学中已经被广泛运用了。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杨伯峻译注：《论语·爲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唐以前史书发展情况作了总述“古往今来，诸史之作，不恒厥体。阙而为论，其流有六……”。其独到的见解正是在对历史分类和比较中总结出来。此外，还有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加以详细对比，或褒或贬，都生动而形象，使人一目了然。举其细节：“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体制，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嗤当代，良有以焉。”显然，通过比较，能够使人们更深刻理解被比较事物的本质。但是，我们更应该从中认识到，比较的基础在于对该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认识和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力。
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不同的史学目的。中国史学目的的较早确定及其获得了几乎全部史学从事者的认可，造就了中国史学独特的发展途径。西方的史学目的因人而异，西方的史学与艺术、宗教等有了紧密的结合，形成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多样性和曲折性。从史学的发展、完善和史学方法的应用几个方面来说，中国古代史学是优于西方史学的。而具体到史学方法的理论化、体系化水平来说，近代的西方要优于近代的中国。例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以及学科的分类、交叉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借鉴等方面，中国在近代才得以逐步引进和借鉴。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种族上没有所谓的优劣之分，文化上也同样没有中西高低之分，不同的历史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国际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对本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一种温情与敬意。对于他民族文化，我们要加以吸收其可取之处。这在实际行动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近年来，西方所提倡的比较史学在中国史学界也受到了很多学着的青睐。然而，很多人学者忘记了比较的基础在于对该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认识和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力，没有了这个基础，比较方法在当前中国史学上的乱用，造成了大量的投机。很多作品的比较研究往往缺乏深度，方法上也过于简单，甚至有许多文章先陈述一个事实，再陈述另一个事实，最后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概括异同。这在资源丰富的当代社会，不异于自欺欺人。比较史学如此，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以及影视史学等多种新型的史学方法都同样需要我们加以借鉴，在运用的过程中更要加以慎重。
在历史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怎样将历史运用于当今，启迪于未来。杜维运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的辉煌成绩，离不开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所作出的成绩。他之所以热衷与中西文化的比较，热衷史学方法的论证，目的就在于找寻历史学新的发展方向。他在《史学方法论》的增写版自序中指出：“所以在西方史学出现危机，历史濒于沦亡的今日，以中国史学方法与西方史学方法相互印证，相发明，以融合中西史学，应是史学上的大业。”[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增写版自序。]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对历史、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之体现，愿所有史学事业从事者都能够以此为标准，这样，中国史学的未来才会有一丝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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