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钱乘旦:兰克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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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钱乘旦:兰克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


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曾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很多人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兰克认为,历史有其发展方向,这一点与西方史学界的先辈们没有很大区别,西方历史学很早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发展方向的,从而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就存在,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类历史的终极走向是天国,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发展的。理性主义盛行后,尤其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理性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径早就被设定了,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规律,人类改变不了历史规律,也改变不了历史走向。
兰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历史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出来。兰克的创造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上,由此他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在兰克之前,历史学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却是从兰克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则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录》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兰克却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资料、文书、档案,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在兰克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但兰克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很多人说,兰克之前的历史学或历史学著作都是非专业、业余的;兰克之后,历史学才成为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兰克不愧是一代宗师,改变了西方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史学,随着西方崛起和话语优势,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但到此为止,我们对兰克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科学的历史”上,这不够、也不完整。兰克的历史传统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政治史。兰克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根据他的要求,人们只能写政治史。什么是坚实的史料?他说得很清楚:档案馆里白纸黑字的档案才是可靠的,用这些确凿无疑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用档案写出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为档案收藏在外交部、殖民部、政府档案馆,记载的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所以,如果把兰克作为楷模,按兰克的要求研究历史,就只能写出政治史,当然政治包括军事、外交、战争、殖民等内容。兰克的历史也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兰克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是民族国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代。西方的崛起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刻开始的。兰克那个时代,欧洲以及北美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西方突飞猛进,占取历史优势。民族国家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它崛起的前提条件。但兰克又生长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德意志当时还没有统一,他一生希望祖国统一,因此兰克史学一方面体现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体现兰克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渴望。
所以兰克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传统的三根支柱。兰克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他的时代,表达着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思考。前面说过: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学术界,它很新,仅凭一个“新”字就能打动许多人,况且兰克史学充分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兰克史学从形成起就有问题,三根支柱都不可靠。兰克说:只要有坚实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坚实”吗?“科学的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这样去思考,就会发现兰克传统问题很大,绝没有把历史学带到无可逾越的顶点。由此去看20世纪“新史学”“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兰克史学出现不久,就开始有不同于兰克的其他史学出现了。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这离兰克时代并不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变化的历史,放到兰克背景下来理解,经济史就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它不讲政治,只讲经济。经济史在今天看来已经变旧了,但相对于兰克史学而言,它又是“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观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体对象,在他们笔下,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文明多种多样,比如汤因比说有21种不同文明,其中6种是原生的,另外15种是续发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衰盛亡。放到兰克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文明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在文明史关照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只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无论兰克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历史变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类历史是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观却认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终,不存在时间先后,也无所谓高低,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转圈——从生到死,这是一种循环史观。在这些方面,文明史观都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由此造成很大轰动。作为一种新思想,文明史观对兰克史学传统形成重大冲击。
但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出现了,这次冲击再次波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总体史”的概念。意思很简单,就是历史包罗万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有三个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地理空间从宇宙行星开始,到气候、海洋等,人类习俗、规范,都是影响历史的因素。地理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它的作用时间是以万年、百万年计算的。社会空间较小,是一个中间层次,包括人类的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制度变化等,这些也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作用时间以千年、百年计。最小的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而这些表演却让历史学家最感兴趣,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在内,都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以为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最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而言最没有意义,因为它最不能决定也不能解释历史的走向。个人空间以年、日,甚至小时计,转瞬即逝。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这些是我们熟悉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是宏观的历史,它试图构筑一个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以此来囊括人类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不仅否定了兰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兰克的民族国家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扩充了。在布罗代尔看来,什么都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史学,包括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妇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鉴学派影响,这些都不在兰克的史学传统范围内,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把它们召唤到历史学中来的,“总体史”几乎要把兰克史学淹没。到这一步,兰克传统只剩下“科学的历史”可以勉强自保,历史学家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兰克为什么只被看作是“科学的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到20世纪下半叶,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新流派出现了,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兰克,而和年鉴学派有更多的承继关系。首先是社会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会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国社会史》记述了英国各时代人们的穿衣、进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历史。这种形式在社会史刚开始流行时比较常见,后来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它对人类过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关心,尽力发掘,唯独不写政治史,即便写,也是一带而过,并且注重它的社会层面,比如政治运动的阶级构成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人类历史,可以把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看作这种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国社会史》就是没有政治的英国历史。社会史刻意不写政治,是对兰克政治史传统的蓄意扬弃,它同时又部分抛弃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因为社会史使用的史料不那么可靠和“坚实”,不能按兰克的要求只使用政府的档案资料,作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只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还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风俗习惯等。社会史偏爱使用这些东西,这就对“科学的历史”造成冲击,兰克的“科学”方法也被突破。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有承继关系,因为它也强调历史内容的整体性,但它抛掉了布罗代尔的宏大体系,而注重人类活动的许多细节;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释,所以许多社会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却缺乏理论架构。
1980年代新文化史盛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新文化史之所以“新”,
是因为过去的文化史显得“老”。文化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很早就存在,比如伏尔泰写过《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布克哈特写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很有名。“老”文化史着眼于群体,注重群体的文化现象,例如民族的文化特性、阶层的文化表现等,试图挖掘和解释重大的文化题材。新文化史则注重个人,尽心发掘细微的个人琐事,这些事在以前的历史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尤其在兰克的政治历史中不会被人注意。新文化史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书中素材也曾被以前的历史学家注意过,因为它保留在法庭审判记录中,只是戴维斯给它以新的解释。戴维斯推翻了档案所显示的结论。从逻辑上看,戴维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但依照兰克的史学传统,却不能被专业历史学所接受,因为没有史料依据,只是作者的推测。戴维斯彻底否定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以此办理,历史研究就不必依赖史料了,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兰克传统到她这里荡然无存,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是科学的历史,也不是政治的历史,更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戴维斯不仅挑战了兰克传统,甚至挑战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即“求真”。
但是《马丁•盖尔归来》却被许多人叫好,戴维斯也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表现了历史观念的转变。新文化史背后有一种观念支撑,即后现代史学观念。从哲学层面看,历史学向来就有一块软肋,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被经验所证明,然而用经验证明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恰恰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本支撑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可是过去的事一旦发生,就再也不能被后来的人所亲身经历,也就不可能被任何人用经验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历史是不可被恢复的,历史学只能依靠史料来做研究。但史料是真实的吗?谁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兰克说只要能找到可靠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但人们恰恰没有办法证明史料所记载的情况绝对可靠、真实,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所有的历史书都只是推测。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代表性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新文化史学家就是按这种思维进行创作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好看、抓住读者,而不是确切无疑,所以历史学等于文学,历史写作等于文学创作。
我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说法。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尽管新文化史成绩斐然,对当代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它把小人物搬上了历史舞台,从根本上颠倒了自上而下的历史,但是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倾向却不值得赞赏,那种挑战历史学基本底线的做法也不值得推崇。此外,新文化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它把历史彻底碎片化了。关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并不是坏事,但否定历史学的宏观体系、不屑于对历史的阐释与理解,只追求好听、好看、好玩,历史的现实意义和借鉴功能就被否定了。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确实有其独特的视角,不过也都走得太极端。但无论怎样,新文化史是彻底背离了兰克传统,把兰克史学的三根支柱都拧断了。
“新史学”中最新出现的流派是全球史,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看好全球史的观察视角,认为它可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在全球史出现之前,人们通常用纵向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认为事情的因果关系体现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可是全球史认为,横向的原因也许更重要,相距遥远而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一些事,彼此之间也许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公元前在亚洲腹地发生的事——汉帝国打败匈奴,到公元后几百年却在西部欧洲展现后果:匈奴西迁引发“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引发“蛮族入侵”,蛮族入侵又造成西罗马帝国解体,西罗马帝国的解体结束了西方的古典时代,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所谓的“中世纪”。在全球史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跨地区的,整个世界彼此互动,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就看不清历史的整体形象。全球史强调各地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主张跳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球的视野下观察历史。这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新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全球史填补了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空缺,因而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可是把全球史放到兰克传统下进行考察,很容易看出:它既不是民族国家史,也不是政治史,它的研究范围无比宽阔,远不是兰克传统所能容纳的。从写作规范上看,它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不把史料的“坚实性”作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更像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但是全球史和新文化史不同,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框架,把一块块历史碎片粘合成一个全球的体系,在这一点上,它又和布罗代尔异曲同工,只不过各自建立的体系不同而已。所以全球史是又一个宏大叙事、宏观的历史。通过讲述全球的历史,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全球史有一个时代背景,即西方认为它已经越过了民族国家的时代,而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甚至成了反动的东西。这对非西方国家有重大的杀伤力。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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