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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会议通知所说的“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段引号中文字均引自此通知)，个人非常赞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变化与《近代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就是在《近代史研究》的扶持下走过来的，要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或许很难做到客观。且我不久前才被要求回顾了近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现在若继续反思，其“分析”也未必能更“深入”。若把“三十年”置入1949年后的“六十年”之中，则“过去的经验”或也可以包括1978年以前的时段，本文即尝试对”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反思，以为认识和理解近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略做铺垫。
所谓“六十年”，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历史分期的见解，学术史、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同。史学史当然也属于学术史的范畴，不过195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确可见很多明显的不同，变化的一面似超过继承的一面，所以这一分期或可以适用于政治和学术双方。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处于非常状态，正常的学术活动难以为继，无须人为划分，史学研究便自然形成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三个阶段。“文革”期间学术出版发表基本停滞，即使有实际的研究，也多未能公之于世，基本可以存而不论。
从温故才能知新的视角看，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的史学，也特别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状况。对这一时段的中国史学，已有一些总结性的论著涉及，但多采取分类叙述的形式，学界似尚未形成整体的共识，需要继续探索和了解的方方面面仍然很多。由于既存研究尚不理想，凭借不足，本文不可能也无意系统论述“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仅侧重其体现转变与延续的一些面相进行考察。
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十七年”的研究，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中具体的讨论可能详略不一，有的仅点到为止，有的会稍微展开。大体上，本文讨论的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是自己较关注，也多少思考过的问题。那些虽重要而自己并无心得者，罗列出来会显得更全面也更均衡，但对读者和作者都无益处，亦非本文所欲言。
在“十七年”里，50年代(以下使用这类“年代”的表述，均指20世纪)最初几年跟此后十余年也有相当的不同，不妨再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进行考察。当然，两段之间很难进行严格准确的区分，大体以各类学术建制的成型(包括改换和新建)为标志，约在1954～1957年间，此后便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发展时期了。本文更侧重一般论述较少的“十七年”初期的过渡(“十七年”间确实有很多共性，关于初期的论述有时也会逾越到后面)，后期的发展则通过与“三十年”的对照简略考察，最后反思“十七年”史学的整体失语造成学统中断后出现的一些诡论性(paradoxical)后果。
“十七年”初期的过渡
50年代的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期，新当政的中国共产党比既往的执政者更注意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的掌握;历史更受到特别的重视，中共中央在1952～1953年还成立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一党内机构。因此，50年代前期史学的发展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相对更大。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随后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再稍后以涉及面宽广著称的胡适批判等，都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次年起陆续建立三个历史所和考古所;1951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史学会，随即开展活动; 1952年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重新组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系。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对史学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而史学专业刊物的创办则显得相对多样化，考古所于1950年将原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国考古学报》复刊，1953年改名为《考古学报》;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的内部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也于1950年创刊，1953年改为月刊，1959年改名为《文物》。其余则可见明显的地方特色，《新史学通讯》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初期名称)河南分会于1951年l月创刊，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历史教学》也于1951年1月由李光璧、张政烺、杨生茂等中青年京津史学同人创办，1952年第7期起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山东大学创办于1951年5月的《文史哲》，可能是当时最早的大学文科学报，在史学方面影响很大。
可知除文物考古方面的不定期刊物外，那段时间不多的几份史学刊物都带有地方特色，与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和努力相关(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史学家嵇文甫和山东大学校长的史学家华岗与《新史学通讯》和《文史哲》的创办有直接关系)。较能体现“中央”色彩的，是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1954年2月创刊的《历史研究》。前者初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轮流主编，后较长时期里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单独编辑;后者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其余学科的刊物则多由相关研究所经办)，迄今为止似乎仍是唯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单一学科专业刊物。1950年改为学术性月刊的综合杂志《新建设》，那时也时常刊载史学理论文章。
可以说，在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方面，自上而下的努力及有计划、有组织的特色在那几年是相当显著的。或许因为新的“国家机器”尚在组建之中，当年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整合与具体工作的涉入，远超过今日。1951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史学会，最初几年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年中国史学的总体状况，也可以从学会的认知中去了解。
在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上，郭沫若的致辞总结了两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的很大转变，“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也就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其余具体表现在“二、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三、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四、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五、由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六、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吴玉章随后致辞，提出研究历史的四点意见，一是要认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是要注重现实，着重研究近三十年的革命史，三是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四是反对在研究工作中的八股作风。
在范文澜接着的讲话中，上述内容被概括为“郭老、吴老交给我们的十条指示”，但范文澜也婉转指出，郭老所指出的六点，“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实则“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他显然以为这更多是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转变。不过，到那年年底，华岗就把这十条归纳为中国史学会对“两年来历史科学究竟有什么变动”的整体评估，并对郭沫若提出的六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约一年后，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做的报告总结说：
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对历史和历史工作的观点、态度等有了改变。例如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作“名山事业”，转变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变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
整体而言，范文澜的见解或更接近实际。刘大年虽接受了郭沫若的多数条文，却把大多数人已经转变改为多数人“有了改变”;许多人不过是“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而不是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已经“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样的估计似仍过于乐观。
如果说学术建制的改与建方面较多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风格，在具体的学术活动方面，一些个人的、地方的偶然因素，也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山东大学是1951年由中共在解放区建立的华东大学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而成，校中的“进步因素”就超过当时一般综合大学;再加上有史学家华岗任校长，又很早创办了《文史哲》杂志，那几年该校的史学学人相当活跃，其因应新时代的表现也比别处更引人注目。下文的举例，会稍多涉及山东大学。且山东恰好是武训的家乡，所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这里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1950年上映的电影《武训传》，曾得到很多赞扬。到1951年3月，报刊上开始出现批判武训及武训精神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提出应当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并指责“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刘大年稍后指出：“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严格地划分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人民民主革命思想的界限，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如翦伯赞所说，“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是史家“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既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最终地从中国史上消灭了”，研究中国史就“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样立场鲜明的区分，即使对一些曾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是新生事物。不久前曾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承认其错误主要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只要将两者进行对照，“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江青参与领导《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在《人民日报》连载。这一文献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认为在史学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郭沫若随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调查记》他反复读了几遍，“在具体事项中得以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一境的认识和运用”。在进一步检讨自身错误后，郭氏强调指出，《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将其提得更高，他在1951年提出：“在研究历史科学方面，最近有三个主要文件，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指南。”前两个文件是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第三个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后者“是活的历史科学，它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是一个活的典型”。当时的需要是“从历史观点出发来认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而《调查记》就“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报告记，而是中国解放了的人民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激烈斗争的胜利纪念碑”。
本身具有革命经历的华岗可能有超过一般学人的政治敏感，身在山东的他大概也知悉调查团成员的特殊性，但把《调查记》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划时代的指南”，恐怕在那时也不多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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