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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润为：革命与破坏：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

中国有着辉煌的过去，然而在近代却遭到了空前惨烈的破坏。这到底是谁之罪?是革命者还是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的事实来回答。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到1945年，英、法、德、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小侵略战争绵延不断。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外，所有这些战争无一不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失败的结果，就是任人宰割和蹂躏。
仅仅百年，中国就与外国签订了1100多个条约和章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列强强迫中国接受的。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条款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强占我大片领土，获得各种名目的巨额赔款和数不清的特权。如此贪婪的榨取和残忍的肢解，即使是再富足的国家也不堪其祸，何况羸弱凋敝的中国。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惨绝人寰的杀戮、抢劫和毁灭。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后焚毁，八国联军对古都北京的疯狂洗劫，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进一步追问：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中国封建统治的反动性和腐朽性。首先，他们拒绝革新和进步，就像将头扎入沙堆的鸵鸟一样，无视外面世界发生的巨变，死死抱住陈旧的封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观念不放。社会活力的缺乏，生产方式的落后，直接导致综合国力的虚弱。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就几乎耗尽了国库储备，以后的财政状况更加糟糕。其次是极端的专制。清朝的统治者专制，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则由假民主真专制而赤裸裸专制，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蒋介石同样是专制统治的行家里手。其三是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混战。“洒向人间都是怨”。直奉大战、蒋桂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都是封建军阀们演出的一场场祸乱国家、荼毒生灵的丑剧。其四是官僚机构的结构性腐败，对百姓盘剥的日益加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就非常愤怒地指出：那些封建官僚都是“老成之典型”，“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这就是说，不作为、各顾各，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非但如此，他们还疯狂聚敛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从朝廷到地方几乎层层吃赃，于是“贪官污吏，布满天下”，搞得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至于后来的各色封建统治者，同样在盘剥、腐败的道路上下滑不止。194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调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财产达20亿美元以上。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议会上气得大骂：贼!他们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面对国民党无可挽回的腐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萧公权尖锐指出：“三民主义已沦为权贵豪门的镇宅灵符，总理遗嘱已是当代最大的讽刺文学。”
毫无疑问，如此僵化、腐败的封建政权，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社会支撑，更谈不到什么国防动员力。在西方列强面前，他们除了战败、妥协、依附，与列强一道镇压人民反抗以求维持虚弱的统治之外，恐怕是别无出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太后的这句话，大抵道出了近代中国所有封建统治者主动的或者是无奈的选择。
然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却说：破坏中国的是“贫穷、疾病、贪污、愚昧、扰乱”这“五大仇敌”，而这“五大仇敌”则不应当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包括在内。当时，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公开致书胡适，针锋相对地指出：贫穷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出于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今日三尺童子，皆知此理。先生闭眼不看，自说自话，岂能令人心服!穆藕初是一位与共产党立场不同的民族实业家，但是他在历经无数挫折之后也明确指出：要发展民族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也特意指出：15世纪之前，中国经济一直是全世界的领先国家。但是，由于“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仅从以上援引的几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破坏者，绝非共产党人“革命史观”的偏见，而是中外一切严肃学者和有识之士基于事实得出的共识。

面对近代中国的破坏，有人说，不用去管它，心甘情愿地做个殖民地，中国也就实现了现代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罔顾世界发展大势的虚浮之论。
世界大势是什么?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在相继征服美洲、非洲之后，又通过鸦片战争实现对于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征服。至此，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亚非拉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国际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富强的大国来与他们争夺资源和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说国际资本从来没有在中国搞过建设。比如列强在上海、天津等地建造的“飞地”和在东北铺筑的铁路，都曾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繁荣，而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对中国进行金融控制、资源掠夺和军事侵略。1926年，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豪华大楼在天津落成之际，就被英国驻华公使夫人称为停泊于中国的“一艘巨大的金融战舰”;日本侵华期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一直是日本的所谓“野战铁道部队”。对于问题的这一实质，西方列强有时是并不回避的。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曾公开扬言：“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只有被剥削、被奴役的份儿，又哪里谈得上现代化呢?
当然，这类伤害民族感情的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都没有多大的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救亡图存、发奋图强，才是中华民族的执著探索。在这一进程中，有过不少采用平和手段的尝试。洋务救国、改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曾发出过闪亮的光彩，然而又先后归于寂灭。这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举措都奈何不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破坏者。而奈何不得这两大破坏者，中国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永远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于是，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进一步说，即使是近代中国的革命者，革命对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说，都是万般无奈的最后选择。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的第一选择却是“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即在体制内解决问题。1894年6月，他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强国方略，被置之不理。迫不得已，孙中山才在同年11月组织兴中会，明确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即使在投身革命以后，孙中山也是将矛头主要指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对于帝国主义的破坏性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经历了帝国主义的一次次冷遇、欺骗和打击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阻碍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仅有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而后者是比前者更为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因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
当陈独秀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时，起初同样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宣言”，公开声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据此，陈独秀曾撰文称颂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好人”。然而，中国的合理要求却遭到列强拒绝。非但如此，列强还竟然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夺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无耻的强权，再次使中国人从“公理战胜”的迷梦中惊醒。正是因为这样的沉痛教训，才使得陈独秀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青年毛泽东也曾是一个平和派。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要向强权发起“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直到1920年，他的认识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这样倾诉心曲：“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工作重点也是放在工农运动上，对掌握革命武装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革命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短短3天的时间内，仅上海一地，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暴力，教育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拿起了枪杆子。
当然，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强烈的社会震荡，必然要带来这样那样的破坏。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则是对于破坏者的破坏，为建设扫除障碍的破坏，孕育着新生和希望的破坏。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如果我们只是指责革命的破坏而讳言反动暴力的破坏，而且拒不承认首先是因为有了反动暴力对于国家、民族的破坏才有革命对于反动暴力的破坏，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违背史实、有失公正的。

早在20世纪初，针对改良派攻击革命“破坏一切”的谰言，孙中山指出：“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纵观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破坏而革命，几乎都对建设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殷切的期待。
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解职之后明确宣布：革命已告结束，从今以后将专注于建设和民生问题。即使是在革命失败、建设告吹以后，孙中山依然不曾忘怀于建设。1917年—1920年，他完成了著名的《建国方略》。这本书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描绘了一幅工业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建一个大港，在长江上游建设三峡大坝，让火车开进西藏等等设想，就是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则从来都不曾简单地将历史划为“破坏”与“建设”两个阶段，从来都是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努力地建设新世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亲自搞过调查的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就是 “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这里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搞得热火朝天。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在攻占中央苏区宁都县后，也搞了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在成为苏区以前，全县仅有15所小学和一些私塾;成立苏区以后，

“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更为积极，每家悬挂一识字牌”。这一巨大变化，使国民党的调查者颇为感慨，认为苏区文化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
1940年1月，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就以高远的科学预见描画了战乱中国的光辉未来。《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光辉文献，既是对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总结、前景的展望，又是我们党在此后建设解放区以至创建新中国的根本指南。
政治上，当年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就是实践人民民主的成功创造。恰如在延安深入调查的美国记者冈瑟·斯坦所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经济上，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到解放战争时期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文化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日益深入，诞生了指引中国走向光明的毛泽东思想;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西柏坡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地升华到新的高峰;革命文艺工作者、进步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创作的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构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璀璨星空。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每一座将要解放的城市，中国共产党人都精心谋划怎样才能为日后的建设保存更多的物质、文化基础。为此，我们以最大努力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此，我们在解放上海时严令不得使用重型武器。而在解放每一座城市之后，我们更是以惊人的效率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居民生活，恢复、发展生产及各项社会事业。
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从而清除中国建设的最大障碍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更是以踔厉风发的姿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壮阔进程。如今，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中国已经傲然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有人说，“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国人民获得的“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这种论点在举国上下同心追梦的火热现实面前显得何等苍白，这种心理又与中国人民的豪迈情怀相去何远!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迅猛发展与旧中国百年艰难坎坷的比较中，我们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领会近代革命对于国家、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洗雪了百年耻辱，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广阔前景。历史雄辩地证明：革命是建设的序曲，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照亮国家、民族前途的火炬，是人民告别苦难、驶向幸福彼岸的航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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