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潘星辉：“旧社会”与“新史学”：试析黄仁宇的“大历史”之路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黄仁宇-潘星辉：“旧社会”与“新史学”：试析黄仁宇的“大历史”之路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潘星辉：“旧社会”与“新史学”：试析黄仁宇的“大历史”之路

内容提要：西方史学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本来就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然而，一方面该过程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却分崩离析、消亡殆尽了。事实证明，黄仁宇是唯一成功往还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学者，而帮助他实现衔接的恰恰是错位的路径。他是“旧社会”的亲历者，离开大陆、台湾使之跳出意识形态僵化对立的氛围，借助美国及欧洲相对自由的学术条件，释放并解析储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历史”的构想。不过，既要细细品味具体的“生活经验”，又要将其消化在“大历史”框架中，这成为黄仁宇的“解脱史学”的内在紧张。
关键词：旧社会　黄仁宇　大历史
乍一看，下面的假设会给人异样的感觉：20世纪前期，除少数大城市外，中国社会还基本保持着古代，亦即传统的状态；外国势力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透过政治领域——主要集中在商贸和文化领域；“史学革命”有了长足发展，史学家撷取西方新理念，着手把身边活生生的“过去”当作实验室及实验品，深刻考察与反省中国历史。——之所以感觉异样，首先因为事实是：武装革命和反抗外敌入侵在广大范围内撕裂、摧残或至少冲击了传统社会，学者从未像这个时代那样卷入政治激流，历史研究已错失了历史本身。如此严重的反差也表明，中国社会与学术都是以近乎脱轨的方式转型的。其次，还因为它暗示着一种新颖的史学史思路，仿佛屏息蹑足潜回历史现场，不仅探寻历史的裂痕，而且尝试复原断裂过程本身。
不过，限定稍微放宽的话，黄仁宇先生（1918～2000）可以被看作实现了“旧社会”与“新史学”①的沟通。尴尬之处在于，学界对其建树一向缺少专业性的回应；他的著作越出越齐整，影响却越来越支离。尽管论者多留意到他独特的问学之路，到底无人肯做认真的爬梳。把和他直接对话当作学术含量不高之举，或许是有理由的，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领域内，他更有理由得到学术性的正视。在古、今、中、外种种因素的错杂当中，黄仁宇不期然地作为受害者而成为受益者，通过“大历史观”达成了耐人寻味的平衡。
一、黄仁宇在中国
1918年，即五四运动前一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原是同盟会会员。以20世纪早期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思潮而言，一个人的年龄——准确地说，他何时涉足历史之河——可能是人生决定性的因素。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发生断裂的标志。晚年的黄仁宇曾指出：
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②
而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已出现种种复杂多样的变动。20年代，晏阳初（1890～1990）、陶行知（1891～1946）、梁漱溟（1893～1988）等人相继倡导深入基层，试点推行乡村教育和建设计划。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国、共分裂、对抗，左、右两派的思想分野日益清晰。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毛泽东（1893～1976）的农村调查成果最突出，那当然体现了发展苏区的直接诉求。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爆发，由于“以论带史”的倾向太严重，毋宁说它适得其反，基本上窒息了客观认知中国社会的可能。不过，其间陈翰笙（1897～2004）、李景汉（1895～1986）等人组织并参与的基层调查，还是留下了大批宝贵资料。至于“满铁”1935年～1942年间主持的对华调查旨在配合日本侵略政策，自不待言。
黄仁宇于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他后来说：“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③当他进一步说父亲“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④之时，他既“察觉”了父子代差也是年龄层次差异的一种形式，又特别强调：“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⑤“已受够革命”⑥的“大龄”父亲引导儿子量力而行，自我保护，难道不是反映了社会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间节奏吗？同年，费孝通（1910～2005）至江苏吴江进行调查，这导致1939年《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的出版。
仅仅一年后，日寇全面侵华，大学南迁，黄仁宇在迁延观望中栖身报界（这与他早年热衷投稿有关），从而结识了《抗战日报》的田汉（1898～1968）、廖沫沙（1907～1990）及《大公报》的范长江（1909～1970）等左派人物。不过，黄氏对他们的好感并未影响自己决定去成都的中央军校而非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他给出的解释是：
在一九三八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采，不是我要做的事。⑦
对上述理由不难作深度的解读，⑧但这还不是全部。无论如何，他做出了重大抉择，不只在学业与军旅之间，而且在两大政治阵营之间。此后，他于1940年底毕业，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驻扎滇南，1942年奉调任职重庆卫戍司令部，次年2月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直至抗战结束，其间曾为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撰稿。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进程的辩证影响，可能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下面一点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战争将知识分子从城市驱往乡村，从东部驱往西部，使他们有机会切身感受还几乎完整无缺地保留在当地的“旧社会”。如果说钱钟书（1910～1998）所谓“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案指郑珍，1806～1864）所历之境，迄今未改”，犹属“形羸乃供蚤饱，肠饥不避蝇馀”⑨一类的生活境况，那么，“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的钱穆（1895～1990）则提及：“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⑩然而，同样由于抗战激发的民族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历史的情绪，这番亲密接触对历史研究的帮助竟微乎其微，唯一的亮点是1939年傅衣凌（1911～1988）在福建永安为躲避轰炸，无意中发现了乡间的明、清文书，随于1944年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相比之下，几本在此期间写就的通史著作——吕思勉（1884～1957）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及范文澜（1893～1969）的《中国通史简编》——尽管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流派，却不约而同地遗漏了“历史现场”。11
正如黄仁宇所说：“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12对由于抗战胜利而立刻面临的转机，他回忆道：
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像。13
他先至上海参与受降工作，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到达长春，却最终免于和别人一样被俘：
我该觉得自己幸运到极点，能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体面退场，参加去美国进修的考试。我离开时，正值国民党短暂胜利的颠峰期。如果命运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14
他顺利进入美国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并于一年后毕业回国，任国防部参谋。1949年5月，意识到败局已定的黄仁宇以驻日代表团助手身份赴日。
内战令文化精英面临“不归杨，即归墨”的分化：无可否认，右派知识分子因疏离基层，被鼓动起来的（农村）群众运动浪潮猛烈冲刷，一部分人播迁海外；而左派知识分子也不能不向中共主导的土地改革模式看齐，研究已让位于论证。更重要的是，不管这是不是唯一的“药方”，土改彻底改造了传统土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中国农村的质变，以致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道深刻的鸿沟，“旧社会”逼近了它的终点。
毫无疑问，在历史之门急剧闭合的过程中，黄仁宇还完全没有开始他的史学之旅。“身为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我，”他承认，“接触的都是学界以外的人。”“就本质上来说，军人不必深刻思考，他们只需执行命令。”15但他于1950年退役，移居美国，连他自己在内，谁都不曾料到，他竟辗转觅得了现实的罅隙，从而穿越了历史的壁垒。
二、黄仁宇与美国
黄仁宇并非首次来美；甚至可以说，他未必是被迫来的。他多次坦言：“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国。”“如果中国不发生内战，我也许仍会找机会去美国一游。”“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在密西根（大学），我修了美国历史、美国宪政史、社会史、外交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16他在可能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后，进一步申明：“我可以归化成为美国人，同时维持中国人的族裔，不致消减任何一方的尊严。”“美国是殖民的国家。我们这些外来的子民不只是一个友善国家的客人，还要以归化公民的身分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经验必须丰富美国的生活。”17他表示认同美国立国精神，“绝不会挑战”，“这也是我定居美国的主因。我还可以证明，美国生活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自由及便利，还有新奇及魔力。”18事实上，他在自传里的确不乏以美国人自居的口吻。
这样的处境使黄仁宇面对祖国时心态变得复杂而微妙，但他的表态却相当确定不移：
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分。其他六年则待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19
不过，首要的是，他必须努力适应美国的中国视角。
费正清（1907～1991）的对华回忆堪称“美国看中国”的浓缩记录。简单地讲，美国人因“治外法权”（名义上于1943年宣布放弃）之便，一切在华活动均享有中国人无法企及的自由，而教会势力则先行渗透，为认知晚期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进入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动荡让来访者感到应接不暇，一如费氏所言：
他们所了解的特定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军阀统治时期的，或是颇有希望的30年代初期的，还是1937—1938年间英勇抵抗时期的，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基本态度。我认识到我自己在中国的经验也开始陈旧了。我当时观察事物真相所依赖的基点也渐渐落后于时代。因此，我必须以新的研究来代替旧的观察。20
这批人包括旅行者、记者、学者及政府官员等，有时是各种身份的混合者，而他们对中国状况的论述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史学意味。其间颇具轰动效应的当然是一系列新闻报道，埃德加·斯诺（1905～1972）、杰克·贝尔登（1910～1989）、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
1915～1986）等因此饮誉，他们“捕捉到了处于大动乱中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历史，他们采用的方式是经历过大动乱的人们，卷入了众多事件的急剧漩涡中的人们无法采用的。”21但更毋容忽视的是黄仁宇开列的这串名字：约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即卜凯，1890～1975）、多艾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即鲍大可，1921～1999）、马丁·杨（Martin C. Yang，即杨懋春，1904～1988）、悉德尼·甘宝（Sidney Gamble，另译西德尼·甘博或甘布尔，1890～1968）和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即韩丁，1919～2004）。22他们具备优秀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素养与技能，给予中国社会及时、到位的剖析，特别是卜凯整理20年代、30年代调查所得出版《中国农家经济》（1930）、《中国土地利用》（1937），杨懋春参加美国学者倡导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出版《一个中国的农村：山东台头》（1945），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韩丁的《翻身》则不啻一朵奇葩，规模巨大，内容完整，将张庄1948年的土改过程一幕幕揭示出来；作为纪实之作，它虽因迟至1966年面世而降低了时效性，却获得了更大的学术价值。此外，费正清在1948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美国和中国》，谦称“它只不过是最后完成了一项许多人曾为之作出贡献的工作而已”。23
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很明显，这批美国人既未裹足，亦未袖手，没有浪费走近和触摸历史的最后机会。黄仁宇在美读到其著作时产生强烈反应是必然的。问题是，比起身处局内的中国人，他们——哪怕一度至于“零距离”——毕竟是“外人”，而中国——不管可能变得多重要——仅仅是美国的“他者”之一，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黄仁宇要待不能自拔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更尴尬。他谈及美国学术界的相关情况时说：
中国籍的学者自然无法免于党派的争议。他们想找出来，在上一回政治之争中，到底谁是谁非。美国的学者除了要应付美国主义的心结以外，还发现整合的主题威胁到学术分工。24
上述两方面并不易截然分开，姑且不论；在整本《黄河青山》里，他于前者避之唯恐不及，于后者却满腹牢骚，言之再四。25
三、“解脱史学”
1952年，黄仁宇决定继续他的高等教育，以半工半读方式求学于密西根大学，直至十二年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在反思中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这种反思也初步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蜕变。
黄仁宇的初衷是：“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26这是他尝试给予自己过去的第一个“出口”。然而，他一方面不易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他写道，“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27具体而言：
内战和相关事件仍然困扰我，有时我从恶梦中惊醒，仍然不停喘气，想着处决囚犯、烽烟四起、残垣断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进联合阵线的接缝地带，亲眼见到进行中的内战，而且介入已相当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这样难道错了吗？28
“回忆”本身已经够“痛苦”，何况追加道德的拷问？于是，他尽管经过第二个“出口”，却最终转向了第三个：一位教师建议他写小说，“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而他浅尝辄止——这使他与职业作家分道扬镳，并于事后反省道：“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29他强调受到新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的影响，“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做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30
不过，看来只有上升到（宗教—）哲学层面，心灵才会真正得到慰藉。在黄仁宇转型为史学家的过程中，他的理论——准确地说是信念——已塑造完成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我对喀尔文教派的命运预定说很是认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亚堡的第一长老教会。我也大量阅读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的辩论，主题是命运预定论和自由意志。”31面对道德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32“有了命运预定说，一切都很合理。”33后来他又“主张参照外国政治学家之所说”，以赋予“命定论”积极意义：“卢梭（Rousseau）与黑格尔（Hegel）曾先后提出‘公众之志愿’（General Will）这一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有至高的道德价值和公众精神。”34
在此将黄仁宇和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试加比较是有启发性的。后者在二战俘虏营里着手撰写《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位意大利史学家据此“宣称难怪他一直认为这是一部‘沉思录’”。35布氏回顾说：
我自己在令人沮丧的俘虏生活期间也曾竭力想逃避编年史上的那些艰难岁月（1940—1945）。把事件及其发生的时间推到一边，是一种置身局外、自我保护的方式。其目的在于高瞻远瞩，更好地评估它们，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36
众所周知，“这种前景”使布罗代尔发展出不无“命定论”色彩的宏观史学，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几乎同因而共果。不过，布氏是作为历史学者应征入伍的，黄氏则退伍后才辗转从事历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布氏断言：“我不得不超越、抛弃和拒绝面对事件。让偶然事件，尤其是令人恼火的事件见鬼去吧！我只能考虑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写历史。”37而黄氏诉诸“命运”及“公众志愿”，却是出于“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令人陷于分裂的“事件”。归根结底，欧洲的问题不能和中国的问题等量齐观，中国不仅有八年抗战，还有贯穿整个民国时代的内战，更有绵延一百五十年而未已的社会转型。38
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黄仁宇的下述表白了：“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39“中国过去一个世纪之所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之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之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大凡我们这一辈艰苦流离，已经和历史所发生大规模的震荡接近。”“我们至今只能遁迹海外，也仍是这一串经历所产生之后果。”40“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41既要细细品味具体的“生活经验”，又要将其消化在“大历史”框架中，这就是黄仁宇的“解脱史学”的内在紧张。但不管怎样，这激活了他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记忆，“新史学”以一种错位的方式与“旧社会”衔接起来。
四、开脱和辩解
黄仁宇的反思貌似复杂，却有相当明了的切入点，即：国民党为何失败？他声称：“我的反共情绪和我的东北经验密切相关。”42稍后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修时，适值白修德《雷霆后之中国》43畅销，“更是临头一盆冷水”，“反感可想而知”，但“白所作实地的报道则又在耳闻之余，加着目见。美国同学问及书中内容是否可靠时，我只好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4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概括了黄为国民党开脱的方式。
黄仁宇“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风格激烈好辩”，几次投稿被退回，最终毁弃；不过，该文的概要尚见于《黄河青山》一书，45足以提示读者他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到处已初露端倪：以下级职业军官的身份，从军事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可能的话，还要跟美国比量一番。——这就把他同所有学界中人区分开来。下列是他晚年观点成熟后的若干表述：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美国军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分，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辞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46
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47
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48
我们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了雄心壮志，要好好教练我们的农民士兵。可是一下部队，我们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不得不承认是赤足的士兵的价值观占了上风。49
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如果不去解释，……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50
将这种军事视域略加扩展和转换，黄仁宇便勾画出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51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52
在此方面，他受到过费正清的影响：
如果剔除费正清先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自己的文章中还剩多少内容。
他的划时代巨著《美联邦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一九四八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53
其实，费氏早在1943年就评论说：
很难理解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众多的平民，而在平民和地方乡绅之上，统治阶级中人是那么地稀少。农民和乡绅是中国旧时代的遗留物，而新时代的人只占极少数，仅仅象面包皮那样薄薄的一层，过着全盘现代化的生活。……四川省长差不多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缺少可以与美国衣阿华州行政局办公厅相比的秘书厅，读不到多少外国的新闻报道，缺少通往省内其他重要城市的，其速度快于每天数英里的通道，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统筹一切的行政机构，不需要法律顾问，根本没有以认真协商为职责的常规人民代表机构，因而就听不到多少批评意见，除全省财政收支梗概外，全然没有编造预算和监督管理的能力。当各利益集团彼此间发生冲突时，他只是居中调停，其余完全听其发展，不加干涉。54
后来他又分析道：“政府历来只不过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驾在广大民众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员构成的薄薄的一个阶层，作为统治者，与其说是依靠其实力，还不如说是依靠其威信。”55这与黄仁宇的结论（甚至论证方法）不是很相似吗？56
但黄仁宇拒不接受费正清对国民党的道德指控，为此他不惜强化历史纵深，在论及明、清武备废弛时说：“这样的发展既有定型，我就不主张称之为‘腐化’，而是有意让它任之用进废退。”57继而称：“如是几百年来前后连贯具有定型，不能仅以贪污腐化谓之。”58“腐化乃是一个原属健全的组织，浸淫而失去既有之品格。当日毛病之根源尚是组织未遂，……亦即缺乏能有效执行的法律，尚且极难以天理良心辨别当中的是非。”59“我不曾否认国民党的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贪污是失败的结果，不是原因。”60
显而易见，黄仁宇那个令人称奇，同时也引人诟病的历史总结正是其历史分析的简单翻版：
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
他没忘了补充说：“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61
在美国，要到后麦卡锡时代，如何理解中共成功的问题才逐渐进入学术领域。就结论而言，如果说黄仁宇对国民党强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他对共产党则愿意承认“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他以一般研究者都不易接受的辩证方式同时坚持两方面。
比起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长期体验，黄仁宇对共产党——特别是它领导的土地革命——显然相当隔膜。在他眼里，乡村中国是作为一种消极的、被动的、难以回避和不得不承受的沉重负担而存在的，因此，他既对农村的认识流于片面，更与共产党人致力改造农村以从中激发革命性力量的思路格格不入。而当他打开韩丁《翻身》一书，却不由得感慨其中的一些段落：
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案即张庄）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62
黄氏进而认同：
虽然也许过于夸张，但中国内陆土地剥削到锱铢必较的地步，的确类似某种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灾害时，邻居和亲戚彼此反目，输家及其子女只有灭亡一途。即使当年我在上海放松自己时，也从杂志上了解不少悲惨的处境。如果这样还不够，我到美国后对费孝通教授的论调也很熟悉，他说，如果可耕地的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田劳工之间做选择，只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还有马丁·杨博士对位于中国东岸的农村故乡提出建议，他预测，为更合理运用农业用地而进行改造，即使是采取私有制，都无法不诉诸暴力而达成。面临如此的处境，我们也许终于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观点，他们采取的是最后手段。现有文明正在解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正应用社会契约的理论，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为彻底清除过去的影响，每个人都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63
在黄仁宇看来，《翻身》是李约瑟和他“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关键因素”，其平装本的封面上有李氏推荐辞，“对象是给那些想了解中国革命的人。自从平装本问世以来，我就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要看完这本书。”64他在为大陆的公社制度辩解时说：
我敢追随李约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就算没有，还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主题进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还不够，还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65
完整了解黄的经历、阅读及思考的人，不难发现这番话似曾相识，甚至可以指出它少了什么和多了什么。
五、“关系千万重”
对黄仁宇来讲，李约瑟的实质影响在于：“他在一九六八年（案实为1967年）写信给我，要我帮他的忙，研究中国社会条件如何支持科技发展，特别注重经济方面，慢慢就变成我自己研究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关系。”66这导致黄以西方为参照系，尝试将中国历史纳入“现代化”轨道，直至晚年著成《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67然而，他在1980年被解除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职，上距取得博士学位仅十六年。他同年动笔、讫1983年定稿的《黄河青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个人的思想总结，就他后来的各种表述往往不出其范围而言，更是如此。68换句话说，他的“大历史观”已告完成，余下的只是有些絮烦的论证与宣扬了。也正从这时开始，他频繁往来港台、大陆，受众由美国人转变为中国人。
不过，在90年代后期，黄仁宇在谈话和文章里突出了一个语汇——“关系”，以至于他生前最后一本文集便命名为“关系千万重”。此书《自序》称：“这本集子收录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发表或写好待发表的文字。……最初写稿的时候并无通盘计划。现在看来，则各篇无不涉及历史的场面与层次。”但作者借助“关系”将它们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整合起来，尽管不乏牵强之处：
去年（1997）11月我承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莫昭平小姐之邀，来台北发表过一场演讲，讲题即是本书开首第一篇的《关系》。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一般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性关系。这三种关系也经过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详细分析。今日的局势则是三者都在通过重要的修订或改变。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来临，实际则是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所有的国家都要将旧日的农业体制改造为商业体制。……要确实照做，则务必发动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改造或调整。换言之，人类的各种关系，很少能够原封不动。……再说一次吧，从农到商，不仅在增进各种关系，而是要将组成关系的原则一并更新。……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69
事实上，与其说“关系”是“大历史”始终关注的对象，不如说它就是构建“大历史”的一个基本维度；黄仁宇因而提出：“农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这种改变，通常以战争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70“中国在二十世纪曾面临而现在尚在面临一种人类最大的革命，亦即全面改变人与人的关系。”71值得留意的是，《关系》一文用来探究“关系”的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其核心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72 强调历史人物“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73可见晚年的黄仁宇向文学回归，史学、文学打成一片，终究以“命运”为最高和最后的解释。74
在《关系千万重》里，发表于1998年的《母亲》是一篇结晶式的作品：交织的时空，断续的回忆，沧海桑田的感慨，“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75的呜咽，所有这些都置诸“大历史”的观照下。更难能可贵的是，黄仁宇披露了自己的“阶级出身”，76并将其转化成历史认知的资源：
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愈穷。……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
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居城（案指长沙）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碾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行，凭存折支取。77
对佃农的处境，他也如实说明：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案指王七年仅十五岁的儿子遭日军劈杀），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78
作为因土改失去动产、不动产的家庭的一员，黄仁宇仍认为：“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并进而说：
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
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历史之仲裁了。79
回想起来，当年他所以投考中央军校，未必不是阶级意识决定的；他后来把韩丁《翻身》叙述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投入土改“大熔炉”时“所进行的自我探索”，称为全书“最动人之处”，80无疑也有切身之感。——然而星移物换，他终于把自己融化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了。81
黄仁宇2000年1月逝世于美国，次年《黄河青山》中译本出版，为了解作者晚期的思想历程，提供了一个先发而后至的特殊文本。
六、余论
西方史学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在后者本来就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然而，一方面该过程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却分崩离析、消亡殆尽了。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幽暗的房间突然被外来灯光照亮，原先居住者震惊地发现，房间里竟满是尘土、污秽，就连建筑本身也已腐朽而倾危。于是，即使有人想到该借助光亮认清房间的全貌，却阻止不了另一些人迅即行动起来，不仅扫除垃圾，更把屋子推倒重建。诚然，被发现本身便意味着被改变，但毕竟还不是被破除；问题在于，改弦更张俨有不容置疑的现实合理性，被发现必须导致被破除。职此之故，在转型的中国史学的视野里，“旧社会”于“一息尚存”之时成为盲点，在“九原难作”之后成为回忆。研究者很少有机会冷静地实施观察，遑论多数研究者同时就是行动者。
事实证明，黄仁宇是唯一成功往还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学者，而帮助他实现衔接的恰恰是错位的路径。他是“旧社会”的亲历者，“既可以说对农村市镇有过亲身切眼的观察，也可以说是向千百个大小人物提出过访问”，82离开大陆、台湾使之跳出意识形态僵化对立的氛围，借助美国及欧洲相对自由的学术条件，释放并解析储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历史”的构想。“我的前半生有了从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他如是概括说，“我的后半生志在事后阐释此中情节。”83
黄仁宇主要的学术影响体现在明代财政研究领域，但从他一再强调“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以追根究底的追究到明朝去”，84可觇其真正关怀所在。对20世纪中国史，他的确留下了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如评价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动下，无数年轻的男女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旧的国民党也重新充满活力。一九二六年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属于这两大敌对政党，核心则是武装部队。他们两度结盟，再两度拆伙，最后终结于四年的内战。即使如此复杂，整个过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的武装辩论。85
此外，还有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称为“劳力密集”型革命，把毛泽东体制概括为“战时共产主义”，等等。
不过，黄仁宇受到质疑之处显然更多，最突出的要推他所谓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他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86这没问题。但当他说：“我们教历史的人，责无旁贷，一件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我们个人憎爱不论，只有鼓励后人珍视当中积极性格。”87即已似是而非。而当他说：“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解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88便如G·R·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批评的那样：
爽快的决定论者是令人讨厌的，他本人无法从材料或历史技巧中得到他所使用的解释标准。令他制造了“现实的就是必然的”这一方程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信念，这种信念鼓励他忽视多样性和特殊性。89
黄仁宇真的没意识到历史进程可以——而且事实上常常——发生歧异，“直线进展”体现的线性史观适同他的人生体验相矛盾吗？为什么完全信服“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90，却不承认历史进程亦会因此改变？揆厥所由，在精神层面，他诉诸史学只是为了求得解脱；在技术层面，他自称重归纳而非演绎，但所归纳的内容太过有限，且急于求成，生凑蛮做，反而流为演绎，尚不自知。他从个体选择的偶然性的夹缝中走出，回过头来，达成了对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的判断。
就中国整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与现实的共存已然终结。黄仁宇回忆1988年到台湾基隆农村参观的情形说：“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中国农村里有电。我一问起何时开始，是日据时代还是光复之后，村民告诉我们，开始于一九六〇年代。”“农村里有电气固然是物质生活的一大增进，同时也反映社会组织的改变。”1992年他偕夫人“由香港至深圳，经过广州入黄埔，折向中山转珠海，而去澳门，沿途看到无数小规模的工厂，利用本地的劳力，使城镇与乡村打成一片”，这是几十年前不能想象的。91与此相应，他提及一份能使其立场“更形强化”的报告，来自另一位美籍学者黄宗智（1940～），他在1980年来华“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农村经济相关档案”。92这份报告应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初稿或第二稿的一部分；93在其《中文版序》里，作者指出，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外，主要史料出自日本“满铁”调查所得，“把它们和中西学者在二、三十年代作的调查加以比较，进行校对，又于1980年访问了其中的两个村庄，通过实地的调查，来核对、补充这些资料。”94在闭合了的历史之门外面，新一代学者只能借助历史遗存悬揣里面的世界了。
注释：
①在本文的语境里，“旧社会”一词理应不致被误解：中国社会的系统改造大抵以20世纪50年代为一道分水岭，“旧社会”因此不仅是“解放前”的同义语，更包含“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的意义。“新史学”则泛指取法西学、对中国历史重加整理和认识的史学运动，包括海外汉学在内，绵延至今已达一个世纪。
②［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244页。
③同上，第244页。
④依次见同上，第245、253页。
⑤同上，第248页。
⑥同上，第247页。
⑦［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部（自己的浴室），“中国内陆”，第7页。
⑧可参看上述引文的上下文部分。在不妨视为《黄河青山》一书概要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一文里，黄氏写道：“我进军校时，是一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汉）伯伯和希天（范长江）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报导，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是他们注重外表型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观）。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载［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第4～5页。
⑨钱钟书：《谈艺录》，“箨石七律对联”，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讲，“如何研究社会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3～54页。
11参见拙作：《“故国河山，同此破碎”：论抗战时期吕思勉、钱穆、范文澜的通史撰述》，未刊稿。
12同注⑦，第3～4页。
13［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部（自己的浴室），“上海”，第54页。
14［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密西根：更多的回忆”，第193～194页。
15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剑桥，麻省”，第281页；“剑桥，英国”，第344页。
16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密西根：更多的回忆”，第237、238页；“安亚堡，密西根”，第181页；“普林斯顿，新泽西”，第81页。
17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新港，康乃狄克”，第458、488页。
18［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纽约，纽约”，第521页。
19［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普林斯顿，新泽西”，第123～124页。从“六十一岁”可知这段话写于1979年。另参“纽约，纽约”：“我从来不曾打算以学习历史的心态住在英国、美国、日本或印度，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相比较，但我却仍然获得这个机会，和当地人时相往来，还参观历史景点。现在我不可能摆脱这个较大的参考架构，而且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摆脱。”（第559页）
20［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区域研究”，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390页。
2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0年为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所作序，见［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他还特别指出：“白修德象松脂逮住苍蝇形成琥珀那样地捕捉了那个时刻。他对当时诸般复杂的情况所作的清晰的阐述，使我们得以回过头去重见往事。”（第10页）
22［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剑桥，麻省”，第320页。案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附录（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除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外，依次摘录了Martin C. Yang、Sidney D. Gamble、Doak Barnett、C. K. Yang（即杨庆堃，1911～1999）及William Hinton著作的少量内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211页。此外，尚可补充陈翰笙《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原英文本1936年出版于美国，冯峰中译本主标题改为《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3［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区域研究”，第395页。在同页，费氏这样谈及这本书的诞生：“我本人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把理论同事实，即把理论同我过去5年从事教学、5年在政府任职时了解到的事实，尤其是我在中国的两年半所获得的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复杂的认识过程。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开始把这一综合研究的新成果付诸文字了。”
24同注18，第576～577页。
25参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载《读书》2003年12期，第77～86页。此文几乎是在把黄氏定性为失败者后，用对失败者的语气写的。
26［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安亚堡，密西根”，第125页。
27［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普林斯顿，新泽西”，第114页。
28同注14，第238页。案另一种说法为：“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见第1部（自己的浴室），“上海”，第72页。
29依次见［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部（我所付出的代价），“安亚堡，密西根”，第171、172页。
30依次见同上，第132、172页。
31同注14，第236页。
32同注②，第275页。
33同注14，第238页。
34［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第171、172页。
35［美］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载［法］布罗代尔：《论历史》，“附录”，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36［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30754.html

以上是关于黄仁宇-潘星辉：“旧社会”与“新史学”：试析黄仁宇的“大历史”之路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