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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海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在史学理论创新、研究领域拓宽、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结合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一、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吸收、研究、借鉴国外史学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良好机遇。3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中国学者到各国留学、讲学、出席相关学术会议，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从国际历史学会在1980年召开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中国史学会便组织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历次讨论会，从而加强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各国历史学家有关世界历史、地区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著作，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广为传播。各国学者学术研究中的积极成果，也被我国学者广泛借鉴。
在历史学领域各学科建设中，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并开展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如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和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方面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
二、突破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条式叙述，极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历史认识的。近30年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等方面，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也在克服简单化毛病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社会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与研究政治史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对古代中国的历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如有关人类起源问题、有关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有关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有关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形态问题等。
关于人类的起源，自从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以来，关于人类起源和起源地问题各执一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中非的肯尼亚。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证明，现代人单一起源的说法得不到中国考古学的支持。中国考古学家已发掘的几个点，如北京人、元谋人、繁昌人，人类活动都在200万年左右，至少可以证明，人类起源不一定是单一起源，应该是多源的。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中的植物遗迹后，已经得出大体接近的认识:1万年前，中国的栽培稻出现;8000—9000年前稻作农业形成;距今6000—7000年前，稻作开始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普及，稻作农业经济的代表遗址是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距今7500—8000年的遗存中，粟、黍已在华北广泛栽培了，距今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北旱作农业建立。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粟、稻、黍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这一认识也有别于欧洲学者中国农产品西来说的早期认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20世纪中叶以前，欧美学者坚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赞成者众多。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发掘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中国学者开始依据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近20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使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进程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即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有自己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即“文明化进程”);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体的，即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有的学者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这一概括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界还开展了一些大型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项目。
为了推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共同攻关，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大体已得出共识，夏的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这是在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为了推动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政府启动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组织一千多位清史学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计划完成100卷大约3000万字的清史工程。这一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中。
为了推动历史学研究，学术界组织了大型史料编纂工作。简帛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社会经济史料的编纂与整理、近代革命史料和中共党史资料的编纂与整理，都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为了对先秦以至辛亥革命以前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分类整理，国家还推动了极大型类书《中华大典》的编纂。这一极大型类书，在创新《古今图书集成》分类体例的基础上，正在积极实施中。
与中国古代史学科相比，中国近代史是在20世纪初产生、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猛烈冲撞的历史，也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探索中国独立、救亡和富强道路的历史。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做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30年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最近这些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因为，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1949年之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
近代中国长期处在内外战争的环境之中，革命势力的成长、革命事业的开展，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学者们以往在处理近代中国的历史时，往往强调了革命史，对于全面的历史研究则照顾不够。最近30年来，学术界作了许多探讨。一些人提出了现代化史观，主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所谓现代化范式代替所谓革命史范式。事实上，在近代中国，革命是那个时候社会的基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要独立就要反帝反封建，要富强就要现代化。但是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现代化未能成为时代的基调。还有一种意见，提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史观的区别。学者认为，对于这种区别，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应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的过程，既要看到革命史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也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研究和叙述历史不能简单化。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需要，推动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后起的，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经历了先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独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保持着质疑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探讨中国学者所主张的世界史理论体系。一般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个看法的核心是如何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把它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也有学者提出了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作为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和架构的观点，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一理论模式，在中国世界史学界有相当影响。
在世界史研究和撰写体系中，突破西欧中心论，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呢?有的世界史学者认为，我国编写的各种世界史教材(包括通史和各种断代史)，都是按照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学者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不能总揽世界全局，不能从全局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成为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著作。我国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有鉴别地吸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一切新理论和新方法，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由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观”概念，认为“全球史观”概念可以避免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
客观地看，从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说，在15世纪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止存在过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以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变成以西欧为主，但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也不止一个。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准确把握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这些重大事件与世界的联系中来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是世界史研究者的责任。中国的和平振兴，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多种联系，要求发展中国历史学中的世界历史研究，建立包含面更大的世界史学科。这是时代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者提出的任务。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近代输入西方史学方法后，形成了近代实证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学发展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倾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文化思想领域的多元、多变倾向开始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随之发生。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我们要迎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学界，只有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坚持历史研究中的国际视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才能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也才能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历史学的有力支持。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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