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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家范：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当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别的标志。
在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绩最大。这倒不完全是指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评论最确，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尽管今天的青年学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郑重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据说他当时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长，那位先生不肯，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最后选择了办所。然而正是靠着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学术开拓、动议策划的非凡识力，在他连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胡适说他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支配了大半个世纪实证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考古的伟业——安阳发掘和清内档明清史料、《明实录》整理等重大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在上半个世纪确实无愧为中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中国新史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这样的学术组织天才，能不能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下结论或许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检验”了。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情节、一位人物不应忘记，那就是对新史学的创建起过“清道夫”作用的顾颉刚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风波。
以怀疑开道，是新学科产生的常规。怀疑不仅总与实证结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学革新的前提。有了怀疑，才激发起新的实证要求。在傅斯年创建史学“集团”之前，先有对“古史”真伪的一场大辩论，说明新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论战，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学诞育的阵痛期。
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假若还是剿袭“六经皆史”的陈说，不清理层累地积淀于国史里的种种“意识形态”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顾炎武这样的旧史学的基地上加加减减，哪来超越？哪来新史学？围绕着《古史辨》展开的那场论战，虽然没有“真正的结果”（颉刚语），但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说实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发现比从前大大丰富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对史作伪的事实。这类事后来的历朝历代也都有，如苏洵的《辨奸论》、高拱的《病榻遗言》等等。否则，史家对史料鉴别这一基本环节，不就可以从史学中取消？！我很怀疑，有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一天？史学存在一天，怀疑包括质疑刚刚过去的“史实”永远也不会了结。至于有人说伪书也有史料价值，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反问：不明其伪书，何来另一层意义的“利用”？
当时胡适、钱玄同，也还有傅斯年，都对顾颉刚的一系列疑古举动予以特别的支持。傅斯年从欧洲写回的信里，给了颉刚的疑古纲领充分的肯定，称“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至认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你们（指搞史学的朋友）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选集》“与颉刚论古史书”）。
大约在1926年归国后，傅氏开始疏离“疑古”，路向一变，转而专致于倡导科学实证。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怀疑到重建”（1925年致顾颉刚信）。而这一转折也正合着发生学的逻辑——由破坏到建设的节律，新史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当时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主张在史学的真正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科学主义是否能成功地解决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获得一个确定不移的客观的、真的中国历史？看起来，我们的前辈中有不少人曾是笃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当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建国后，凡是附和这话头的，无不挨批判。实际就在1928年建史语所的那个“纲领性文件”里，傅“大炮”的火力还有比这更猛烈的。文末是这样作结的：“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
不瞒诸位，最初读着这些已经陌生的话语，特别到“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和精确）”，我私下曾不免发笑过：真天真！等读到寅恪先生的教训：“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方感受一种愧疚不安。
为了说明这一层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说过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上来。史学总有两个层面，客观的和主观的。新史学的创建，无疑地首先会带上主体参与者的主观色彩。这不仅是指他们史学研究的动机、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用什么不同于前辈的观念、方法，去质疑旧史，重估国史。
说到治史的动机，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总隐含着各自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此，世纪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带进新史学的初建过程里来，牵涉到“主义”之争，或者象现在说的，牵涉进关于“西化”与“现代化”之类路向的争论里来。
这种论战实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会史”大同小异的两种论战。我觉得应该说明的，上述的争论，聚讼的中心舞台在“文化”、“社会”，而不在“历史”；论战的代表性人物对政治目标或“道路”取向的关心，远过于学术建设。这只要翻一下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论争文选前三编，所谓“西化”论（如胡适、陈独秀）、“本位文化论”（如梁漱溟），对中国历史的论析，总喜欢一步直接进入“整体特征”的把握。他们的“历史通感”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重新研究过滤，先入为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免容易把中国历史（也包括西方历史）的特征说死。这也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一批学者，如张申府、艾思奇。这些人物，严格说绝大多数都不入史家之林。还有一点，是到很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就是几次“文化史讨论”都潜伏着一种隐患，开了直到今天还有极大影响的“文化决定论”的先河。“文化决定论”，究其实质也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认定什么都最终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与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这种论战对新史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真实的。除了史家个人的政治倾向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学术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论战对峙双方，从不同的方向都给中国史学术重建输送了一系列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则是史学创新意识不可或缺的能源。
这些“问题”大概可归纳为：中国目前的落后，是“东西”不同，抑或“先后”不同？是中国历史根性决定的，还是中国历史变迁决定的？改变落后，是按着西方的面貌来个根本改造，还是循着中国历史内在特性“旧邦维新”？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是靠外因，还是主要靠内因？假若说有内因，中国历史能够提供哪些根据？如此等等。
重读当年论战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复经历过的那样，新旧名词、概念满天飞，各以“主义”争胜，愈辩愈绝对化、极端化；时间长了，唱的人还在不停地唱，可听的人就会因无甚新意而起厌倦和怀疑。中国历史真的是象他们说的“一、二、三”那样简单吗？在争论“我”好与坏，“我”应该变成什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弄清究竟“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即使旧史不可靠甚至有伪史的成份，那客观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这个关节，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更为看重“真”。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选集》“致胡适书”）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面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象傅斯年那样，很有点象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三十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自始至终跟随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对所长的了解最深刻。提到傅氏办所的心意，李济这样说：“他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纯知识的观点出发，但是潜在他的下意识内，所以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就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他想彻底地明了中国文化的本体，原先的长处与短处。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于全体人类的一面。但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却不是单凭几个主观所能断定的。这一类的判断，若要作得准确可靠，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知识上。他所以毕生的精力用功史学，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要找这一类的知识。并世的朋友，与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见解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在别人仅能托于空言，他却能实际地把这一理想发挥出来。”（《傅斯年印象》）。
明乎这种特定的情景，似乎可以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作点辩解正名了。细读先生的《旨趣》和相关史学方法论的其它文章，同后来批判者把这一主张简单化地歪曲为“史料即史学”，是大相迳庭的。
这里不可能对这个话题作详细的展开，从文本看，有两词最关键，使用频率也最高，即“材料”和“工具”。按我的理解，要点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
不自主地放弃对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深入思考，精力专注于“社会性质”、“阶级定性”、“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共性概念层面上，对本国历史文化自身缺乏深沉考察和开拓深挖，而与政治的过度关联又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们的求实求真，生搬硬套的毛病很突出。
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的，即使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在。且不说陶希圣，傅斯年就一直自称他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这种影响从史学角度说，主要是促进了两方面的进步：一是关心国计民生和下层百姓的生活，对社会不公正的揭示；二是重视社会经济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人文传统里，文化形态史观是弥漫性地占据着优势，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是历史考察视角的重大转换。有识力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敏感到这种方法的价值，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政治倾向相关。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吕思勉先生。在新史学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路向的推动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这方面作出较深入研究而富创见的，则要到熟悉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学者手里，突出的如全汉升、杨联升等。
在本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这与他淡泊宁定，素不喜结交知名之士，“埋头枯守、默默耕耘”（《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的为人风格极相契合。诚之先生治史多取材于常见正史，运用新史料很少，所以不容易被傅氏科学实证派看重。等到严耕望先生关于“四大史家”（二陈、吕、钱，见《治史三书》）一说出，他的地位才陡然升格。严耕望的不拘门户、慧眼识贤，令人敬佩。但先生博通周瞻（二十四史、《三通》熟读数遍）、著述极富（不少于五、六百万言），以及第一个用语体文写出通史（四册《白话本国史》，1920年起写作，1922年出版），开风气之先等等，亦属实至而名归。
诚之先生受家学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学一路，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材。虽然也有许多论者以为他与其家乡常州今文经学关系至深（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钱穆就这样说），但对先生一生影响最深远的只是康有为的“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至于今文经学只是他辨析史料时选择参考的方法，后来更兼采“今古”两家，左右旁通，决无旧经学的门户之习。读先生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其中与先生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此处暂不讨论。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最近先生《遗文集》问世，读其时文书信，有两个特点可说：（一）先生极具平民意识。此与寅恪、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更为难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细心询问农家生活，对他们收支负担，作了许多纪实性的报道。先生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二）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备，制度的不断变迁，是一定的。这同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自然”者，非偃苗助长之意）的立场看，与郭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有一点殊可注意，先生论著绝不提及郭，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先生辛亥后，因不满“政党作风”，“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一生也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他的后辈，对其服膺马克思学说如此之早，实着有些惊诧。细想之后，似乎也不突兀。如将1930年有关遗文《沈游通信》与晚年《自述》互读，即知理想大同（“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与重视社会经济（“马克思之说……大抵抹杀别种原因为非，然生计究为［社会发展］原因之最大者”）实为先生服膺的两大内在因素，而平民意识则为更深层的心理根据，与前此的思想路向实一脉相承。难得的，他之接纳，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例如他从不主张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持论公允不偏，也不赞成“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之说，俱与郭沫若相违。至此，我方始领悟寅恪先生所言“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的真谛。这绝不是要情绪性地排拒马克思学说，而是说必须基于自身独立思考的基点之上，信则信，疑则疑。因此他晚年对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教条十分反感，也是自然的事。
诚之先生因参编《古史辨》第七册，后人也有误派他为“疑古派”的。先生与顾氏出发点最大的不同，是一心旨在“建设”。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份。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史家共识，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今之讲史、治史者仍时时翻阅，受惠不已。这固然是潜心积累、锲而不舍所得慧果，但决非只是抄书。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从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材料中梳理出线索脉络，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先生治史独立特行，不屑追逐时势。例如他一方面颇推重今文经学“三世说”，怀抱“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方面又认同法家的“督责之术”，以为可以有用于节制资本与权力之无限。在《先秦史》的结论一节，特别说到老子“邦治之世”、孔子“大同理想”，从其追求的人类境界有“不可移易”的道理，但“徒存其愿，而不知其所由至之途”，实在是“说食而不能获饱”，坠入空想，所以研究考察社会制度变迁所须条件和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重要。后来的“农业乌托邦”实践，证明诚之先生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具有历史的预见性。
对于要不要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于历史研究，也有许多批评。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节》里多次说到，他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他特别反感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批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集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这一批评在今日仍当为我们治史的人时时警惕，而其所指俱有事实根据，毋需例证。前即硬指西周为“奴隶社会”，后则有“四人帮”评法批儒，发展到了极致，参与其中的不少亦是名忝史林的人。
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误用，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多半有功利之心的污染，久处鲍鱼之肆，平时弄习惯了，不以为非。随手就可举出一例。现行的许多《通史》在每一大王朝末，必大书阶级矛盾尖锐，以作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到大明王朝，万历皇帝为三皇子婚礼动用户部银二千四百万两，敕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于福王，这两项都是必写的。黄仁宇就揭穿两事俱不实。前者是皇帝故意出难题，要知道这二千四百万的数字，等于整整三年半全国的收入银两的总数，稍用脑就知道怎么可能？当时也果然把户部尚书杨俊民吓死在任所，万历帝总算达到了报复朝臣力阻他想立常洵为太子的目的，出了一口恶气。后者先没有弄清这是给“佃金”（由地方政府所交的官田现金津贴），而不是直接赐给由其自己管理的“庄田”，这数字又是皇帝漫天叫价，明知也达不到；福王实际年收入是二万两，离此“指标”远甚（详参《放宽历史的视界》“明《太宗实录》的年终统计”）。久治中国古代史的不会不知道，我国古来对数字没有概念，成千成万大而化之说的不少。“千百万”，是千万还是百万？说的人嘴无遮拦，无非极其形容。例如崇祯时堵允锡上奏，说“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令人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1928年就作文考证，证明堵纯属“信口胡说”（《投献考》，转引自黄仁宇前书）。数字不顾史实随己意夸大，也包括了很权威的所谓“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要交地租七成、八成”说法，到了我接触地方经济史时，才弄明白这是一种“数字游戏”（专题研讨时会说到）。为什么会闹这么多的笑话？就是先入为主，屈从风气，见了这等材料，不假思索就用上，甚至不惜在数字上做手脚。这种“以论代史”，在“文革”前就已经很厉害，不是到了“四人帮”时期才这样。
余英时也介绍过杨联升先生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杨先生为清华经济系出身，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有浓厚兴趣，后来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恰好40-50年代，史学和社会学科合流在美国蔚然成风尚，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侈靡论》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恩斯以来所强调的关于消费的理论。到60年代，在欧美“汉学界”主张以社会学科代替汉学的人逐渐多起来，并在《亚洲学报》上展开热烈争论。杨先生始终守住一条，“训诂治史”是治史的基本立场，如果解释与事实之间发生冲突，则必然尊重事实，放弃解释。他对美国“汉学”后起之秀往往富于想象力，抓着几条感兴趣的史料便急着运用，“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木”，妄发议论，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参《钱穆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种风气，据我所知，现在的美国“汉学”研究中还时有发生。我们也应以此为戒。
这些都说明“实证”与“诠释”，并不注定是相互对立的，关键在史家必须遵循基本的史德。它们理应成为一对好朋友，互济互补。我们很难舍割任何一方。
除了上面说的基本路向外，也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治史路线，其中以钱穆、陈寅恪最具影响，我想陈垣先生亦当属于这一类型。现在一般有称之为“民族本位论者”的，也有呼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还须仔细推敲。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来自西学的影响，实证的、逻辑的论述方法，以及人文观念的关照，都有许多与古贤迥异的新识见，另一方面却极端反感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以及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将我们当今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力持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必须有“温情与敬意”（以上为钱穆《引论》所言）。强调“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929年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对于他们，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保守”，自在情理之中（如胡适就讥讽寅恪先生颇有“遗少”气味）。时至今日，这种印象仍磨灭不去，如认定“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从陈氏起，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任继愈为《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所作“序”），或者说“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唯一中国文化亡灵守护人”（李ｊｉé劼语）。我知道后者与前者的意味南辕北辙，决不可相混，但有一点是明白的：我们今天当如何评估这一类型的学者，仍是一个未有确论的悬案。个人的认识已写在《历史检讨的视域及其多义性》一文中，此处不再重复（载《中西文化交流》1999年集刊）。
余话
“回顾”行将结束。很明显，这里给出的只能是极为粗略的轮廓，主要着眼于本世纪史家的治史路向。有关诸史家具体的研究成果以及诸多精警的学术创见，待到相关专题讨论时，将尽自己所知，酌情地再作推荐。
20世纪史家的各种治史路向说明，从重估中国历史的同一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我们的历史是什么”；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批判性的，他们关心的是“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正因为如此，要说20世纪史学的精彩，正来源于这种内在的紧张，才显得出它多姿多彩，特别耐人寻味。一旦这种紧张，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消失，史学也就会失去它的光彩。
在我看来，史学的这种两难景况，恰好与历史的实相是非常吻合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总不离“历史领着我们走”，或是“我们领着历史走”两大路向，似乎历史就生存在这两种对峙的张力构成的“物理场”里。任何想摆脱约束，执著一种路向独断孤行，结果都被重新拉回到“历史场”里来。在这种时候，不能不使人正视：历史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正领悟了它的真谛？
有人说，史学不应该与哲学相掺和，因为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存在，实证才是它的真正本色。但我却总好喜欢往反方向去想：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怀，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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