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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佳明：社会进步与权力史观——读于幼军的《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在我看来，于幼军作为一个中共高官，在仕途遇到挫折之后，以读书疗伤，以写作重振，值得称道。凭一人之力书写党史，勇气毅力可敬可佩。我不是党史专家，不好从学术上说三道四，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这本书至少有三点可圈可点，第一，以章回体写党史，内容严肃，形式通俗，深入浅出，是可贵尝试；第二，力图打通史论，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探求社会主义的规律，思路开放新颖；第三，用他自己的话，务求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实事求是，站在了党史研究的前沿。这三个“负责”实际上是最重要也最难做到的历史观。
一
关于建党初期的历史，该书披露了许多被忽略的细节。年轻的一大代表们，如何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确定在建党思路上照搬照抄俄共模式，这一过程写得十分详尽。作者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恰逢其时。同时也指出，在建党初期，早期共产主义者生硬移植俄共建党模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残缺不全，且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党的组织原则先天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机制，这都为以后革命事业中屡次遭遇挫折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力求实事求是。于幼军大胆地肯定了陈独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并用事实分析指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很大程度上是替共产国际背负的。再比如张闻天也是本书着墨较多的人物。在党的历史上，历次重大转折关口，张闻天都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深明大义的高尚品格，如遵义会议上反对博古、力推毛泽东；西安事变中率先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延安时期发扬民主作风，鼓励大家讲真话；庐山会议上敢于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不畏强权，为彭德怀讲公道话。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作者将张闻天高大的形象凸显了出来。可以说，这本书对张闻天的形象刻画是公正客观的，也是能够感染人心的。
作者力图克服党史过去为尊者讳的痼疾，恢复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事实真相。1930年，红军创建初期接连发生的“AB团事件”、“富田兵变”、“社会民主党事件”，是党和军队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其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只占据区区一页多一点，对主要责任人，也概不提及姓名，只以“少数领导人”、“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来指称。于幼军在书中不但详细写出了这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将责任人明确地提了出来：“AB团”事件蔓延时，是“毛泽东和总前委签发文件”，指令红一方面军成立肃反委员会，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富田兵变后，“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主张作内部矛盾调解处理，毛泽东等人则认为性质严重必须严惩”。
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并不是用兵真如神，而是打了两次败仗的，并且为党内许多领导所诟病，毛泽东还差点为此再次丢掉军事指挥权；三年灾害期间，苏联并未落井下石，而是提供了救助，并给予了债务延缓和免息的优惠，是毛泽东本人为了争面子而在灾荒年代提前还款，导致灾难加重。
讲真话不容易，把真话讲好更难。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过不少严重的错误，指出错误需要勇气，而总结经验则需要智慧。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一般历史书上视此为重大胜利，但事实果真如此？作者在本书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三大改造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成绩，更多地指出了其中蕴藏的问题，特别是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上，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当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无论是提出需要三五年还是十五年、二十年，其实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而已。”也就是说，这种急进和盲动不是一两个人的决策问题，而是整整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不够的问题。
对大跃进、“三年灾害”、庐山会议等篇章，作者也下了不少真功夫。在敏感的“饿死人”的问题上，作者没有回避，尽量采用了接近事实的史料。难能可贵的是，看到问题、指出问题的同时，作者没有将历史错误孤立地进行评判，也没有将责任简单地推卸到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而是将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力求找到问题的根本。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为于幼军的勇气和当局尺度的放宽高兴，另一方面也为党史研究的落后感到遗憾和悲哀。于幼军突破的毕竟是一些常识问题。建党九十年，建国六十年了，这些突破来得太迟，付出的代价太大。为什么党史研究如此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党史扑溯迷离，使研究关隘重重，不能直面人民和世界？杨奎松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共党史学界又恰恰最难。”
二
为什么难以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党史，原因很复杂，历史观的混乱是个基本原因。评论这本书，自然联想到当前的党史热和我们的历史观。我想了一下，对党史研究影响比较大的历史观有三种。
一是传统历史观。虽然近代中国曾热闹的引进进化论史观，但它只是被当作了革命史观的铺垫。真正长期起作用的还是统传史观。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某种意义上说是帝王史观。历代统治者不仅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且以史为凭，以史为据，把历史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传统的历史主要是讲统治者的历史，也就是讲统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历史。史官是帝王的奴仆，史学是政权的婢女。人民在这里面并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这种并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历史所蒙蔽和欺骗的对象。
中国古代统治者往往以史治国。中国人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宗教。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对中国人来讲，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就是文化，就是思想，就是政治教科书和道德律令。掌握了历史的撰写、宣传和解释的权力，就掌握了话语权、引导权和是非裁判权。儒家文化主张德治人治，强调内圣外王，好的历史记录，可以使统治者及其后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取得统治和继承的合法性。历代统治者对历史都抱有一种功利和敬畏的心情，一方面要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另一方面又要做成“信史”，不露痕迹。
李泽厚关于巫史传统的观点，阐述了中国文明中儒家文化与历史传统和政治传统相匹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文化基因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观。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只是雨过地皮湿，传统史观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中共党史深受传统史观的影响，至今的研究成果，仍然像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赢家的历史、正统的历史、朝廷的历史和领导核心的历史。今天指出古代中国历史观的功利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巨大历史文化价值，也不否认传统史学保存的极为宝贵的中华文明信息，只是提示一下历史观转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二是革命历史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历史观，实用性、功利性更加强烈。唯物史观是中共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是在革命斗争中，本来还没有生根的观点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观有几个基本观点，生产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和阶级的观点，依我看还应该强调一下文化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唯物就是要讲物质第一性，讲客观条件和环境，讲客观真实性。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无可指责，党史要是真正贯彻唯物史观就会好很多。问题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压倒了其他观点，也压倒了客观真实的基本要求，党史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的需要，丑化敌人、修改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只能放在第二位。
十年血海，几大战役，几十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观性、原则性、按规矩出牌都被说成是书生气十足，党史秉笔直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成王败寇，成为革命史观的法则。毛泽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例如，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时候，长期不讲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和国民党将士付出的巨大牺牲；又例如，党内斗争一些失势者很少受到公正评价，所以我们的党史有些地方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党付出的是信任的代价，价值观的代价。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都难免说假话，难怪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刚听到林彪这句“名言”的时候，感到十分震惊。后来，知道了越来越多被掩盖的历史实事，才知道他不过说了句实话，才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才产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机，才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揭示历史真实，就会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扭曲历史，才是宣扬虚假和荒谬，才是破坏中华民族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
当生死选择成为最大选择，生死存亡的搏斗导致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善良诚信平和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这也不是共产党一家的错，历代帝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说假话，急功近利，饥不择食，近代中国人讲假话是历史病、文化病加和现实病的综合杂症，文革使老病复发，遗祸至今。如今党内和社会上遏制不住的说假话现象，是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中国人说真话应从执政者开始，从历史观开始。
革命史观夸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意义，反映革命斗争的要求，对于革命也许是需要的，但是革命本身只有相对的真理性。革命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暴力悲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过程，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至少是不应该无条件歌颂欣赏的。一些人持续不断地宣扬革命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政权焦虑，政权合法性焦虑，以革命的合理性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完全没有必要，是药三分毒，宣传过了会害人误国。
三是极左的历史观，或者叫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观。建国以后工作重心没有及时转变，指导思想越来越左，革命史观演变成极左历史观，阶级斗争史观、暴力革命史观被不断强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历史系，当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时期，历史就是按这个思想写作的。中国历史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中国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史变成十一次路线斗争史。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之后，党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历史学变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泽东热衷中国历史，他以史治党治国。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响了党的思想和党史研究。不夸张地说，中共党史实际上是他开创并按他和《联共（布）党史》的路子搞下来的。试举几个例子，搞延安整风、《学习与时局》初步总结党的历史，写《中国革命与共国共产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联共（布）党史》，命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的政治功能，统一思想、整顿组织、集中权力，以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泽东建国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斗争，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燕山夜话》、陈伯达“英雄史观”和林彪“称天才”，都是拿历史说事儿。直到晚年，他还创造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反复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这一点，一九六七年大讲政变经，讲得毛骨悚然，连毛泽东都怕了。毛泽东是运用历史资源的大师，他使历史文化成为党和国家形成共识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运用历史进行党内斗争和权力集中的过程中，他个人和党也付出了道德和价值上的代价，包括历史观的代价。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是与他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讲到的三种历史观，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阶级属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都是国家主义、极权主义，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攫取权力为价值取向的，

我把它叫做权力史观。权力史观是一种政治史观，作为集团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作为个人要攫取权力、维护权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权力史观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观的反映，是封建主义文明价值观的反映，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农耕社会，剩余产品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资源占有多寡是与权力大小挂钩的。权力史观作为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反映，深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里面，在革命和“继续革命”中又得到加强，将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封建主义以权为本，资本主义以钱为本，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以人为本。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经济领域里得到拨乱反正，但是在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领域，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海内外学术的影响和交流，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党内和学界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力史观仍然盛行，政权焦虑症纠缠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党史研究和宣传。这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激烈争论原因之一，也是当今中国重大方向前途问题争论的热点。
现在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党史热中，大部头专著不断涌现，各种日记、回忆和揭秘应接不暇，新史料新发现不断，网络上党史文章广泛流传，此类题材影视作品充斥荧屏，当局审查的尺度也渐渐放宽，一些不同意见也发表出来。全民关心党史，朝野讨论党史，甚至国内外议论党史，对毛泽东等重大历史人物的争论趋于白热化。于幼军的著作既是党史热的产物，又推动了党史热。为什么会产生党史热？除了建党九十周年这样的具体原因外，还有社会转型的深刻背景。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哪里去？除了少数学者之外，整个民族对党史的关注，都反映了对现实的关切。人们对党史的关心是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心，也是对自己的关心。从来没有哪一个党的好坏与老百姓的利益有那么大的关系，从来没有一个党的党史与这个国家民族的方向道路有那么大的关系。中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如何，关系重大影响深远。中国如何从革命党真正转变成执政党，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就是使自己党史成为现代科学。中国也应该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历史观的现代化。
第一，权力史观应该转变为人民史观。价值观上应该从以权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民史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应成为历史的主体，二是历史要对人民负责。执政党的党史跟革命党的党史不一样，执政党的党史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客观真实，二是向人民公开。因为人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真实历史，而这两点是最难的。我们有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的说法；有错误公开以后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导致动乱的担心。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苏联解体是因为公开性，公开了苏共的历史错误。我想，首先是那些错误危害了苏共，其次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公开纠正那些失误太晚，导致了苏共的被动。如果我们真正吸取苏共的教训，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早尊重人民，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判断，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相信党。我就不相信一个光明磊落一心为民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党，会被几个西方敌对势力搞垮。如果我们不说实话，自己会把自己搞垮。而且随着自由度的增加和传播的发展，历史的迷雾迟早会拨开，党史研究应占据制高点发挥引导作用，放下历史的包袱，党内外才能形成新的共识。任重道远，应轻装上阵。
过去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包含历史的局限性，客观真实地科学地总结历史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这个历史过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宝贵的发展机遇期内，政治经济形势比较好。认识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一是要要逐步揭示历史的真相，二是要科学地说明实事背后的历史规律。公开剖析失误是认识和避免新的失误的最好办法，认识历史上的失误和丑恶才能避免新的失误和丑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认识，才能减少今天对人对事的偏颇认识。
退一步讲，如果说在阶级搏斗中，斗争需要以“革命”的名义扭曲历史，在共和国诞生初期，因形势危急需要掩盖或者隐秘历史，那么到了和平发展的年代，应该恢复历史的真相，让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让我们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长。我惊奇地发现，我周围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比我激进，一些人对暴力革命，对国内战争，对残害人的文革抱着一种欣赏赞美的态度和生不逢时的遗憾。我百思不得其解，免不了杞人忧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没有变，甚至还在强化，我们没有把真实全面的历史告诉人民。在讲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也要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把灾难和教训多说一说，把几十年来的失误如实告诉人们，让激进主义的祸害远离中国，对后人来说，历史上的反面经验是极为廉价的资源，因为民族和人民已经付出过巨额学费，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因为除了我们谁都没有。所以主张建“文革博物馆”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真正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权力史观、斗争哲学和政治史观，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
怎么看古人，就会怎么看今人。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里，历史观就是价值观。历史认同就是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文明认同，也是一种整体认同。历史观有一种特有的整体感，共同的历史是一种整体认同。对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声争论，甚至扬言要分道扬镳的中国人来说，寻找历史的共识，就是谋求现实的共识。真相和真理是共识的前提，真实的历史是共识的开端。
第二，把政治史观转换为社会生活史观。上层建筑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的。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的应该更加全面。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讲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和科技中的大事，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政治生活同样重要。不仅从阶级的观点看古人，而且从生产的观点、文明的观点、历史进步的观点看古人，看的角度不同，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是历史的本体，统治者的重要性并不大于人民。当我读《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接近唯物史观，那一幅幅历史画卷更生动深刻真实。当年，策划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时候，我给编剧开的书单，第一本就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从近代到现代，从革命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点不同、侧重面不同、阐释的意义不同、发挥的功效不同、甚至事实的真伪也不同。党史研究的关注点除了夺取政权的历史线索之外，还有发展生产力、实现代化，推动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等历史经验要总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观，一种社会有一种社会历史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史观。而历史观的民族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具有相对性。尽管自古以来，历史科学古老深厚，但是历史哲学在不断更新中进步。历史观是一个变动的思潮，一条流淌的河。客观真实科学负责，这些不变的原则是人类历史价值观的永恒主题和永远追求。
第三，把封闭的历史观转换为开放的历史观。历史观应该更加开放，更加多样，更加包容。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中国历史向和平与发展转型之后，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更普遍的观点看待中外历史，应该以更科学、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看待中外历史。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的潮流。一个领导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党，一个领导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力图实现现代化的党，一个领导者中国追赶世界潮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党，本身的历史价值观停滞不前，甚至食古不化，就很难谈什么软实力，很难谈什么崛起和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将近百年，从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到刚刚去世的亨廷顿，从E.胡塞尔、G.卢卡齐、M.海德格尔、K.T.亚斯贝尔斯、H-G.伽达默尔、保尔•利科尔到J.哈贝马斯和米歇尔•福柯等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在西方历史观的嬗变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都在深化，这些丰富深邃的思想资源真的对我们大有好处。中国的革命战争时代和和极左时代，不仅仅阻断了中国的启蒙，而且阻隔了中国历史哲学的开放与交流，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近亲繁殖。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应该追赶世界潮流，而且应该在文化上学习与追赶世界上先进的潮流，才有可能很好的总自己的文化，复兴中华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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