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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进：读《苏共亡党之谜》

苏联亡党解体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可是关于苏联亡党解体是非成败的争论和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题材，在中国的社科领域几乎成了显学。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中国文化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特别善于从历史巨变中寻找王朝更替的经验；二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我们经常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后，很多重要机密文件解密，我们渐渐明白了：早期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背后推手是苏联共产党。如今，母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子体如何生存？自然成为关注的话题；三是当下的中国，面临着很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很多问题与苏联解体前的状况惊人地相似，譬如官员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堕落、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异化等等。
如何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技术方面的措施删减、民生问题的微小改善，来掩饰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屏蔽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清醒者来说，除了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对苏联亡党解体这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厘清是非，汲取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找崭新的方向。
李永忠提出过“有条件赦免贪官论”的主张，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致力于政治制度和反腐败学说研究，著述颇丰，他和董瑛最近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从权力结构和制度设计方面，解读了苏共亡党的原因。
在很多学者专家看来，苏共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店，轰然坍塌，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有“权力垄断说”“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脱离说”“腐败亡党说”“和平演变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等等将近二三十种。
在社科领域，越是一门显学，研究的人就越多，研究成果就不一而同。况且，中国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好，急功近利者很多，垃圾成果遍地都是。但对于苏共亡党这一特殊、严肃的命题来说，如果任由劣质成果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位置，一旦运用到实践领域，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起不到警示借鉴作用，反而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就有几种理论非常值得警惕。
一种是“舆论失控论”。有人错误地认为：苏共起家和亡党都与舆论有关。早期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红色苏维埃，打败德国法西斯，就是因为很好地抓住了舆论工具，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主导了苏联人的意志。而晚期之所以失败，就是放松、失去了舆论控制，被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失去了思想阵地。他们认为，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的状况，要避免苏联的败亡，首先要加强舆论控制，加强对思想战线工作的领导，时时刻刻提防和平演变。受这种思想的引导，国内的思想舆论阵地，除了领导的画面和声音，就是娱乐，民众的呼声成了点缀。
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失控论”。党指挥枪，是列宁军事思想的精髓，斯大林时代把这项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到了苏联后期，接连出现“病人治国”的状态，管理松懈，思想混乱，军队失控。特别是改革派领袖叶利钦与当政者戈尔巴乔夫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刻，军队明显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成了不设防的阵地，反对派轻而易举夺取了政权。这种说法，目前在中国很有市场，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改革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只要枪杆子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江山就会永不变色。
“舆论控制说”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国民党时代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主张言论自由的进步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有的人还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如此严格的新闻制度下，为什么国民党政权还垮台了？道理很简单：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一个执政党存在与否的标志，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舆论控制的问题。
“军队控制论”也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北洋时代好几届都是军政府。每一任总统上台，靠的是跟随自己多年打天下的子弟兵，各省督抚都是自己人。可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不是军队倒戈易帜就是士兵哗变，军政府败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手里。什么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军队不是拿枪的木偶，士兵也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是人，他就懂得是非成败、民心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张加强舆论控制和军队控制的人，并不是少数，林彪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二杆子”理论，只要控制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可以平安坐天下。可结果怎么样？
此外，腐败亡党、权力垄断等等理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一座辉煌的共产主义大厦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李永忠先生在《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导致苏共亡党的两大“谜底”。
“议行监合一”的行政体制，不需过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是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权力的重叠，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在权力运行上“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中国从隋唐建立文官制度之时，就一再倡导：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分设。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三权分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却运用了落后的“议行监合一”制度呢？究其原因，就是在落后的地方短期内实现剧烈变革，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是办不到的。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威权体制”成就经济繁荣。因为经济繁荣了，人们错误地认为“三权合一”是个好制度，殊不知这个制度的坏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
李永忠先生如此计算：“专制制度，它的好处遇上明主以后，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可是一旦遇上昏主，它的坏处就可以发挥到百分之百，制度的优劣性完全决定于人本身，而不是制度本身，与百姓切身利益更是毫不相干。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无论明主还是昏主，它的好处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它的坏处丝毫不会高于百分之三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从制度上做文章总比选择昏明君主要可靠的多。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上后期斯大林，苏联制度就是封建暴政的翻版。要想避免历史的悲剧，关键在制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人选上做文章。
“等级授职制的”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上级通过公权私授这种形式，把被授人变成自己的驯服奴隶。古往今来，权臣都是通过人身依附来控制局面，形成帮派，左右权力的。《苏共亡党之谜》中揭露道：自斯大林开始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帮”“太子党”“秘书党”“官二代”等各种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最终垄断了国家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渐行渐远，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李永忠也为当下中国开出了“党内民主制”的药方：
借鉴小平同志在经济改革方面搞四大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要选定一些成熟的地方设立政改特区。在选举方式上，摒弃过去老套的等级授职制，特别是要砍掉操纵选举的幕后组织黑手，实施自由公平的党内民主选举；在制度建设方面，推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精神文化领域，让自由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社会建设方面，创造公平民主的社会氛围等等。如果试点特区改革成功之后，推广或者克隆到其他地方，这样就可以以点带面，以下促上，全方位推动停滞的政改，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确保持政权稳定，最终顺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真心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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