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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丁礼庭：历史之辙 时代之鉴——读袁伟时《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有感

拜读了袁伟时先生的大作《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后，深感有时历史的发展是如此地像镜子般的类同，真可谓历史之辙，时代之鉴。
袁先生深刻总结了晚请社会的实质：“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385页）“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力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418页）
晚清的新政改革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开始了，而使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的大业也就在和晚清有许多相似的社会环境中起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社会环境是：
政治集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等等，等等，一切领域，一切事务都有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这种一锤定音的集权程度并不亚于晚清社会。
思想、文化统制——摆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理解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所有人的思想、行动。对全国民众的思想统治和行动限制，比起晚清社会来，绝对是有过之，无不及。
教育崩溃——全国废除了历史上所有传统的教育体制，使全国教育事业彻底瘫痪，十年没有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
法制方面——法制方面更是彻底地、全面地“无法无天”和“无法可依”。
经济上的集权——“官办企业”一统天下，除了“官办企业”外，没有其他任何性质的经济形式。在此，我们受到袁伟时先生分析晚清官办企业的启发，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概念，5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的“公有制企业”从本质上分析，它更接近晚清的“官办企业”，而离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更远。无论从决策、管理体制，还是利益分配模式，都和“民众主权”相去更远，而离“官办企业”更近。而且几十年的单一的官办经济不但造成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几十年的凭票配给供应消费品，也使70年代末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时的社会环境和晚清新政时期的社会环境有着许多相之处。
正如袁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获取自由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425页）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事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局、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425-426页）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428页）
遗憾的是，几乎是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中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经济集权，也是在经济集权三十年后，才走上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且，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并且也是在经济领域单兵独进，法制领域也是艰难曲折，政治体制改革更是禁区重重。
正如袁先生所指出的：“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430-432页）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咨政院会议；……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436-441页）
虽然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十几年中，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步伐。但是：
“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止言论自由的先河。”（440页）
虽然当时有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呼声，如：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不幸，尽管章氏的呼吁从1913年起已经写入民国时期的各种版本的宪法草案，但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实施，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433-434页）
“广州《时敏报》1904年11月发表文章说：‘近日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暴一日不息。……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437页）
正如袁先生分析的：“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2、无力制止贪污。……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443-444页）
所有这一切历史事实，难道我们当代中国人不都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现实环境下，漠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当断不断，以至造成了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环保、能源等各方面的严重问题。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历史之辙，时代之鉴”：
（一）、是“中体西用”，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社会变革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虽然西方先进发达，中国落后贫穷的残酷事实已经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到底是“中体西用”，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底是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即所谓的“用”，坚持中国在“道”和“体”方面是远远领先于西方，还是承认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必须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不但在当时分歧是相当明显和尖锐的，而且在争论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分歧依然。
袁先生指出：“作为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思潮，向西方学习什么，……人们把这个论断慷慨为中学是本，是体，是道，而西学则是末，是用，是器。‘中体西用’曾经成为风行一时的原则。……‘中体西用’论事先假定中国的礼仪远胜于当时的西方。可是这些先驱经过认真研究，先后承认实际情况恰恰与原有的设想相反。……变器不变道，这是中体西用说的又一理论表述，也是洋务派中流行一时的观念……来自西方的器物远胜中国已成了许多人的共识，卫道士们抗拒西方文化的一条主要堤防乃是中华固有的孔子之道是西方望尘莫及的。”（148-148页）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辩’，只准以华变夷，而且‘非我族类，起心必异’异族人绝对不可相信！”（15页）
魏源好不容易从历史记载中找到一句话：‘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提倡‘师夷之长’不是简单地在物质层面上转圈子，而是每一步都贯串着改革开放精神。首先，他主张引进外国的人才的技术，以类似今天特区的形式制造船舶和机械。……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弗兰西、弥坚利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带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一习之。’……其次，在师夷长技中，他主张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实行以民用、民营为主的方针。……他强调：‘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广东。’并建议规定官员‘不许承办船工’。……再次，他主张从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去求得本国经济的发展。……‘东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无，气运贸迁，乌见失诸此者，不可偿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则能通自古未通之绝域，致自古未致之货弊（币）。’ ……最后他主张多方进行改革，以保证从富国强兵的成功。……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建议从调整官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去求得富国强兵的依靠。”（64-88页）
“郭嵩焘在1877年12月22日写道：“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源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此立国之本。’……把议会制民主界定为英国立国只本，并一此作为区分中西强弱的根本原因，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如是见识，确实极为罕见。（150页）
“王韬：首先批评当时学西方未得其本。西方富强之本在政治制度。‘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官吏则行荐举之法……而又必准舍寡从众之例以示无私。……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院，必从众论佥同，然后举行。’”（159页）
“他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以制夷’的道路。……障碍首先来自知识不足……其次，障碍还来自当时缺乏学识到政策的良好转化机制。……最大的障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落后因素。……这种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集中表现为愚昧的天朝心理。……华夷之辩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有人在研究近代中国时喜欢把与各国和平友好相处的主张同爱国对立起来……其实这是对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毫无道理的指责。”（62-65-80-84页）
“社会制度的维新改革是更高层次的问题。这必须以更先进的制度为参照系，并对固有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112页）
“从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看，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失足处之一，在于没有实现官为主体的专制统治观念到民为主体的现代观念的转变。”（382页）
“对饱经忧患的中国人说来，爱国主义是非常崇高的情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这是许多中国人生死不渝的信念。……不过，近日读史，却深感爱国这一概念的内涵颇为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蹈误区而不觉。……历史上许多荒诞不经或落后腐朽的事情往往以特别神圣的面目出现。……由此引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把排外当作爱国？……第二，为什么当代史学家也跳不出误区？”（103-105页）
因此，中国学习西方，不但仅仅在技术方面，而且必须是思想、文化、特别是制度等全方位的学习和引进。但是在是“中体西用”，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分歧一百年以后，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百年多以后，在当代中国还是出现了著名的“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的世纪之争”。对这一问题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不能跳出这一历史的旋涡，这也是我们当代中国人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大业的前提条件。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世”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观点都是“中体西用”观念的现代翻版。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那里有什么“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就算中国有特殊国情，这种国情也必须服从市场经济规律，也就是，必须以中国国情服从和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而不能扭曲市场经济规律和游戏规则来适应中国国情。只能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制度原则和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考虑“中国特色”！
（二）、社会变革的先声必然是思想的变革，而思想的变革必须先有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

袁先生指出：“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启蒙思想。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14页）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自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达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449页）
“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23页）
“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统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24页）
“(清政府)谈到学西方，他们想到的就是产品和技术，却没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这些产品和技术赖以涌现和不断改进的原因。……说到底是没有看到关键在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这里要弄清楚的是政治体制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什么关系。第一，决策错误无法及时纠正。……1875年，任军机大臣已达17年并一直兼任总暑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陈大计时已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折中把意见说得更为明白：‘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其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但是正确的思想根本无法转换成有效的政策）……第二，有为之士人人自危，不愿意说真话。……在19世纪的中国，学习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有识之士却人人字危，不敢讲真话，革新哪能不落空呢？……第三，官商关系紧张，经济发展处处受阻。”（369-378页）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思想、学术、文化自由取代中世纪的专横统治。”（97页）
“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27页）
所以我们认为，真正能够创导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自由”必须是全面的，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和自由组建政党，并以政党为平台自由发表思想观点，就不可能算有真正的自由的。也不可能产生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更不可能生产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晚清新政改革的失败和大清帝国的灭亡，更是为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提出了惊世的警言。
（三）、腐败为祸国之根本。
正如袁先生所分析指出的：“鸦片战争以后，上上下下都在喊财用不足。困难是怎样造成的呢？……困难首先由于这个政权已经过于腐朽，它已无力革除自身的弊端。……少数人无法扭转乾坤，祸根在制度。……最后，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跳不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经济政策的樊篱。历史摆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富强关键所在。”（72页）
“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得。有月领驿站费三百两，有其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京官普遍受贿，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于民，他们认为去诸地方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形式有三：一是节庆送礼。……二是办事有‘例费’。……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万金’”（409-410页）
“晚清贪污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 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包举的聂是曾国藩的女婿，曾国荃对侄女婿应该主动照顾吧？‘然问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411页）
“晚清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政府制度。……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不但官办企业处处依赖政府，就是民间企业，在1901年实行新政以前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离开官府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垄断资源的官府便成了贪污滋长的温床。……晚清官员贪污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112-117页）
“中国也有法律，而且条目繁多，非常严密。可是，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华法系的特点是：1、民法、刑法不分，以刑法为主。……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合一。……在中华法喜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一权独大的官本位社会或曰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在这类型的社会结构中，君主机器官员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即使是号称上层社会的士绅也只能依附这个权力系统，普通百姓更只能服服帖帖做顺民。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除了少数洁身自爱的统治者，作为群体的官员不可能不贪污。因此，严格说来贪污不是这类社会的末世现象，而是有生俱来的痼疾。”（418页）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 ：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417页）
“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27页）
对照上面袁先生分析的晚清贪污腐败的实例，从外官对应该上交的税款、采购款和工程款的扣克贪污，到京官贪污三渠道：婚丧喜庆的受礼受贿、办事“例费”和工程采购的“进项”，更有从“以财求官”到“以官求财”的逻辑关系。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等现象；再到官员贪污腐败的普遍性，再到官员以掌握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成为贪污腐败的根源，再到在专制集权制度下的反腐败的不可能彻底性，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能够在当前现实社会中亲眼看到一幕幕的历史重演。
而袁先生对晚清社会贪污腐败的总结，却又是那么的真实和客观：“历史行程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不管如何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精神，在原有轨道上费力气去‘整顿’，已经无法解决吏治中的痼疾。出路在于建立现代的行政制度、分权的制约机制和社会化的监督体系。”（68页）
“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极其助手的领导者群体善于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群体应运而生。”（368页）
对照历史和现实，我们同样感叹，正如扬小凯小教授指出的“制度模仿”，全面的制度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全方为的制度模仿和制度改革，是所有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也必然重蹈历史覆辙，也无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大业。但是，正如袁先生所指出，实现制度模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极其助手的领导者群体善于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群体应运而生。”我们中华民族19世纪没有，20世纪也没有，21世纪会有吗？我们全民族翘首以待。
正如袁先生所分析，以孙中山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错过了历史的机会：“宋（教仁）案是袁始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去处理这一事件，……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二月革命’给袁始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权威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袖群体的头脑中扎根。”（446-448页）
“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合、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历史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型已经形成。”（442页）
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的4。12事件中，再次拒绝用和平和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政党分歧，而再一次采用武力来镇压异己，使中国错失民主发展的最好机会。同样20世纪中国的伟人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开端，但是也止步于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华民族的制度变革和复兴崛起大业留给了21世纪的后人。
（四）、市场经济必然以私有制民营经济为中流砥柱。
正如袁先生所指出：“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27页）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长期保留着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24页）
“魏源的改革开放方案可以说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产物。……他提倡两点人们熟知的思想。一是今胜昔的发展观，二是去弊求利，不断改革的思想……第一，他提出一个中国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利的哲学。……其次，他还为一谋利为耻的名教限定了适用的范围，为庶民的逐利确定了根据。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再次，他主张革除政府管理经济中的弊端，以经济手段代替政府措施为除弊兴利的基本办法。……‘盐为利薮， 官为盐蠹。’‘弊之难去，
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第二，他提出依靠富民和崇奢的新观念。……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谨皆仰给焉……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第三，发挥传统文化中人格独立性思想，要求确立合理的君民关系。……第四，在思维方法上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并对各种异见、偏诣持宽容态度。”（90-95页）
“（针对当时的洋务运动，19世纪的思想家已经认为到）：第一，不能只在军事装备领域打注意……第二，依靠私商。（因为）1、清政府的官办或关督商办已经严重损伤了商务。……（郭嵩焘）根据切身经验，泣血控诉：‘轮船、电报、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督，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洽舆情无是非，事事输人糜费巨，用非所学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2、根据中西经验，私营是当时的最佳选择。郑观应针对官方造船难以摆脱的困境，直截了当地说：‘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价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诚如是，则官无费用之筹，而海满有轮船之用。数年后，商力日复，制造自日精。’因此，应该‘专主以商代官之长策。’……3、改变商人与官积不相能的状况，改革政府机构，‘急通官商之情’……第三，为私与利正名。……‘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无折阅，而挟资而往者踵相接，何也？以人人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币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165页）
“郭嵩焘1875年上奏提出四条海防‘本源之计’，核心是学习西方‘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问’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办，官有轮船也交给商人去经营，因为商人‘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只计’；‘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382页）
但是，虽然19世纪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必然以私有制民营经济为中流砥柱。但是先进的思想永远无法转换为科学的、有效的政策，虽然19世纪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启了经济自由的冰山一角，但是马上止步于“官办企业”的模式，始终没有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这一失误成为遏止晚清经济发展和造成大清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对照一百年以后的今天，社会上迷信名为“国有企业”实质为“官办企业”的所谓“公有制”，始终对“民营企业”抱怀疑观念的大有人在，同样因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客观事实，而彻底反对私有化的也是大有人在，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国企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是两回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也不明白，我们必须坚持“国企私有化”，而反对“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他们更不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断绝腐败的根源。否则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重蹈晚清历史的复辙。就算是要坚持“公有制”，也必须坚持“以民众为主权”的真正的公有制，而不是现在这种“官办企业”。如果真要这样的话，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晚清新政改革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经之路，而且更是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
2006．3．24．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334.html

以上是关于政治文化-丁礼庭：历史之辙 时代之鉴——读袁伟时《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有感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