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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飞熊：晚清变局三大失误

为什么近代中国在转型的路上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又颇富操作启迪的问题。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近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从政治、经济、外交三个层面作了独到的解答。
执政者改革理念的滞后
1980年代以来，学界流行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划分为三阶段：器物层面上学习（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政治制度层面学习（甲午以后）－深层次的伦理道德、世界观学习（五四时期）。本书对这一分段法提出质疑，认为它貌似恢弘，却不足以概括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变迁。三阶段论者没有看到，一些思想家的见识远远走在了政治家前面，只是长期被淹没而已。几乎就在洋务运动发轫之初，郭嵩焘、王韬等人的思维便没有在器物层次止步，一开始便十分关注制度的改革，甚至已触及伦理道德观念更新。
在朝廷大吏以“中国礼义教化远胜于西方”自慰的1870年代，漫游欧洲的王韬就公开发表他对英国的观感：“盖其国以礼仪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进而分析，英国的“立国始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这便是视议会民主制为英国立国之本，并以此作为区分中西强弱的根本原因。在中体西用论风靡上下、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热衷于买船制器的1875年，郭嵩焘向清廷上奏：“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尚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其立意仍在提醒清廷学习西方的根本。
这些史料表明，中国思想先驱早已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眼光，从更高的视角俯览中西文化关系。当执政者固守“中体西用”说之际，他们已经在论证道器统一、道同理一，要求变革向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领域深入。
与思想家相比，政治家比较强调观念的可行性，但是在单一、禁锢而非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家所谓的可行性常常是其利益范围和视野框架内的可行性，而非社会潜能实际允许的程度。“可行性”考量往往成了一条漠视和拒绝新思想的城墙，把统治者自我禁锢起来。由于这道城墙的存在及其他因素，晚清社会“缺乏学识到政策的良好转化机制”，郭嵩焘、王韬等思想家的超前认识未能转变为“自强”改革的直接指导，发挥其应有的调配资源的作用。
政治家中当然也不乏清醒者。对于他们的苦衷和隐情，本书也作了精微的体察。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临死前留给朝廷的遗折中便提出了系统的改革建议，最终也是石沉大海，依然无补费精神！更多的政治人物则随波逐流。长期的禁锢、封闭，不断的自我抑制、自我暗示，使得即便像李鸿章这样实干起家、曾经得风气之先的改革派，也逐渐蜕变为那些腐朽不堪且漏洞百出的正统思想的信奉者。这大概是专制统治总是培养不出智力活跃的政治家的原因。
洋务派对经济自由的压制
洋务运动缘何失败？本书没有满足于“不愿意改变旧有体制”的笼统解释，而是归纳一些思想先驱的意见，作出了更明晰的论断：实行官办而没交由商办，拒不赋予民众以经济自由，是洋务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
作者揭示了位高权重的洋务派官僚们对于近代工业惊人的无知。比如管理着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两江总督沈葆桢，竟花钱从洋人手中将吴淞铁路买回拆掉。左宗棠在福建总督任上也干过同样的蠢事。比较而言，李鸿章和张之洞对于洋务要明智通达得多，但即便是他们，也总在给各种市场经济活动设置障碍。 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想在潇湘内河开航小轮船运载客货，身为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就是不予批准。官办尚且受此禁锢，至于商办，在当时更是机会渺茫。郭嵩焘退休后，筹集数十万民间资本申办轮船，三次呈请，都被李鸿章、张之洞否决。1870年代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民营轮船运输业，就这样在压制中丢失了机会。
这些大牌改革家为国谋划，不可不谓尽忠竭诚，但像当时所有的官吏那样，他们的头脑天然被国家主义情结占据着，对于民众的经济活动，他们总是持有深重的怀疑态度，宁信官办，而不信商办。
那么官办是否像改革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可信、可行呢？事实证明，洋务派致力发展的军工事业，由于不能满足民众的一般消费而实现良性循环，后继乏力，最终陷入困境，没能实现缩短中西技术差距的初衷。官商把操办军工企业当作“寻租”的良机，官办企业运作的效率可想而知。比如，福建总督左宗棠“极力铺张，设立船政大臣，盖逾三年之久始成一船，所费已百余万矣”。其他行业大体类似。
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办的弊病在于无人负实责，“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之精巧。”在他之前，魏源便主张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实行以民用、民营为主的方针，把造船工业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发展结合起来。针对当时洋务派推行的以官营和半军事工业为主的路线，这些思想先驱们规划了另一条富强之路。他们已懂得西方是依靠商贾去发展经济、扩展市场的，政府不过是收其课税，并保卫和支持这些商贾的活动：“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于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他们希望中国也能沿着这条道路去制定国策。
作者认为郭、魏等人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抓住了转型关键，是真正的救国之路，远比洋务派见识高明。他们的观点蕴涵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因素，触及到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而洋务运动所办企业陷入困境难于自拔，正是与此背道而驰的结果。
为了更深切地说明这一问题，作者还举出日本作参照例证。明治维新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步开始，起初日本政府也以兴办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不久便遇到困境：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很差，政府财政也越来越难以负担。1875年，也就是郭嵩焘再次向清廷建议扶植私营企业、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而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同一年，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在航运方面，扶植民营的三菱公司与美国公司对抗，甚至无偿地将24只官船交给三菱。至1880年，日本政府更制定《抛售官有工厂概则》，随后以很低的价格陆续把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全部出售给民间，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轨道。作者指出，“正是不同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东方两大帝国的不同命运”。
本书独到之处之一，便在于将对经济自由的看法当作一条潜在的思想与政策演进线索。比如，论及清末新政，作者认为它的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后来的民国受益于这项政策，维持了1912－1936年的经济高度增长（年均增长率达9.2％）。
“和戎”主张的是与非
19世纪的中国外侮不断，战争频仍，如何处理战与和的问题才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选择？本书认为，在非战争状态下，李鸿章提出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八字诀和郭嵩焘提出的“以和为主，为国减祸”的方针，代表着军事和外交上理性而可行的方略。
对19世纪的中国来说，西方列强一身而二任：既是野蛮的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其强迫中国通商和开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通过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中”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郭嵩焘最早认清这一天下大势，他判断列强“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通商求利是洋人早期的基本诉求。这是有道理的。在1890年代以前，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了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余力吞并庞大的中国。据此郭嵩焘提出，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以赢得内部实施改革的时间。
“以和为主”的主张是郭氏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后而提出的。他曾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僧格林沁主动诱击英法公使的武装船队而引发战祸的内幕。当时英法公使霸道地由武装护卫前往北京换约，僧格林沁密令清军“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郭嵩焘）陈谏再四……两上书力争”。僧格林沁不听，遂击沉其船。第二年（1860年），英法为了报复，借亚罗号事件挑起战端，北上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郭氏提出“以和为主”，实为有感而发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
针对那些盲目排外、引火烧身的愚行，郭嵩焘倡言：“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这才是荡荡王道，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包容襟怀！本书痛切地假定：“这些与作茧自缚的华夷观念大相径庭的主张，如果被采纳，十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历史与此相反。郭氏不仅主张不售，本人反倒被时议诟为“卖国”，其悲剧结局令人叹惜。
盲目排外、主动构衅的行为，到义和团运动时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慈禧太后也像僧格林沁那样向外国使馆主动发起进攻，招来了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昏聩的统治者总是用国运和生民的血肉去“交学费”，总是不能事先从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
本书紧扣近代中国必须赢得内部改革时间这一大局，对“和戎”的思路广为阐发，由非战时状态进而考察历次战事，认为慎重处理和战，更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以中法战争为例，作者便认为张之洞的主战观念并不可取，李鸿章的主和意见更为深谋远虑。作者举出的证据是颇有说服力的：法国在越南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国力雄厚，终将侵占越南；而中国打了一年仗，一无所得，反而耗费白银3000万两，所蒙受的经济损失，有人估计多达1亿两以上，这个数额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花费（约3000万两）多得多。如果这笔钱用在发展海军上面，匡算一下，能够装备几支北洋舰队？是否将增加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等前线将士在战场上的胜算呢？“和戎”之策表面上好像不大光彩，却可以换来中国的暂时喘息，将精力和财力用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危急存亡之秋，弱势一方不能忿于一斗，而应更加深沉忍耐，力求后发制人。即便要打仗，也须打有准备之仗。这便是袁著一再强调的真正爱国、惜国、救国的大计，其对“和戎”之策的肯定，主旨便在于此。
原刊于南方周末2004-04-0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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