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尤小立:从史景迁著作的水土不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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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尤小立:从史景迁著作的水土不服说起


关于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历史著作的介绍和讨论,近日已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出现。无论讨论和介绍者是出于广告的目的,还是真的关注史学的发展,这样的讨论本身多少证明了史景迁历史著作的价值。
正像前些年,黄仁宇历史著作的大量引入一样,这次史景迁的代表作,也是批量地被移译成中文。不过,史景迁毕竟与黄仁宇不同,我很怀疑,他是不是也能像黄仁宇一样幸运。
史景迁史学著作的特点,是叙事性强。史景迁当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故事大王”,但他的确擅长于说书。史景迁是“景仰”司马迁的,他受后者的启发,也可以肯定。但历史的叙事性,不是早期中国史家的专利,早期的西方史家亦有此同好。只是到后来,社会科学发达了,并且向史学渗透,史学著作才变得“科学化”,也不再那么好读。物极必反。史景迁的著作得到美国中国学的权威费正清的赞许,也正在于前者找回了史学的人文特性。
但不要以为,人文性就一定等同于故事性,而故事性一定会赢得读者。我们现在见到国内的许多纪实作品,更多地还是偏向文学一边,即便是号称“气死历史学家”的纪实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离真正的史学研究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史景迁的著作之所以被公认为历史著作,是因为他始终将历史的史实放在重要地位。历史是不排斥想象的,关键是要合乎语境,合乎情理。史景迁正是把握住这个原则后,用他独特的宏大史观加以结构,用他优美的文笔加以叙述,于是,历史本身不仅得到了新的阐释,历史人物也鲜活了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史景迁的历史叙事方式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著作屡次获奖,他本人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就是例证。但我感觉史景迁历史著作的读者在西方,他是面向西方读者写作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种叙事方式,在中国,无疑是在冒险。《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不能算是典型的叙事作品,但与一般的历史著作相较,也有很强的叙事性。1998年这部被费正清誉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座里程碑”的著作译成中文后,完全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引起轰动效应。我观察了一下,当时的读者或议论者多是在读的大学生。个别国内学者在私下里,还颇有微词,以为此书的深度远不如另一位美国学者格里德内容差不多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这一点也不奇怪。国内的历史学者有自身的研究路数,他们是不可能像史景迁一样,将徐志摩、丁玲和老舍纳入视野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史,完全是两个不相容的学科,虽然有时候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如鲁迅),但彼此都宁愿在自留地上耕作。“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已为科学的分类法所割断。这种学科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不仅无法欣赏史景迁,要包容恐怕也有困难。这只是中国学界的现实之一。
另一个学界现实是,中国的历史研究与西方一向不甚同步。就当下而言,虽然“回归乾嘉”仍是奢望,但更细致的研究正着手进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已不再时髦。而史景迁的历史观,显然也与流行的“细致的研究”,不尽合拍。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在中国学界,史景迁的系列历史著作不可能赢得普遍的喝彩。
但也许有人会说,史景迁的价值正在于学界以外。可是,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或媒体时代。一个读者在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和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之间选择谁,应该是很明确的。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我以为一般的中国读者(包括历史爱好者),已经失去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热情。这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但却是基本的现实。
对生活在娱乐中的人来说,史景迁的书毕竟不如《故事会》里的故事通俗易懂,而历史研究者又感觉不够刺激,这将是史景迁的系列历史著作集体登陆中国大陆后遭遇的第一个,也可能是难以超越的困境。
(刊《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5月27日三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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