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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文鸿 吕思泓：从祛病到象征：古代导引术的历史演进

在厘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导引术从祛病到象征的文化成因，认为导引术从祛病到象征的文化过程因其“入道”与“适俗”而发生，从本质来看，导引术是一种“自私”的身体文化。
祛病，象征，导引术，历史演进
导引术起源于生产实践，取法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之比附，“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1]，成为古代社会服务于人们健康生活的体育养生形式之一。作为养生法的导引术，以主观努力抵御疾痛，既非致力于儒家所谓的家国天下，更非释家关心的来世轮回，而是关注现世自身，以健康长寿为务。导引术源于实践，壮于道教，传于世俗，经历了从祛病到象征，文化意义不断累积的过程。导引贵生尚寿的生命观与道家思想相契合，因而其历史演进被深深打上道教的印记：客观上，道教推行治国思想的失败、汉代时期的瘟疫横行促使导引术由祛病养生之法转化为道教方术之一，开始了道教对导引术的发展和改造。随着近古道教的颓落、文人阶层的介入、经济科技条件的发达等因素，导引术开始了由道教而适俗的历史进程。此时的导引术不再是单纯的身体修养技术，更成为一种媒介，表达着身体象征之意。

从起初祭祀巫术的“大舞”中，导引术逐渐萌芽、脱胎[2]，以养气为先，模仿动物之形，形成了动形为主的生命护养形式。
1.1以巫为源
导引之术萌芽于舞蹈，其原初目的是为了抵御恶劣环境带来的疾痛。“导引”二字，最早见于《庄子·刻意》，主要是一种导气与引体相结合的运动。在原始社会，先民长时间居住在洪水泛滥的恶劣环境中，“水渎不疏，江不行其源，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而多重膇（《路史·前纪陶康氏》）”,尤其是中央地区，“其地平以湿，天地所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素问?异法方宜论》），以致“民气郁阏而滞涩，筋骨瑟缩而不达”（《吕氏春秋·古乐》），为了改善身心状况，逐步发明了一种疏展筋骨以消除疾患的“大舞”。
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巫”不仅是最早的舞蹈传播者，更是祛病消灭的医者，最初的舞蹈只是先民为生命进行的自然、本能之舞，是为达到人与神灵的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巫术方式[3]。从这个意义来看，导引的本源是巫术。巫术之舞体现了先民天帝崇拜的生命观，即一种托付于神灵的健康祈求。而从舞蹈到名称与术式俱备的导引术，反映了上古人民健康获得从被动到主观能动的转变，神灵不是唯一的健康保证，主观的“导气”和“引体”成为生命养护的重要方法。
1.2养气为先
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体内之气乃生命本源，将体内之气的汇聚与流动视为生命展现的方式。随着人们对气的认识的深入，以肢体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导引术与养气结合，并作为其根本旨归。
首先，气由精生，是生命的本源。《管子·内业》说：“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在中国哲学看来，气不仅是物质（身体）的，也是精神（灵魂）的构成质料，不仅决定着自然、社会的变迁，也主宰着身体的安康与病痛[4]。因此，欲养体，必先养气。
其次，生命力的旺盛在于精气的畅行。《吕氏春秋·尽数》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一旦形不动则气不流，如此体内之气就会滞郁，依据气郁积部位的不同，将会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要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就必须让身体活动起来，使体内之气得以运行通畅而周流全身才能达到“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的健康状态。
因此，养气贵于动形而养。“天之气常动而不滞，是故道者亦不宛气。”（〈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因此通过肢体的屈伸，使体内精气畅旺不郁，并配合吐故纳新，使邪气排除，自可避免上述各种疾病的产生，这正是导引之术的保健作用。
1.3师承动物
作为“未完成的存在”（米切尔·兰德曼语），人们以动物为神祗，赋予其超自然的力量，崇拜之、模仿之。导引术师法动物，在动物的健康和长寿中获得灵感，具有明显的仿生特征。
文献中关于仿生术式名称之记载，最早见于《庄子·刻意》，不过只提到熊经、鸟伸两种，《淮南子·精神》增加了“凫浴蝯躩，鸱视虎顾”，东汉末名医华陀所发展的五禽戏，则有动物五种。大致而论，在汉代以前可见的文献记载中未有超过以上术式。导引术式到了东晋葛洪《抱朴子·杂应》已有：龙、虎、熊、燕、蛇等九种动物。马王堆《导引图》则有“熊经、鸟申、鹞北、鹤潭、鹯势、龙登、满蹶、沐猴讙、猿呼、猿据、壑狼、犬恳”十二种，《引书》所载的仿生术式计有：尺污（蠖）、凫沃、枭栗、龚（龙）兴、蛇垔、受（爰）据、虎引、复鹿、虎偃、（甬莫）踊蟆、度狼、熊经、虎顾、猿行、堂落（螳螂）、鸡信（伸）共十六种。
古人观察到不同动物所特有的姿态动作，发现这正是它们健壮长寿的原因，故予以模仿，创造出平时人之举止动作不惯用的体态，希望借此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究其原因，一是基于J·G·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性思考原则，根据交感巫术的象征律、模仿律，由模仿动物的动作而传达其神秘的力量，乃是先民观察动物而获致的灵感[5]；另一层意义，则是由于先民在长期发展的身体文化中，发现最有功能的动作，依象征性原则，赋予动物动作的名称，强调其特点，并便于记忆。[6]

道教政治主张推行屡遭失败后，退居民间，以黄老为宗，养生修身成为其主要内容[7]。东汉末，疾疫的横行唤醒人们的求生本能，人们首先寻求宗教庇护，导引术成为身体救赎的手段之一，开始了在道教中的文化之旅。
2.1巫觋、宗教的救赎
“疾疫起而巫医贵”，在瘟疫横行而医学不发达的东汉至南北朝（中古）时期，人们面对疾疫首先求助的对象便是巫觋、宗教等天启之力。从东汉末约至六朝末年（6世纪末），道士、僧尼、巫者（以及各种“术士”）往往和医者一样扮演着医疗者的角色[8]。如周朗(425-460)在写给宋孝武帝(454-464)的奏章里将原因归咎于医术不发达和医疗资源贫乏，致使民众生病时“弃于医”而“征于鬼”[9]。士大夫郭袒琛向梁武帝（502-548）上书，也提出类似的批评[10]。由此可见，道士、僧尼、俗师（包括巫者和术士）和医者共同占有当时的医疗市场，掌握着“章奏”、“斋讲”、“解除”、针灸和药物等祛病健身之法。
在医疗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面临疾疫等自然灾害的威胁，首先求助的往往是宗教，巫觋和佛教倾向于迷信的手段，而其中真正吸收养生术的是道教。作为养生术的一种，导引以其“治未病”的预防能力和去疾疗痛的治疗效果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认可，在助道教吸收、扩大教众的同时，也因解除大众疾苦，得到广泛传播。
2.2“为寿而已”的功能定位
方士在秦汉之前即出现，他们打着黄老的旗号，利用导引行气等方术倡言“神仙”之说，“意在自神其教”（鲁迅语），导引术从治疾疗痛的“宣导术”变为方术之一种。作为方术，导引术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健身之法演变为不死之术。方士们鼓吹“以导气养性”，可以“度百世而不死”，并积极向帝王推荐。相对于复杂繁琐、费时耗神的导引术，帝王更加倾心的是能够立竿见影的“仙药”，因此，导引术没有得到帝王的垂爱，而被“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及一些道教徒作为成仙的手段之一。
针对导引可不死升仙，思想家们提出质疑和批判。王充承认“适辅服药导引，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论衡·自纪》），但反对此途可以度世不死，他说：“道家或以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以为血脉在形体之中，不动摇屈伸，则闭塞不通。不通积聚，则为病而死。……案草木之生，动摇者伤而不畅，人之导引动摇形体者，何故寿而不死？（《论衡·道虚》）”荀悦也说“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疾”（《申鉴·俗嫌》），但认为此道并非“养性之圣术也”。此外，崔寔《政论》也批评道：“熊经鸟伸，虽延厉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记之道，非续骨之膏。（《后汉书?崔骃列传》）”晋取曹魏而代之以后，方士导引术受到以正统道家自居的养生家的斥责，指为“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葛洪：《抱朴子·道意》）。
神仙方士、道教徒将行气导引视为长生不死之术，渲染夸大了导引的作用，因此饱受非议。批判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使导引术回到“延年益寿”的正轨。也正因此，“务于祥和，俯仰安徐，屈伸有节”[11]的导引术，历来备受医家与道徒的推崇。
2.4与正统医学合流
从秦代的“疾小臣”开始，古代统治者一直重视医学，导引也被作为医疗的重要方法引入医学之中，直至魏晋，无论在导引理论或方法上都有不少合乎医学的东西，这对后世导引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隋唐时期，政府重视医学[12]，导引“录于各病源之后，以代药品”（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被官方确定为医疗手段之一，唐代医家孙思邈、王焘等继承了这一作法。于是，导引一改为道家养生家所独占的局面，在医疗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道教在导引与医学合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道教徒为导引术的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今所存的导引术大都辑录于道教文献之中，如《抱朴子内篇》列有《导引经十卷》、《按摩经》、《胎息经》、《行气治病经》等，《道藏》收录《天隐子养生术》等。其次，道教教徒本身往往兼具医者的身份。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既是道教徒，也是著名的医者。这与道教在由治国转向治身之后关注服食等一些列与身体养护相关的方法关系密切。再者，导引术由与众术合修转变为独立的养生方法。导引，除了与行气并行外，甚至与房中术配合施行，以达到耳聪目明、却病延寿的效果[13]。葛洪指出欲养生以长生，不可偏修一事，强调须“借众术之共成长生”（《抱朴子·微旨》），可见三者间虽有轻重之别，但须彼此相互配合，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随着房中术的衰落，导引与行气、内丹逐渐融合，成为独立的养生方法。最后，道教徒作为最早不得志的文人群体之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积极投身医学养生事业，从消极避世修一己之身转向服务大众的养生书写与编撰。
因此，导引术与医学的合流与道教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导引术摆脱了方术的神秘化，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儒家历来关注“修身”的重要性，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大批不得仕进文人的出现，使儒家文人阶层介入导引术传播，在维护自身阶层意识的同时，也间接表达着儒家的治国理想。
3.1出版技术进步的推动
宋代官刻、家刻、坊刻编辑出版系统形成[14]，明代后期印刷生产、流通网络日渐发达[15]，具有普适性的养生知识成为知识阶层贩卖的商品。儒、道二教的融合此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更多的儒者投身养生，促进了导引术的世俗化。
技术方面，各种坐功相继出现。如陈希夷坐功、坐式八段锦等。八段锦的出现，使我国古代导引术的发展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是古代导引术走向简约化的表现。文本方面，图文并茂，图像大量出现，文本类型更加丰富。如《赤风髓》辑有导引图“七十有二种”，每图均有做法说明，是当时辑导引图较多的一部书。除文人辑录编纂之外，“日用类书”中亦多有导引术，大大增加了导引术的传播受众。内容选择上，神秘主义内容被剔除。如由高濂所编撰的《遵生八笺》时，凡“信怪诞不经”，“悉删去而不存”，“御灾防患之术”，“增入而不置”。
3.2阶层身份的象征
在修身养性之余，导引术以图像为媒介，充分展现书写主体的“文人意向”，成为彰显阶层身份的工具之一[16]。其一，导引术出版物有养生专书（主要针对识字群体）和日用类书（主要针对非识字群体）之别，这两种书籍中的导引图像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粗犷不羁，后者却温文尔雅；其二，图中练功器具（如坐垫）花样繁多，颇为精美。这从《赤凤髓》与《尊生要旨》修炼导引时的坐垫图画可见一斑。“蒲团大经三尺者，席地快甚。吴中置者精妙可用”[17]。《赤凤髓》图中所列坐物五花八门，并不限蒲团，或还有竹、藤、棉、毛等材质与款式不同，且花样各有巧妙变化，以独有的“尊生美学”凸显文人养生的阶层身份。
养生专书既是养生传播的媒介，也是文人充分展现“士大夫的自尊意识”和对于“社会阶层差异的敏感性”[18]的舞台，成为他们在不得仕进而退居“江湖”之时，保障生存资本的“弱者的武器”[19]。
3.3道德和国家管理意象
近古儒家对养生的书写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导引术和其它养生训诫一起，从与道德合和始，逐渐被赋予儒家治国理想的意涵。
儒家的道德规训与养生并列，养生、养德同一。明人王文禄提出“养德，养生，一也，无二术也。”[20]李贽也说：“志故难持，气固难养，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养气。”[21]明人陆澄以多病“从事养生，文成（王阳明）曰：‘养德、养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观，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仙家所谓神住、气住、精住，亦在其中矣。’”由道德进而延伸至福报以怡养生命。传统儒家观念中，偏重于道德论而较少顾及幸福论，晚明通俗宗教运动，道德与幸福画上了等号[22]。在王象晋《清寤斋心赏编》中即说道：“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此处所提出的正是一种道德与福报的关系。至此，养生与养福作为某种具道德色彩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已达到某种一致性。
养生成为“王者之政”的一部分。对于周臣编纂《厚生训纂》，周谭石(1549)给出理由：“……王者之政，自老老幼幼始，而居处笑语，日用饮食，诗人歌之，况兹生人之所厚日迁去，不识不知，盖逖矣。推是以诂告斯人，俾由之生生，而咸登寿考之域，亦政也，奚不可者？[23]”可见，摘取、抄录这些与“生生”、“咸登寿考之域”相关的内容除了可自我惕励，还可作为“王者之政”的内涵与延续，与“老老、幼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相呼应。
可想而知，当时作为养生术之一的导引术在儒家文人的辑录、转抄中同样具备了以上更为深远的含义。

“好生恶死”的本能使古代人们产生了“重生贵寿”的生死观念，在与自然疾痛的斗争中，导引术以祛病为务，指向修炼者自身，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道教向私人领域的进发与导引术的“内向型”相吻合，加之疾疫的横行导致人们对健康的企盼，使导引术由本能避害之法转变为道术之一，获得了保存、发展的宗教文化环境。“养形之士”凭借对生命不朽的渴望，将导引术从“为寿而已”的理智升华至长生不死之“疯癫”。近古伊始，道教衰微，儒家文人群体成为导引术适俗发展的主要力量，对导引术进行了内容的改造和自身阶层意象的赋予，对导引术从宗教到世俗化发展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本能地作为治疗“重膇之疾”的技术，还是作为长寿、成仙的方法，或是作为凸显阶层差异以谋取“社会资本”的手段，导引术以指向自身的“导气引体”和儒家所谓“修身”为特征，从这一点来看，导引术的文化是以“摄生”为宗旨的“自私”的身体文化，而非如同儒家一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私域”的身体文化具有出世、隐逸等特征，与儒家积极入世、委身家国天下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更重要的是，他为几千年来那些积极进取而不得志的人们提供了退而修身的方法，使他们在命运坎坷之时得到身体的养护和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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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山东体育科技》2013年第2期。
李文鸿，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吕思泓，女，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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