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余潇枫 徐黎丽：突厥变迁史中的认同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突厥-余潇枫 徐黎丽：突厥变迁史中的认同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余潇枫 徐黎丽：突厥变迁史中的认同问题

[摘　要]　从对突厥1000多年的历史变迁的解析来看，突厥后裔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最终使突厥认同走上式微的道路。历史表明，传统的突厥认同在全球化的民族国家风起云涌的浪潮中日趋“沙化”，突厥各民族不得不适应现代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趋势，根据所在国的现实需要，建构、整合和归趋于新的国家认同。“泛突厥主义”的认知误区恰恰在于：它想使突厥人从融入世界的“河流”中分疏、独立、逆行，企图让突厥人从同化于诸多民族的生存现实中反叛、剥离、孤立，这与整个世界历史进路相悖，因而注定得不到实现。
[关键词]　突厥；变迁；认同；认知误区
突厥认同问题是世界多民族国家认同中颇具特色的问题，把它置于当代全球化的认同危机与中国边疆治理的背景中进行解析，不仅有理论研究的创新意义，而且还有政策制定的参考意义。
突厥认同作为突厥人的价值取向源于古代中亚地区。古代中亚曾经被许多政权所统治，如贵霜帝国、波斯帝国、突厥帝国、唐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但近代以来中亚各族人民却在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选择了“突厥”作为认同符号，这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17世纪以前，突厥及其后裔在种族、文化上是东亚和中亚的融合，17世纪后则是欧洲和中亚的融合。综观其历史进程，突厥及其后裔一直处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十字路口，其种族和文化一直处于认同的转化与分化、融合与冲突的过程中，虽然“突厥认同”起伏不息，却始终没有获得整体认同的结果，甚至导致中亚地区从历史到现在诸多暗杀与恐怖活动的出现。这与“突厥认同”内容的变迁息息相关。
在长期的东西文明交汇与冲突中，中亚各民族中的突厥后裔祈求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来保护自己，突厥汗国最终成为他们记忆中最认同的政权。原因如下：第一，突厥曾是所有在中亚历史上出现的帝国中最强大的一个。最强盛之时，其领土东至日本海，西至里海以西，北到俄罗斯冻土地带，南从长城到咸海一带。第二，语言上仍保持着包含不同语族和不同语支的同一语系；第三，心理上仍持留有东方蒙古高原上祖先崇拜的情结；第四，种族上仍然混合着蒙古利亚人种的基因。因此在近代以来面对奥斯曼、俄罗斯的统治时，他们以“突厥认同”为民族认同标识掀起反抗斗争，但终因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局限而没有实现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操突厥语系的民族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民族认同取代原有的国家认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亚五国。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一小部分人也想以历史上的“突厥认同”为由，实现“独立建国”的愿望。从逻辑上来说，每个民族都可以有实现民族自决的理想。而在现实中，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与当代世界的安全与发展格局相适应。有鉴于此，从历时性角度解读“突厥认同”的源起、发展、变迁，从共时性角度厘清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跨国认同和全球认同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澄清认同的历史获得与认同的现实归趋之间的差异，而且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中给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定位，更有助于指出“突厥认同”的不可再生性和“泛突厥主义”的认知误区，进而为国家边疆安全治理方略提供理论判据。

1.“突厥”图腾与“突厥认同”的兴起
民族认同是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变量，是民族在血缘、地域、人口、生计、历史、文化等基础上与他民族交往的价值标志和心理依托。民族认同作为自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认定，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也是对“安全感”价值取向的自我确定。由于认同包含客观与主观的因素，客观因素如“出身认同”中的年龄、性别、祖先、种族，“领土认同”中的出生地、居住地、工作地、国家，“经济认同”中的职业、界别，“社会认同”中的结构、阶层及其流动等；主观因素如“文化认同”中的语言、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观，“政治认同”中的社团、党派、理想、意识形态，“社会认同”中的团队、朋友、角色身份等。因此，民族认同是一个来源广泛、内涵丰富、要素众多的集合范畴，但它的价值内核根植于民族的历史记忆，它的生存象征源起于民族的图腾信念。
历史上，“突厥”作为一种民族称谓的兴起，与东部天山山脉铁勒一支阿史那氏部落相关。公元5世纪中叶，日益强大的柔然占据蒙古高原后，将兵锋指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一带，阿史那氏率领部落离开高昌北山进入金山南麓，但最终因力量不足而成为柔然的“锻奴”。“锻奴”成为此支铁勒部落区别于其他铁勒部落的他称。但阿史那氏首领不甘屈从于这样的他称和由此隐含的屈辱的社会及种族地位，于是他们以金山(今阿尔泰山)寓意的“头鍪”(即武士的头盔)为部落的名称，头鍪的突厥语发音为突厥，表达出对草原高山的武士头盔崇拜的图腾信仰。突厥这一名称就逐渐成为突厥人公开的自称，也成为突厥人兴起时期的民族认同和身份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厥之前兴起的匈奴、鲜卑、柔然都曾经有过萨满崇拜。如匈奴的宗教“是一种不明确的萨满教，是以祭神化了的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神山为基础。”鲜卑“初期信崇巫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进入中原及西迁关陇河西后，逐渐信仰佛教，有的兼奉道教。”“柔然除了保持匈奴以降蒙古草原原盛行的萨满教外，还兼奉佛教。”这正印证了蒙古学家札奇斯钦所说的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教中的多神信仰决定了它们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和接纳，在萨满的多神信仰中，除了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之外，动物中对狼的图腾崇拜尤甚。格鲁塞对狼图腾的描写是：当游牧民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时，“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但突厥却转向高山(金山)与武士头盔相结合的图腾崇拜。这一转向，对民族认同来说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自然崇拜和狼图腾凸显的是趋合性、流动性与掠夺性，而武士头盔图腾则凸显的是趋分性、尚武性与反叛性。这不仅意味着突厥人作为自由的游牧民开始被限定于金山一带生存，同时也证明突厥人作为柔然的“锻奴”生计方式逐渐转向以打铁为生，更重要的是突厥人的社会地位从自由的游牧人变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突厥首领阿史那氏迫切需要从精神上凝聚这群具有相同血缘、相同地域、相同生计方式、相同命运的人。“突厥”作为对草原高山和勇士头盔的崇拜，含有心理上的“崛起”之意，非常适合被压迫群体的心理需求，因而一经提出便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公元520年，突厥趁铁勒另一部落高车战败柔然之机，摆脱了柔然的统治并开始向东发展。公元542年，突厥的势力已东到河套以北的蒙古高原。经过向西魏纳贡称臣，西魏将长乐公主嫁给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突厥渐渐壮大而与西魏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不久，蒙古高原上的铁勒5万余户归服突厥，随之蒙古高原诸铁勒部落不断归趋而逐渐认同“突厥”为其统一的族称。公元552年，阿史那土门大破柔然，柔然可汗阿那瑰兵败自杀。突厥由此占据了蒙古高原的绝大多数地区。阿史那土门成为漠北的实际主人，他自称伊利可汗(又称布民可汗)。他去世后汗位几经周折后传给木杆可汗(公元533-572年)。木杆可汗在位期间，突厥势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其疆域“西破吠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约指今辽东湾)以西，西到西海(约指今咸海或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约指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其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即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部北麓地带。这样继柔然之后又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屹立在亚欧大陆的北部。
民族兴起与民族认同的模塑有关，而民族认同的形成又与民族心理中的英雄崇拜紧密相关。民族认同形成的第一阶段往往是“感性的理性显现”，对英雄崇拜的感性意象汇聚成民族的理性表达；第二阶段则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对英雄崇拜的理性认知激发起更多民族成员的热爱本民族的意识、情感与行为。从突厥源起和兴盛的过程来看，“突厥”这一族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认同模塑和凝聚作用。首先，它在反抗柔然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身份识别和凝聚本部落力量的作用。突厥语的“武士头鍪”之意，不仅反映了突厥人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敬，而且反映出了对养育他们的阿尔泰山地区高山的草原眷恋。作为柔然的“锻奴”，“突厥”的称谓还是一种反抗剥削和欺压的氏族群落的普遍暗示。要获得独立自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突厥”的族称自然成为一种凝聚突厥人心的称谓。其次，它在突厥统一蒙古高原诸铁勒部落过程中，发挥了团结和重振铁勒部落的作用。“铁勒”这一称谓曾在柔然以前的蒙古草原政治角逐中发挥过核心作用。但突厥兴起之前，铁勒已经衰落，铁勒诸部臣服于柔然，因此铁勒的族称已经失去凝聚与整合的作用。突厥人则在占据蒙古草原后，力量逐渐强大。他们的族称“突厥”之所以逐渐得到蒙古高原各部落的认同，虽与蒙古草原上谁强大依附谁的政治认同准则有关，更与所有铁勒诸部都是蒙古人种，都有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相同的突厥语及相同的萨蛮教信仰密切相关。可见，图腾信仰背后是特定的文化传统，而“民族认同是基于归属同一民族信念和共享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大多数特质的集体情感”。
这种基于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形成的稳定的民族情感使民族成员面对共同血缘、地域、文化、历史、语言、宗教、源起及命运时达到共同的认知与共享。当然，突厥人一反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多神崇拜潮流，不仅表明“突厥”这一高山草原武士崇拜的图腾信仰的适时性，也决定了这一图腾崇拜的局限性，即“突厥”图腾的次生或派生特性决定了突厥图腾的非根源性、个体反叛性与易被同化性。虽然在后来的民族迁徙、分化、融合、再造的历史进程中，突厥人经历了巨大的认同强化、弱化、转化、分化、沙化与泛化，但突厥认同的局限性却始终存在。
2.汗国兴盛与突厥认同强化
随着突厥兴盛，东起辽海西至西海的突厥汗国的建立，使突厥的称谓传播到亚欧草原地区。突厥逐渐成为铁勒诸部、柔然诸部和生活在蒙古高原、哈萨克草原上的其他民族共同的民族称谓、突厥汗国称谓、突厥汗国统治区域的地理称谓。即突厥成为民族、文化、政治及地理认同合而为一的认同符号。突厥汗国的建立和扩张，使得汗国认同与突厥认同逐渐重合，进而达到突厥民族认同最高峰和突厥汗国发展的鼎盛时期。
面对不断扩大的征服领土，如何统治如此辽阔范围内的民众成为突厥的紧迫难题。于是分封与分治成为突厥历史发展的主流。突厥汗国在木杆可汗去世后被一分为四：“摄图(乙息记可汗之子，史称沙钵略可汗，居于都斤山可汗牙帐)、玷厥(达头可汗，位于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故地’)、阿波(木杆可汗子，位于都斤山西北)、突利(摄图之弟，辽河流域)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分封的结果则使突厥分裂为东西汗国埋下了伏笔，至公元583年夏，突厥汗国正式分为东西两部。两部以金山为界，其中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的势力范围“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西突厥最强盛之时的势力范围西到波斯，东部包括新疆，南达阿富汗北部，北达阿尔泰山脉及其以北东西伯利亚一带。”牙帐则迁至石国北千之泉(今中亚塔什干北库马雷克至灭尔基一带)。
东西突厥汗国时期，突厥认同出现强化和多元趋势。民族认同具有历史的获得性、现实的可续性与未来的代际传承性，因为“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或界定标准应该是可持续性(continuity overtime)和非他者性(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oth-ers)，这两者基本上就可以区分出陌生者、其他人、不同者、有时甚至敌人。”
即使民族由于政治原因分裂，但其民族认同仍然会有相当长时间的持续与传承。因为民族认同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背景下形成的，

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长期性，但由于民族发展的过程就是变迁过程，因此民族认同也会时代变化而变化。与前相比，东西突厥汗国时期的突厥认同仍呈现强化和多元的特点。这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疆域的拓展为突厥认同的覆盖面扩大提供了前提。如在木杆可汗时，疆域南界为沙漠以北，北疆到北海五六千里；而此时的疆域南界则在阿富汗北部；北疆达阿尔泰山脉及其以北东西伯利亚一带。二是政体的完善使民族认同通过政治认同得以强化。如西突厥将“十箭”分为左右两厢：“左厢为五咄部落(各部首领的官号为啜)：处木昆律啜、胡禄居(屋)阙啜、摄舍提暾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半啜，这五个咄陆部落分布在啐叶(今中亚托克玛克附近)以东地区；右厢为五驽失毕部(各部首领的官号为俟斤)：阿悉结阙俟斤(该部最为强大)、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暾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这五个驽失毕部落分布在碎叶以西地区。”三是人种、民族成分的增多使突厥认同从单一走向复合。这时期除了汇聚在突厥族称之下所有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种之外，还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波斯人及处于这两种人种之间的混合人种。如河中地带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带的许多绿洲小国人种。与此同时，因文化传统不同而出现的民族成分更多。如唐朝史籍中经常提到的西域三十六国，其实就是不同的民族建立的小国。四是多种信仰的介入使突厥认同出现文化的多元性。波斯人的宗教信仰为拜火教，突厥人的宗教信仰为萨蛮教，高昌、龟兹、于阗、疏勒等地区则以佛教为主。当这些不同信仰的民族聚集在突厥汗国的旗号下时，民族认同的复合多重与文化多元显而易见。可以说以军事力量为主要后盾支撑起来的认同强化是突厥人作为统治民族的国度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因民族和文化的日趋多样性而隐含着分化的可能性。
3.汗国衰落与突厥认同弱化
尽管东西突厥汗国对外示同，但内部分歧日渐增长，最终双方在蒙古高原拉开此消彼长的战争。唐朝使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首先趁东突厥北边诸部归降薛延陀，东部始毕可汗子什钵芯投降唐朝之时趁机袭击东突厥大汗颉利可汗，逼其投降，然后授予右卫大将军官衔，赐予住宿和田地。死后被葬于灞水(渭水支流)之东。唐朝在东突厥设置燕然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下设6个都督府和7个州。公元650年，唐朝平定了金山东北的突厥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并在这里设置了瀚海都护府，管理7个都督府和8个州。至此，东突厥地域全部纳入唐朝版图。整个东突厥成为唐朝羁縻府州的组成部分，东突厥汗国从此消失。东突厥汗国中的统治阶层留在渭水流域，逐渐与唐朝的汉族融合，留在蒙古高原上的以突厥作为族称的部落在唐朝的管辖下平静地生活了大约30年左右。之后突厥人拥立可汗的事件不断出现。公元682年，云中都督府下属吐屯骨咄禄也自立为汗，以其弟默啜为汗，并在漠北抄掠回纥等部众，力量逐渐强大，与唐朝为敌。骨咄啜死后，其弟默啜自立为汗，在唐朝答应归还河西地区的突厥降户的条件下，帮助唐朝讨击契丹。此后又得到武则天的许可，将唐朝与东突厥边境六州的突厥降户归还于他。默啜力量日益强大，于是南扰唐朝边境，西击西突厥，北征回纥等部，致使其控制的领土东西万余里，控弦之士40万，史称“后突厥”。后虽为突厥一部回纥所灭，致使后突厥一部分部众降唐，一部分部众则成为回纥的属民。回纥作为突厥的一支，在后突厥汗国之后又在蒙古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回鹘汗国，存在长达100年之久。公元840年，黠戛斯联合回鹘别部进入回鹘，回鹘部众“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还有一部分迁入唐朝境内，回鹘汗国灭亡。其中南迁的一部分，因迁往汉族居住区而逐渐同化于汉族之中；居住在蒙古高原南部与汉地交界的草原地带的回鹘人仍保持着游牧生活；西迁的三支，则分布在东起河西走廊东端，西至中亚河中地带，北起额尔齐斯河，南至新疆南疆若羌、且末、和田、喀什等地。可以说，回鹘人经过南迁和西迁后，从蒙古高原的南部到广大河中地带均有分布，他们与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其他突厥人建立的小王朝一起，在广大中亚、中东、西亚地区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为他们与广大中亚、西亚、中东地区各个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地域和文化的基础。
西突厥的内部改革也没有阻止住西突厥分裂的脚步，最终他们还是以伊犁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由乙毗咄陆可汗统治，西部则由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统治。不久，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被逐渐强大的乙毗咄陆可汗所杀，西突厥又恢复了统一。但唐朝经过6年的努力，最终于公元657年将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叛乱平定后，唐朝在五咄陆部设立昆陵都护府，在五驽失毕部设立蒙池都护府，两者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公元702年，增设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西突厥历史从此结束。但由于唐朝设立的羁縻州府仍使用突厥人治理突厥地区，这样西突厥在隶属唐朝的前提下仍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因强大而一度统治他们达五六年之久，中亚一些小国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因阿拉伯帝国的入侵而向默啜可汗求援。等到后突厥汗国因内乱而退出西突厥后，西突厥中的一些部落也逐渐兴起。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西突厥中的突骑施部势力逐渐强大，西突厥十姓部落聚集在突骑施部首领乌质勒(苏禄)的旗帜下，北庭、安西以西之地全部为其控制，碎叶成为其大牙所在地。唐朝虽然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安史之乱无暇顾及阿拉伯帝国对中亚西突厥之地的控制，最终西突厥领地中锡尔河以南地带逐渐为阿拉伯帝国所蚕食，锡尔河以北广大地带则为西突厥后裔各部所控制。因此在西突厥范围内仍保持了其文化与传统的多样性。
随着突厥汗国的衰落、分裂、解体，突厥认同也随之弱化。从外部看，突厥汗国衰落之时，正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国的先后兴起之时，突厥汗国最终还是无法抵抗唐朝和阿拉伯的进攻。从内部看，东西突厥汗国的灭亡，表面上是统治上层之间矛盾所致，实质上辽阔地域内的不同人种、民族及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整合失败才是他们走上分裂道路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精神上认同归一性与文化上特质差别性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不仅没有能够使突厥认同通过统一政体下的政治认同得以强化和持久，反而使分裂成为必然的选择。正如格鲁塞所说：“突厥之所以衰败是由于两个汗国间的敌视。”
从东西突厥汗国灭亡后的东西突厥的活动来看，突厥认同在突厥民族的迁徙与传承中，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突厥认同在他们重整旗鼓恢复昔日领土的斗争中帮助他们树立必胜的信心。一些突厥贵族在失去东西突厥汗国后，决定恢复祖业，并为此进行过多次的战争。后突厥汗国的建立和西突厥后裔对安西北庭都护府的控制就说明了此点。再如，突厥认同通过历史记忆、文化传承、生活方式融合、宗教信仰模塑等形式保留下来。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失败并不等于突厥人从此彻底消失，也不等于突厥认同的彻底消失。在后突厥汗国灭亡后崛起的回鹘汗国及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兴起的许多突厥人建立的小王朝中，均可以证明突厥后裔在东西突厥汗国灭亡后其分布领域进一步扩大，其迁徙范围远至埃及和印度。突厥人通过历史记忆和文化变迁将突厥的名称传播到中亚西亚东欧及更远的地区，突厥认同也以一种非“聚合”的方式———“转化”与“分化”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伸。

1.突厥后裔的族体分化
“民族认同”的形成首先有赖于共同居住地域的“此处感觉”，其次是相同群体的共有属性的“主格我们的感觉”，再次是对共同历史或文化的“同源性感觉”，最后是在社会中获得尊重的“集体自尊的感觉”。在突厥汗国时期，由于时空的相对固化，“此处感”、“我们感”、“同源感”及“尊重感”相对清晰。但当东西突厥汗国解体后，突厥人因被迫迁徙而突破了原有居住地的局限，因与更多地区的民族交往与融合而使突厥后裔族体分化，因民族认同的原有群体共有属性的“我们”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使突厥认同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西突厥汗国灭亡后的突厥后裔历史充分证明了此点。
西突厥汗国衰落后，突厥后裔仍继续活动于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的各个王朝，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终在阿拉伯帝国走向衰落时，西突厥后裔在阿拉伯帝国统治的领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小王朝。他们分别是突伦王朝、加兹尼王朝、哈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这些王朝主要集中在中亚阿姆河以南地区。他们在公元8至13世纪末中亚的历史上流下了厚重的轨迹，同时也逐渐地融入了波斯文化和阿伯拉文化的长河之中。
这些王朝在族体分化与认同转化中表现出以下重要特点：第一，各个王朝的统治阶层是突厥后裔中的军人，他们的“反叛意识”和特定的“军事身份”不仅使他们谋取权力成为可能，而且也为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突伦王朝的建立者艾哈迈德·伊本·突伦是以阿拉伯人的突厥奴隶的身份发展而成的军事贵族，而不是突厥游牧部落的首领。“突伦王朝是哈里发帝国心脏里从前默默无闻的蛮横的突厥分子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最早的表现”。
当然，突伦王朝的建立没有坚实的民族基础，“突厥认同”不能起到团结突厥后裔、埃及当地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的作用，因此“突伦人”成为他们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再如加兹尼政权的建立者是以萨曼王朝的突厥奴隶的身份发展成为军事贵族，继而凭借中央王朝的信任谋取政治权力，他们建立加兹尼政权后，“加兹尼人”成为他们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第二，皈依伊斯兰教使他们成为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由此也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如塞尔柱王朝的建立者塞尔柱克很快便皈依了伊斯兰教，才可以把位于细浑河河岸穆斯林聚居的江德城纳入本部族的势力范围之内。突伦人和加兹尼人也成为伊斯兰教的忠实信仰者，哈喇汗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推行国家伊斯兰化，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基础得到认可和广泛传播，新的宗教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而加快了族体分化中民族认同转化。第三，生活方式从游牧转为定居，使被他民族同化成为必然。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从事游牧生活，而此时的各个突厥后裔小王朝，基本以定居的农业生活为主。如突伦人生活在埃及和叙利亚，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的生活方式；哈喇汗人和其他突厥语民族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花剌子模地处阿姆河三角洲，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到10~13世纪封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由于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因此其一些城市的商业也很繁荣。10世纪时玉龙杰赤已成为花剌子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般来说，生计方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第四，民族成分众多，甚至作为统治阶层的突厥后裔的族称也因种族混合而难以定性。如哈喇汗人实际上是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古斯、回鹘等突厥语各民族和粟特等伊朗语各民族组成的政权及统治阶层的统称；加兹尼王朝内部的民族成分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部落的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统治的民族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罗马人等等，种族的混合性打破了以血缘和地缘结合的经济、社会组织，从而使民族认同的转化和分化进一步加深。第五，文化传统不断变迁，族体分化与认同转化十分明显。如10世纪时，花剌子模的土著居民仍使用花剌子模语(属东支伊朗语)，从11世纪起，由于突厥人大量涌入，中亚逐步突厥化及伊斯兰化，花剌子模语逐渐被突厥语所取代。突厥人为了统治中亚河中地带的农业区，也逐步走向定居。突厥后裔已经与在蒙古高原和哈萨克草原上的突厥人有了显著的区别，表现在政权的名称上，均以建立这些小王朝的首领的名称作为族称和王朝名称；表现在文化认同上他们均改换宗教为伊斯兰教。源起于突厥族的加兹尼人甚至不认同草原上的突厥后裔，认为他们是野蛮人。以上是突厥后裔认同转化的重大历史性转折，也是突厥民族被其他民族同化过程中认同解体的历史必然。

2.异族统治与突厥认同的转化
从13-16世纪，蒙古人通过第一、二、三次西征，征服和统治了大体与突厥时代的版图大体相似的地域。从征服的后果来看，突厥人和蒙古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但突厥人的征服后果和蒙古人的征服不同之处在于：突厥人的征服活动早于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们来到中亚、东欧和中东地区后，就失去了以前的地域蒙古高原，因此中亚、东欧和中东地区逐渐成为他们唯一的共同地域，他们也逐渐成为当地民族中的组成部分。在阿姆河以南地区，突厥人生活在伊朗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罗马人中间，他们因人口少、流动性大而逐渐同化于其他民族之中，民族认同的转化由此也表现出明显的突厥认同逐渐消解的历史性轨迹。蒙古人经过第一、二、三次西征，也因统治需要流动各地并与当地各族通婚，如在伊利汗国的禁卫合剌兀思万户的主体就是印度斯坦，客失迷儿镇守府的二万名士兵同当地妇女生的混血儿组成。正如乌马里说：“波斯人和蒙古人结合在了一起，前者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后者，而前者也娶了后者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夫人，这样两者就融合在了一起。”蒙古比突厥进入阿姆河以南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尚且不能避免被同化的命运，突厥则在蒙古时代早已融入阿拉伯和波斯文明的腹体之中。另外，现代的伊朗、阿富汗等地仍以印欧语系的民族和欧罗巴人种为多的事实表明，历史上阿姆河以南的突厥和蒙古早已消逝在阿拉伯文明之中；在阿姆河与锡尔河的广大河中地区，则是波斯、阿拉伯与突厥文明的汇聚地带；在锡尔河以北地区，留居在这里的突厥后裔仍以游牧经济为主，语言仍以突厥语为主，成为以突厥后裔为主的地区。金帐汗国之所以能在这里组建月即别军，与这里的突厥后裔仍然保持祖先英勇善战的特征分不开
。而突厥人与蒙古人在人种、经济、宗教上的相似性则使他们很快在哈萨克草原上接受了成吉思汗后裔的统治。
蒙古人则不同，他们在中亚、东欧、中东地区建立的政权虽然处在穆斯林文化的包围之中虽不得不被同化，但他们的大本营在蒙古高原，至今蒙古高原仍是他们的起源地和共同地域。他们的“此处感”、“我们感”、“同源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整体性。何况在阿姆河以北广大哈萨克草原地区的突厥人因与蒙古草原相似的文化传统而接受了他们的统治。这样从大兴安岭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广阔亚欧草原地带，仍是蒙古人及其在人种和文化方面相似的民族生存的根据地。这就是蒙古人为什么从13世纪至今仍然活跃在东亚北部的根本原因。生活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及哈萨克草原上的突厥后裔则没有这样幸运，因为这些地区是东西文明交流必经之地，不断交融的结果，最终使突厥后裔的突厥特征越来越少，混合性特征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异族统治下，突厥认同首先被蒙古认同所取代，后又被奥斯曼、俄罗斯认同所取代，尽管这些认同带着强烈的被动接受色彩，并使他们主动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认同而团结抵抗周边强大帝国的同化，但渐行渐远的祖先和残酷的生存现实不得不使他们的突厥认同不断弱化，仅保留共同的语言特征，最终转化为生存依托所在国的国家认同。
3.突厥认同的“异质性”转化
从公元8-16世纪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突厥后裔先后在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及其后裔所建立的汗国的异族统治之下，由于突厥认同在转化过程中的传承与延伸，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没有放弃过建立自己国家的努力，在阿拉伯帝国后期与蒙古帝国之前兴起的那些由突厥后裔建立的小王朝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但因突厥认同远离于他们曾经兴盛的生存之地，并在不断转化过程中式微，使他们始终没有再像在蒙古草原时期那样建立强大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这与他们的认同内容“异质性”转化———即认同内容从表现形式到内在价值观的确定变化有关。皈依伊斯兰教则是他们的认同从形式到价值观“异质性”的具体表现。
突厥认同的“异质性”转化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突厥经济社会特征随着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过渡而逐渐消失是突厥认同转化“异质性”的物质性基础；突厥后裔心理上对祖先基业的认同与现实突厥后裔的归趋分裂形成的强烈反差，以及突厥后裔经过代代痛苦的逐渐消解而化“冲突”为“适应”，体现了突厥认同转化“异质性”的过程；多神信仰———萨蛮教中对伟大山脉和头盔的崇拜也逐渐为伊斯兰教所代替则是认同转化“异质性”的必然结果。这一“异质性”的认同转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一，突厥后裔从多神信仰的流动性、分散性、不确定性向一神信仰的稳定性、规范性和价值趋同性转化。突厥强盛时期对伟大山脉的崇拜只是众多神灵中的一个，而多神信仰的流动性、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在突厥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解构突厥认同的作用，最终使突厥后裔沦为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的臣民。为了摆脱异族的统治，他们首先让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姆河以南地区的民族和国家接受他们，然后再用这个一神信仰统一处在认同转化中的突厥后裔。从突厥后裔首领率领部众皈依伊斯兰教没有遭受太多非议的事实来说，伊斯兰教不仅在中亚有广泛的基础，也在突厥后裔中拥有信众。突厥后裔信仰伊斯兰教的后果是他们能够在中亚与其他早已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民众和平相处，共同生活，而不再遭受“异教徒”的歧视。与此同时，他们与祖先的多神信仰萨蛮教不仅渐行渐远，而且背道而驰。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突厥后裔适应移入地生活的需要，也是确立新的精神认同的需要。结果导致认同形式的变异———伊斯兰教成为突厥后裔统一认同的标志，导致认同核心内容的变异———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价值规范成为突厥后裔核心价值观。直到现在操突厥语系的各民族仍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事实证明这一认同转化的稳定性、长期性和价值趋同性。其二，这一“异质性”的认同转化表明突厥人的文化变迁具有本质性的特点，因而具有不可逆转性。皈依伊斯兰教，是突厥后裔长期与中亚各民族在地域、血缘、经济、语言、风俗、宗教等方面交融的结果，但由于宗教代表文化的核心内容的价值规范，因此一旦宗教发生变迁，就意味着文化传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文化传统一经发生变迁，突厥后裔的精神认同元素就发生了变迁。这意味着突厥后裔完成了从外表到内心的认同转化与分化，其结果是突厥文化特征的不断减少和消失，突厥认同转向沙化和泛化。

1.多元文化融合与突厥认同的沙化
文化变迁后的民族转型对民族认同的再模塑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它不仅带来民族核心价值、政治结构、交往秩序的转型，而且还导致传统权威体系的解体与整个民族后代生存方式的重组。如果说突厥人从6———8世纪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东方草原文化体系，8世纪到16世纪以前又先后接受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及蒙古帝国等东方文化影响，17世纪以后则先后接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西方文化影响。经过历时性的文化变迁与整合，使突厥后裔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最终使突厥后裔的突厥认同走上式微的道路。具体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在种族特征上，突厥后裔在融合了以前伊朗人、阿拉伯人、蒙古人血统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卫拉特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的体质特征；在地域上，处于阿姆河以南地区的突厥后裔早已与原住的伊朗人、阿拉伯人一样，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的欧洲人种因通婚、居住而融合，居住在锡尔河以北的突厥后裔则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东欧人种混合；在民族成分上，仅土耳其人就由外来的突厥部落吸收和融合了当地的居民，以及希腊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罗马人等基础上形成混合人种；在经济生活上，大部分已经走向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如维吾尔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主要有犁、耙、镢等；在语言上，仅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结合，其他突厥语也完全采用了阿拉伯文的拼写方法，与俄罗斯邻近的突厥后裔们也学会了俄语；在宗教上，以上所有自称为突厥人的民族均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无一不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沙皇俄国从17世纪入侵哈萨克草原以后，试图以武力手段强行推行东正教文化，但收效甚微。此后，不得不改变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政策，开始承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存的现实。这说明伊斯兰教已经成为突厥后裔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经过17-20世纪时期的演变与发展，突厥后裔的突厥认同逐渐转化为对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及其他名称的人的认同，即对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是中亚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交融的必然结果。
民族认同在多民族的互动中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效应：民族新成员往往通过民族特定的价值、信仰、风俗、习惯、语言和行为去习得民族认同。文化是认同强有力的“关系”纽带，它把民族成员整合在一个既有的共同体之中，并且帮助建立一种区别于和分离于其他共同体的“集体意象”与“集体自尊”，再通过这种特定的“集体意象”与“集体自尊”对民族成员个体进行认同内在化的训练，让他们接受民族既有的象征、价值、信仰、习惯等。所以民族认同不仅使民族成员间的交往变得简单有效，而且使民族成员间的情感变得亲密牢固。从文化维度看来，多民族的融合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实体”，新的民族认同是各民族共有文化得以长久传承的“基因密码”与得以整体表达的“价值象征”。从突厥后裔17-20世纪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来看，他们在获得新的民族认同元素的同时，其突厥特征进一步式微。只有共同拥有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及文字，成为他们原民族认同的标志和符号。而这一认同标志，在锡尔河以北、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带以及今天中国新疆南疆保留得更多一些；在阿姆河以南地区，因突厥后裔无论从种族或文化上已经融合伊朗和阿拉伯人之中而使这一认同从转化过渡到了“沙化”，即分散化与个别化基础上的众多一体化。
2.地理、历史重构与突厥认同的“再造”
一般来说，民族认同的转化有两种趋向，一是一民族在被他民族同化的过程中民族认同呈现沙化趋势，直到该民族彻底同化于他民族当中；二是一民族与他民族中融合过程中形成新的民族认同，从而在新的民族认同的凝聚下形成新的民族并建立国家。17-20世纪突厥后裔的历史充分验证了民族认同转化中的第二种趋势。此时的突厥特征仅从语言上可以区别出来，但为了摆脱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寻找认同根据。他们对“突厥斯坦”这一地理名称的使用就是证据。“突厥斯坦”地理名词的重新提出，是缘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的殖民扩张。“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用‘突厥斯坦’名称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的不同，为叙述方便，他又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19世纪中期，俄国先后兼并了中亚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称中亚河中地区为‘俄属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为‘中国突厥斯坦’或‘东突厥斯坦’。”这些论述，均与俄国的历史和地理学著作的记述相符。在有些著作中，明确指出突厥斯坦包括今天新疆和中亚五国。如《草原帝国》的作者格鲁塞认为：“在西北方的天山和阿尔泰山构成的凹形弧与在南方的喜马拉雅山的凸形弧包围和孤立了突厥斯坦和蒙古，使这两个地区好像是悬挂在周围的平原上”，又将现在新疆北疆称为莫卧尔斯坦。如他认为：“莫卧尔斯坦，即在塔拉斯河、伊塞克湖、伊犁河、裕勒都斯河、玛纳斯河流域”。但不论其名称如何变化，东突厥斯坦就是指中国新疆。中亚河中地区则称为西突厥斯坦，两者合起来便是突厥斯坦。“19世纪下半叶，俄、英帝国列强在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极端民族主义过程中，为肢解和瓜分中国，将‘东突厥斯坦’纯地理称谓引申为政治概念，国内外一些图谋不轨者利用这一概念，伪造新疆历史，

把新疆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东突厥斯坦’。”对于中亚那些长期遭受征服的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人来说，也希望有自己的地理范围。于是19世纪末，泛突厥运动产生后，也开始使用这个词，泛指讲突厥语系民族所居住的地方。于是出自俄国学者的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就成为操突厥语族的人抵御俄国建立独立国家的地理认同。
除此之外，祖先历史记忆也成为操突厥语族的人的认知基础与精神认同武器。十月革命前后，在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高加索、中亚等地的泛突厥主义者们纷纷来到土耳其避难。土耳其本身也正在经历民族复兴运动。结果内外力量的结合，使土耳其成为泛突厥主义运动的中心。1911年，伊斯坦布尔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的思想家齐亚·古卡尔普在他的诗《土兰》中这样写道：“土耳其人的国家，不是土耳其，也不是土耳其斯坦；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无垠的地方-土兰。”并在其所著《突厥主义大原理》中提出突厥人可分为三类：(1)土耳其境内的突厥人；(2)乌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的土库曼人，基本上具有与土耳其突厥人一样的共同文化，与土耳其合起来形成乌古思斯坦；(3)雅库特、吉尔吉斯、乌兹别克、钦察、鞑靼等较远的突厥人，他们具有悠久的语言和血缘关系，与突厥文化相近但不相同。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大突厥斯坦”或“土兰”(也有称图兰)。然后逐步实现建立大土耳其国家的目标。第一步先实现土耳其的统一；第二步是乌古斯坦(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的统一；第三步是土兰的统一(包括中亚及鞑靼人地区)。避难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人玉素甫·阿克楚拉则进一步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大奥斯曼民族，而泛伊斯兰主义将遭到基督教国家拼命抵抗而不会成功，唯有大土耳其主义才可能实现。”①在这些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的倡导及民族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各种组织相继成立。1908年12月，“土耳其协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宗旨是学术和文化性的，以研究突厥人的古代遗址、历史、语言、文学、种族、地理、人种和社会状况为目的；1911年8月，“土耳其祖国协会”在首都成立，成为宣传、讨论和阐述突厥文化与理论的讲坛；1912年，“土耳其之家”协会成立，以“增进国民教育，……致力于土耳其种族和语言的改善”为宗旨，到1914年它在奥斯曼境内发展有16个分支，3000名成员。除此之外，土耳其青年党则是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这个党派在20世纪初土耳其政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极力支持泛突厥主义的各种活动。由此可见，对祖先历史的认同成为突厥后裔们摆脱俄罗斯统治的精神武器。
3.语言、宗教整合与突厥认同的价值转向
语言在民族认同的强化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两个陌生人在他乡异域操用同一种本土方言，随之他们就立即“聚合”为一个临时的共同体。语言能有效地创造民族认同的“统一性”。虽然17-20世纪的突厥后裔以他们共同的语言———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为明显的民族特征，但为了保持和传承这一特征也经过了艰苦努力。以柯尔克孜人为例，在语言上，古代柯尔克孜人“曾使用过以鲁尼字母拼写的叶尼塞文，但这种文字早已失传。”在其信仰伊斯兰教后，“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用‘察哈台文’拼写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吉尔吉斯人在1928年用拉丁文字母为基础的字母取代了察哈台文；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柯尔克孜人使用的是在“察哈台文”基础上整理的柯尔克孜文，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再如，在乌兹别克，俄语在苏联时期是通用的官方语言，“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都主张以俄语作为各民族之间交流的主体语言。”乌兹别克语是作为第二语言或者说是民间语言来使用的。其结果是“俄语逐渐成为中亚各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各部门使用等基本语言，中亚各主体民族语言几乎被遗忘。”乌兹别克作为其中之一也是如此。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后，乌兹别克语言才成为国语。其他中亚操突厥语族的国家均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最终确立其突厥语的地位。
然而，民族认同的持久性除了语言更需要宗教信仰的价值支撑。因此，伊斯兰教则成为此一时期突厥后裔精神认同标志。我们可以从泛伊斯兰主义在南亚和中亚的兴起中可见一斑。泛伊斯兰主义从宗教的角度强化突厥后裔的认同，与泛突厥主义从民族角度强化突厥认同有共同效果，但泛伊斯兰主义显然无论从内涵和外延上均与泛突厥主义不同。二战结束后，由于“伊斯兰教毕竟是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的传统信仰，泛伊斯兰思想又在民间继续流传。因此当一些政界人士试图以伊斯兰思想支持民族主义，利用它来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时，另一些政界和教界人士则试图以泛伊斯兰思想来推动伊斯兰教的复兴、抵制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的发展。这在无形中把伊斯兰教再次推上政治舞台。”
泛伊斯兰运动再次兴起。1947年8月，巴基斯坦以穆斯林单一“民族理论”为立国根据，与印度分离，建立起独立国家；1949年2月，巴基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倡议召开第三次世界穆斯林大会，并在卡拉奇大会上正式建立常设机构，提出建立包括所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联盟的建议；1951年在卡拉奇第四次世界穆斯林大会上，提出了世界穆斯林是一个“穆斯林民族”的主张；1962年，巴格达举行第五次世界穆斯林大会，提出建立伊斯兰联合国的设想。进入90年代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在中亚出现了带有浓厚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1990年，在前苏联阿斯特拉罕市成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全苏伊斯兰复兴党。它在中亚五国都有基层组织。其中尤以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实力最为雄厚，其宗旨就是要推翻现存制度，确立伊斯兰的统治地位。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1992年，该党迫使塔当局与其组建了‘民族和解’的联合政府，并一度接管国家政权。”乌兹别克斯坦则建立了“统一”人民组织、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吉尔吉斯运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九月党”等泛伊斯兰主义政党组织。这些组织及其活动，给中亚各国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及中亚各国政府进行抵制并取得很好效果。
17-20世纪突厥后裔为了摆脱奥斯曼和俄罗斯的统治，在突厥特征更加式微、突厥认同沙化的时代却不断重组、再造和强化突厥后裔的认同意识，并在地理、历史、语言、宗教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这就是地理概念上的“突厥斯坦”是认同的基础，光荣的祖先历史是认同的渊源，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其认同的外在表达形式，伊斯兰教是其认同的核心价值。但面对20世纪中亚民族国家的现实情况，这些突厥后裔最终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国家，而不是统一的以突厥斯坦为地域、以悠久历史为渊源、以突厥语言和伊斯兰教互为表里特征的突厥后裔国家。这说明传统的突厥认同在全球化的民族国家风起云涌的浪潮中已经“沙化”或“泛化”，突厥各民族不得不适应现代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趋势，根据所在国家的现实需要，建构和整合新的国家认同。
从突厥1000多年的历史变迁的解析来看，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转化与分化、弱化与沙化，像河流一样有其起伏与曲折的历史进程，有与其他河流分分合合的现实命运，也有其汇入大海与融入世界的未来走向。“泛突厥主义”的认知误区恰恰在于：它想使突厥人从融入世界的“河流”中分殊、独立、逆行，企图让突厥人从同化于诸多民族中反叛、剥离、孤立，这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相悖，因而注定得不到实现。突厥后裔们只有在所在国家的现实境遇中加强对所在国家的国家认同，以求得他们在所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传承发展他们的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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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突厥-余潇枫 徐黎丽：突厥变迁史中的认同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