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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文享 张鑫：华侨华人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第十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第十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华侨华人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华侨华人与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
华侨华人；“一带一路”；会议综述
2015年9月26至27日，由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武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承办的第十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中师大召开，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华侨华人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既有“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侨民”等概念与学理的分析，又有华侨侨情及在“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之中的角色、策略探讨，还有华文教育与文化传承、族群认同等问题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华侨华人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这一议题，学者们主要围绕三个部分展开，分别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历史与现实内涵，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角色问题和华侨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在历史层面，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马来西亚亚太研究协会王琛发教授讨论了长江流域先民下南洋的历史与未来走向，苏、浙、鄂、沪、川等地先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谋生创业，三江公会及天门会馆等是其团体组织，在职业方面从底层逐步向上流动，在当代海上丝路中，南洋一带祖籍长江流域的华人可以寻找到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空间。
韩山师范学院黄晓坚教授对潮汕侨乡及海外潮人进行历史考察，认为这一群体对海上丝路的拓展和延续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海外潮商经历了行商、海盗、米商、南北行商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对海上丝路的拓展或延续做出了很大贡献，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使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海丝贸易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海丝贸易及海丝贸易带的开发，对于中国、西方和东南亚来说均是双赢结果。
福建社科院华侨所黄英湖教授则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中国移民及文化的播迁进行了讨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对西域即有了认识和往来，汉朝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开拓，唐时丝绸之路的发展至鼎盛。而在这期间，一些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地迁徙到这些地方，他们的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却在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比较大的媒介作用，科技与文化随之传播。譬如中国的造纸、冶铁和凿井取水等先进的技术，都是通过他们而传入中亚和西亚地区，有的则再传入欧洲地区，对那里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寺方面广生影响。
在现实层面，“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重要体现，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拓展其经济政治空间、更好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中的重要战略。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杨宏云副教授基于福建海洋文化视角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软实力建设进行讨论，认为海洋文化将深刻影响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成功与否，国家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借助海洋文化的内涵提升中国在新海丝沿线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北京师范大学陈奉林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略提出构想，指出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全面规划与布局，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内发展与国外利益、和平崛起与长久安全结合起来。加强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让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联结贯通起来；推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南北两路相互支撑；推动中国与非洲关系纵深发展，尽快在非洲东西海岸建立商港，使其在历史的延续中创造新的东方历史。
从讨论中可知，今日之丝绸之路不是为单纯恢复昔日的荣光，而是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的战略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在文化及政治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学者们认为华人华侨拥有巨大的经济能力和智力资源，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华人华侨的参与，不仅对于中国的战略实施具有关键意义，而且也是他们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张秀明教授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侨务资源进行了盘点，分析其特点，比较各自的优势，强调各地应充分利用资源进行互补，助力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协同发展的侨务资源及其优势。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林心淦副研究员探讨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华侨华人可能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指出历史上华侨华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而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因沿线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政治博弈敏感，给海外华侨华人参与“新海丝”建设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面对这些负面影响，应当总结经验教训，合理引导华侨华人发挥好积极的作用，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暨南大学赵娜娜博士对华人社团进行了讨论，认为现今海外华人社团发生了新的变化：高学历高素质的新移民成为社团的主力军，商业功能曰趋显著，跨国网络的建设日益完善，在了解了这些变化后，引进侨智、促进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全面发展，成为了长江经济带各地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的杨海副教授对美国华人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与研究，得出：绝大多数美国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中国发展信心”充足，普遍对中国的发展趋势看好，并且与国内进行交流合作的意愿非常强烈。在“合作潜在障碍”方面，最主要的障碍只有一条：“国内办事不够公平透明”。在“有效合作方式”方面，美国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认为合适的与国内合作主要方式包括：“国内兼职”、“与国内合作研究开发”、“帮助国内培养人才”，这份调查研究，有益于提高侨务工作绩效、推进平台建设。

在战略推进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真知灼见，足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罗荔副教授认为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加强海外人才服务保障机制建设，完善海外人才创业的扶持政策，建立政府财务投入的稳步增长机制，搭建好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对促进长江中部经济带城市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温州大学严晓鹏教授提出，应整合海外华人资源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海外华人华侨数量众多，侨团组织触角庞大，且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智力资本，引导和整合这股海外资源，沟通我国内外资本，促进国家层面的互联互通，使双向投资、经贸合作进入新的层次。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提出，其实施对于华侨所在国及华侨的生存环境都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上海商学院国际移民研究所刘益梅副教授讨论了华侨参与海上丝路建设中的民粹主义现象，东南亚国家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会有纽结的心态，华人经济势力的扩大对于当地族群的权力结构也会提出挑战。当地民众对于华人阶层的怨恨心理有所增强，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研究提出，丝路建设中应尊重各国历史和价值差异，在经济投资上加强战略互信，并做出适当的经济利益的让渡，助力东南亚国家走出纠结。
福建社会科学院廖萌副研究员指出，看着世界地图做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将成为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常态，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政治风险、低质量的海外投资风险、金融汇率风险等多种风险，因而，中国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重风险防范，发挥海外华商及企业的作用，发挥智库的作用，让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

华文教育是文化传承及族群认同的基础，华族文化也是华人的生存手段。正因如此，华文教育在各国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和文化冲突。本次会议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仍然保持较高关注度。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分析的文章有三篇。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祝家丰和王晓梅对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语言教学和素质教育进行讨论，华文独立中学由于注重素质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得到华裔家长的支持。同时，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英语教育至上思潮的冲击，推广三语教学，并践行素质教育，以培养面向国际的人才。
同时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周芳萍和祝家丰还就强势英语教学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冲击，以及华社的回应与抗争进行了讨论。2003年初，马来西亚政府在各源流的学校推行数理英化政策，该政策引起了华人文教团体和华教人士的不满，以董教总领航进行反对数理英化抗争，同时这项政策也侵犯了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激起马来文教团体的抗议。2012年时，该政策被废除，现今该政策已被“提升国语，强化英文”政策所取代，但英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了。面对英语强势的全球化，马来西亚的华社秉持爱护文化的前提，顽强地维护华文教育。
暨南大学李祯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开发族群智力，承传民族文化，服务建设马来新文化等方面有突出贡献，但仍遭遇到马来政府的干扰，并且由于华社内部的不团结，使华文教育将来的发展，面临重重障碍，影响到华文教育的整体推进。
在菲律宾的华文教育方面，有两篇论文。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朱东芹副教授对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历史、改革和现状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华菲融合的大背景下，华文教育倍显艰难。菲律宾华文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70年代初受菲律宾政府“菲化”政策制约陷于低谷，虽然在90年代初菲华社会展开了“拯救华文教育”的行动，但在华菲融合的大背景下，华文教育面临宏观（华社不团结）和微观（有关教学内容、方法、师资、考评等具体问题争议）两个层面的制约，挽回华教发展颓势的努力倍显艰难，华文教育前景不容乐观。
台北市立大学徐荣崇教授则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
分别对中正学院、灵惠学院、尚一中学、圣公会中学进行单独分析，得出：侨教学校由华侨学校渐成为菲律宾人的华文学校，侨校学生生源减少，华侨学习华文的意愿降低，华文教育存在很大的隐忧。
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储慧洁博士探讨了在日新华侨选择华侨学校的原因，指出新华侨选择中华学校与老华侨有所不同，不仅限于对祖国的怀念，而是更为复杂多样，既有情感因素，也有出于实际的考虑，且与曰本社会的环境特征密切相关。在日本，中华学校不仅仅被新华侨视为民族遗产，也被新华侨看作是培养精英的一种途径。
华侨大学华侨研究院李勇副教授则对新加坡近代学校兴办的类型学进行了研究，新加坡公立华校多以分帮举办为特征，作者以资金来源和管理权为标准，选择人口最多、华校数量最重的闽帮兴学系统为例，将公立华校划分为：帮立学校、同人学校、会馆学校、庙宇学校和泛帮学校这五个基本类型，且以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女校、崇正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为个案，分析华人帮群社会兴学的类型学。
华中师范大学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程晶博士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关系，指出巴西华侨华人利用华侨华人个人、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文教机构和华文媒体四个渠道和机制，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巴西侨团也面临着力量分散、部分华侨华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活动资金、参政意识淡薄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周聿峨教授和曹雯洁讨论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问题，指出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落实，华侨华人和华文教育的独特作用也日益凸显。“一带一路”战略为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与此同时，海外华文教育的不断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
从整体上看，现在的海外华文教育已由原来强调族裔认同和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过渡到以语言教育为主，华侨学校的办学亦遭遇到较多困难。所在国家的政策和侨民的新变化，对传统的华文教育提出挑战。同时，也应关注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及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华文仍然保有较大的影响力。

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与发展，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侨民的世代更替及侨民的结构的变化，侨民在海外的参与意识及侨民与外交的关系方面都有一些新现象。
丹麦奥胡斯大学朱梅教授对21世纪中国的侨民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20世纪晚期时，中国政府策略还是将华侨华人视为国内物质材料和精神资源的供给者，而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侨民政策已慢慢转向强调侨民的软实力。暨南大学吴金平教授则对“侨民”一词的内涵展开辨析，认为“侨民”的定义不仅对确定侨务工作的对象意义重大，而且对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是至关重要，并建议无论是从中国侨学界与国外学界平等对话的角度，还是避免各国政府在开展侨务工作时出现盲目性，都有必要将百度的“侨民”定义修正为：侨民系指侨居国外但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及其后代，而不论其是否保留祖籍国国籍。
这两篇文章其深层次的学术关怀，都是对华侨的界定。在侨民自身的血缘、文化与政治认同之间，在中外的外交关系之间，侨民需要对自身进行文化和社会定位。
山东大学宋全成教授以2015年英国下议院议员选举诞生首位华裔议员为例，讨论了21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问题。21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沉默一族”到“地方议会议员”、再到“下议院议员”的上升发展历程，体现出新一代的英国华人移民的参政能力与热情在不断上升，但面临的阻碍也十分明显，如英国华人的政治认同度和政治参与率不高、华人分布散乱、华人社团结构复杂、缺乏内在的政党认同凝聚力，以及某些华人政治家缺乏持之以恒的政治努力。故而，英国华人欲取得美国华人在政坛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华侨大学陈文寿教授以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撤旗事件，一窥海外侨民之间存在的隔阂，同时认为大陆海外侨务工作及统战工作应更加具有柔性和弹性，更加包容和务实，主张在一定时期维持传统侨社作为“中间接触区”在海外存在是有必要的，同时还应务实进取，创新工作方式，以侨社为平台探析并开创两岸政治互信和互动的模式。
上海商学院陈志强教授讨论了我国海外侨民外交保护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进行了讨论。文章追溯了外交保护的历史及研究现状，区别了外交保护与领事保护，阐明了外交保护的利益归属及其本质和外交保护的构成要件，并对我国外交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希冀按照国内法保护与国际法保护并重原则加快外交保护立法进程。
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郑一省教授探讨了当代印尼华人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最初只是水电建设，现今在印尼投资经营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涉及水泥、机械、金融、基础设施、贸易等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印尼华人社团不仅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并且还直接与中国企业建立多方面的合作，合力建构起链接印尼与中国经济交流与合作的网络。
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与徐浩亮探讨了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中国梦的问题，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不断追寻爱国梦想的过程。少年时期，家庭教育促进了他的爱国梦的萌芽，青年时期以商促学，其后投身抗战，晚年关注台湾问题，他的爱国思想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而不断充实和发展的。
华中师范大学国侨办侨务理论研究基地魏文享教授对异地商会的兴起要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地商会是商会组织在新时期的新型组织形态，其发展得益于地方政府和商人的共同推动，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乡籍网络通过商会的运作而实现由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整体上看，本次会议在议题方面有所开拓，在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与华人华侨研究方面明确推进。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次会议也体现出如下一些特色。
一是重视目光向内与目光向外，注重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内外互动，同时也提出侨务工作不仅要关注于国内，还要放眼于海外。这一见解是符合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的侨务侨情变化趋势的。不论是侨民个体、群体还是团体，需要从史料的关联入手，寻找其事实上的关联。
二是重视华人华侨的主体性。华侨的研究，需要为侨务工作服务，但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政策需要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侨政侨史。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有学者提出，不能够将华侨看作是利用的对象，华侨是其自身的主体，这既体现在其在地化发展层面，也体现在华侨参与到国内的建设方面。关注主体性，还要注意到华侨群体及其内部的分层，注意到其
世代性的变化，华侨的移民结构及心理观念的新特点。
三是历史贯通与时代视野。此次会议提交的文章，既有史哲论文，也有当代的经济、政治研究；既注重史料之考证，也注重对策之阐发，体现出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合一，学科交叉的特点也十分鲜明。
本次会议也留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其一，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于东南亚，体现出学者们集体“下南洋”的学术取向，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巴西、日本、美国，但还十分不足。其二，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于路上丝绸之路还缺乏关注。其三，研究中对于多边关系的注重还有不足，关注华侨的主体性，但对于所在国家、族外民众、中国、华侨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讨论，研究中所引用的资料，亦存在这方面的欠缺。
本文刊于《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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