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从官到民不缺银子，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崇祯朝的“银荒”?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历史百科小编一起看下去。

明朝，这个与现代历史进程擦碰出火花的最后一个汉族王朝，给了扼腕于中国失去现代化转型机会的研究者，以继续思考的动力;也给了近年来以晚明题材为号召的人文电影，以丰富的遐想空间和创作土壤(比如被低估的《大明劫》《柳如是》以及讨巧的《绣春刀1》和被高估的《绣春刀2》)。

从象牙塔到电影院，问题被还原到一个焦点：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的明朝，谁才是压垮这匹病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从经济问题说起，“缺银子”，看起来是引发明朝彻底败亡的一大病根。

那么，这些银子到哪里去了呢?

崇祯朝的经济状况是一本出名的烂账(臭名昭著的三饷以及无休无止的摊派)。有观点据此认为，晚明统治不可持续、必然败亡的一大经济原因便是：银荒。

该观点指出，白银流入锐减导致已经全面货币化的白银储备急剧减少，从而造成了明朝政府的“银荒”和全社会因经济基础崩塌而造成的大混乱。(豆瓣《祸起白银》)这个说法虽合理，却还有值得推敲的空间。它或能解释崇祯年间白银流通量的实质性减少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但在剖析货币流通全局时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银钱的比兑是否正常。

明朝白银的全面货币化是以稳定的银钱比兑规则为基础的。隆庆元年(1567年)银钱兼使的法令，是明朝首次允许白银作为合法货币的开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白银货币化的完成而非开始)。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白银作为货币早在明中期正统朝就已实质性流通。所谓“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明史·食货五)

明人以“钱银”指称货币，钱为银基，银为钱本，钱价依银价随涨浮动，明中期至天启年间，大致按照“一银千钱”的比兑关系进行交换。一两银按十六进制约合一千五百钱。通行的银钱比兑规则能很好地解决白银阶段性流通量不足所导致的“银荒”问题。

嘉靖朝“争贡之役”后长达四十余年的闭关曾导致白银流入量减少，却并未给政府储备白银和货币流通带来恶劣影响，稳定的银钱比兑是维系正常流通的有利条件。因此，不是所有的“缺银子”都能引发混乱。

更何况，崇祯朝其实不缺银子。

我们先来看一笔大账。自隆庆元年开关后(1567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段时间，中国白银流入量总体趋势是增长的。

钱币史学者王裕巽在其《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做过一个统计：1567年至1644年，海外流入明帝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即便存在外部流入减少的趋势，也只能说明明朝流入白银总量的增长变得缓慢，其数额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学者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也给出过估计：在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至少远超过一亿元以上。

而从微观的小账看，当大顺军队一路东进，势如破竹地占领北京后，他们对明朝宗室、官员及其富户的追赃拷掠，仅仅数日，“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彭孙贻《平寇志》)

七千万两是个什么概念?约略是晚明14年的财政收入(每年约500万两)。加上崇祯帝在时从民间征缴的两千多万两的白银，大明朝从官到民可真不缺银子。因此，白银流入的阶段性减少并非是导致银荒和社会动荡的元凶巨恶。

那么，究竟是什么深层次原因造成了崇祯朝的所谓“银荒”呢?

明末清初学者叶梦珠在其《阅世编》卷七·钱法条目下给出一条值得深入研究的解释：

钱法之坏，自私铸始，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予生崇祯之际，通用新钱，无一佳者。

这位生于天启年间，经历了明末清初大动乱直至康熙中期才安然离世的学者，用客观的笔触记录了“大明劫”中货币流通的真实情况。他指出：

(崇祯朝)私铸盛行，钱色日恶而价亦日贱……较之铜价且不及，而钱之低薄虽鹅眼綖缳不能喻矣。

为何崇祯朝的制钱变得价格日贱了呢?为何它们被铸得如此纤薄呢?剩下的铜又被拿去做什么了呢?答案还得从明中期制钱超重说起。叶梦珠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所见之钱，惟嘉靖、隆庆两朝最为精美……一文约重钱外。”

“一文约重钱外。”点出了嘉靖隆庆两朝制钱是超重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嘉靖隆庆两朝银钱比兑是相对正常的)。理论上讲，一文钱含铜一钱。但实际操作的数据是，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这几朝的制钱均是含铜一钱三分，70文换银一钱，1200余文合银一两。大体是按照铜价与银价按千铜一银的比兑关系维持。这样一二分的超重本没有什么私利可图，但是百计、千计、万计的制钱呢?对私铸者来说，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明朝对于制钱流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朝铸新币，旧币便自然弃置。《明史·食货五》记载：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积累，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一些意识到制钱超重的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回收前朝的超重制钱来私铸含铜量不足的本朝假钱，而这些假钱进入流通后，便肆无忌惮地用以套取白银。

在崇祯朝，“此时便不可多得，盖为私铸者收去，杂以铅砂，更铸新钱也。”叶梦珠指出，这些私铸者将超重的嘉靖、隆庆朝铜钱收去后重新铸熔，加入铅砂，制作成等重的崇祯朝制钱进入流通。

据估算，若按照传统的标准一钱铜值一文，可获利20%-30%;若铸成七、八分铜一文，获利将近50%。有贪利者，不仅仅是“杂以铅砂”，而是用铅铁作原料，不用铸造法，而以“裁剪成钱”，这样的获利竟至数倍!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对此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通过铸造更薄的制钱与民争利，所谓“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明史·食货五)

这些含铜量极低的制钱严重搅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崇祯年间银钱比兑已跌到700文换银一钱。原先十几文钱既能买到的物件，就要花费近百文，也就无怪乎叶梦珠会感叹“钱之低薄虽鹅眼綖缳不能喻”了。

在崇祯朝，银钱比兑变得越来越离谱，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用以流通的白银大量流失。作为明末清初人，叶梦珠捕捉到了这个变化的趋势：

“(崇祯初)京师每千钱价银一两二钱，外省犹兑九钱一千。”“驯至十三年戊寅夏，价至六钱耳。”“庚辰、辛巳之间，递减至四、五钱一千。癸未而后，每千兑银不过三钱有奇，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明亡后)是时，每千值银不过一钱二分。”

叶梦珠不厌其烦地对这些数据加以记录，正是基于其对混乱的银钱比兑所引发的严重后果的担忧。到了清初，由于统治基础的不稳，加上“钱法敝极之后，奉行甚难”，此时“八年辛卯，每千值银止值四钱八分，其后渐增，亦不能至五、六钱”。钱价狂贬，银价虚高，这种状态即便在清朝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后依旧难以更改。叶梦珠认为是“积轻之势使然耳”，可谓一语中的。

“钱法之坏，自私铸始”。崇祯朝的“银荒”正是钱法被败坏至极，银钱比兑混乱所酿成的恶果。其幕后黑手，正是不加监管、愈演愈烈的私铸制钱以套取白银的不法举动。而对于整个陷入疯狂的晚明社会而言，这样的举动也正是举国上下“末日心态”的一种必然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