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日本中国-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前 言在我国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丰硕的，当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在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研究的历程。
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将当时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感叹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十年豫章刻本，页43。）。郭嵩焘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且学习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注：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光绪十八年刻本，页4；《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在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中日比较，认识到明治维新优于洋务新政，决心仿效日本实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将其斗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拟，宣称“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则犹如日本之倒幕运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最有影响。《日本论》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化与社会的异同，从政治理念、宗教意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国进步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分析和比较近代以来中日在接受外来文化问题上的差异，由此考察两国在面对近代大变局时的成败得失。他们的研究已不再是具体事项的简单罗列和对比，而是在探索表象后面的深层次问题。他们采用的比较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后来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广泛展开，日本近代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但在很长时间内，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并未进入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视野，因而直到“文革”结束，仅有一篇相关论文（注：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成为学科创新的重要方向，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中日比较更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国外著名学者关于近代中日比较的论著，也通过学术交流和译介而广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与条件下，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得以全面展开。据笔者统计，到2000年为止，发表的专题论文约有150多篇，学术专著有8部。从总体情况看，比较的时间范围一般集中于19世纪下半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两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笔者不揣谫陋，选择有代表性的著述，对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概况加以总结。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政治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注：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页。）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性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近代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分界点，尤为研究者所重视。学者们总的看法相当接近，大都认为洋务运动是借助于西方近代武器和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的运动，对外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而明治维新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对外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并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王承仁主编：《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即使是将两者都视为近代化运动的研究者，也对前、后者作了低层次与高层次的区分。（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歧主要在于对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强调当时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条件的不同制约（徐泰来、丁日初等持此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两者的主导力量的不同本质、不同取向的决定性影响（王承仁、苑书义等持此种意见），更多人则倾向于兼顾主客观因素（以黄逸峰和姜铎为代表）。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国家政权的性质。部分学者强调：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制度，未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当权者与列强相勾结，压迫人民并束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破坏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为推进近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注：前揭黄逸峰、姜铎、苑书义文；萝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有学者考察了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当权者的特性与素质，以及他们对封建旧秩序的态度和政策等，指出：清政府（洋务派掌握部分实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而日本明治政府当权者是将旧传统与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前者没有认识而后者的认识已较深刻。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关系，力图通过“求强”、“求富”，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而明治政府是以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贫弱、尽快使日本步入列强的先进行列为立国宗旨。清政府一直在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机构，而明治政府却是在废弃幕府统治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根据近代化的需要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清政府从各方面极力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摧残商品经济发展，阻碍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而日本明治政府则打击和削弱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日国家政权的上述差异，是19世纪后期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关键。（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58-80、22页。）
关于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性质。两者都是具有近代政治变革意义的运动，前者在主观上还以后者为榜样，但结局却完全相反，这使学者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两者的性质，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两者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注：张凤琦：《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一点看法》，《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戊戌变法虽然效法明治维新，宗旨相同，但却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以革命暴力夺权，两者在性质上有改良与革命之分。（注：伊文成：《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及其历史实质——与中国戊戌变法略作对比分析》，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前揭吴廷嘉文。）
关于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成败各异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历史背景。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进程不及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也不像日本那样巨大，故中国维新势力远远小于日本维新势力，而各自的对立面则正相反。在政治格局上，中国不存在像日本西南雄藩那样强大而又倾向于改革的地方政权，清朝中央政权更不像德川幕府那样濒于崩溃。戊戌维新时国内的矛盾也没有造成像明治维新时的革命形势。(2)维新主体。两国维新派虽然同属统治阶级中下层，但前者与地方实力派的密切联系和社会实践的锻炼都远不及后者。日本维新派以豪农、豪商和手工业者为社会基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重视并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的反抗力量，而中国维新派却只能从统治集团内部寻求并不可靠的支持，并且轻视民众，因而陷于孤立境地。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中国维新势力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少谋略，而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3)外部环境。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势力与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后者的外部环境是很有利的。（注：前揭张凤琦、伊文成、吴廷嘉文；方地：《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戊戌变法的失败》，《争鸣》1984年第1期；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29页。）
关于民众的反抗斗争。这也是近代两国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有学者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展开以前两国国内的反抗斗争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与日本相比形式更多，时间更长，规模与气势更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也更突出。在反抗本国封建统治方面，太平天国起义较之于日本幕末的民众反抗斗争，准备更充分、纲领更明确、领导核心更牢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军队与政权建设的成就更大。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顺利展开近代化。这是由于中国民众反抗斗争的敌对面比日本更强大，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太弱小，所以只有不代表新生产力的农民孤军奋斗，而没有像日本幕末那样，出现民众反抗斗争与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和强烈民族危机感的下级武士、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的倒幕运动相结合的局面。（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111-133页。）
二、经济
近代中日历史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工业化的不同成效所决定的。学者们对两国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学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有论者比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商人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发展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方始诞生，是与小农经济棉纺的紧密结合相关的，而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有的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对明治维新发生了影响。（注：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论者认为，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但中国的全国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21-30页。）有论者指出，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民有了剩余，生产和国内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农村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在中国，农民的剩余、农民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国内市场极度狭小，近代工业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它决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所能解决问题的。（注：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尽管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日本更普及一些，中国小农自然经济较日本更牢固一些，但这些差异绝没有大到足以导致或决定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程度，两国在先后被迫开放国门之际，同样具有向近代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日工业化不同的发展道路，是19世纪50至90年代两国各自面临的不同矛盾和不同变化，以及为适应这些矛盾和变化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手段所导致的。（注：管宁：《中日两国近代工业化道路分歧浅析》，《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者重点比较和分析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但能确保封建官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在领主制下，总体上土地不能买卖和分割，武士的禄米收入相对固定，在商品和货币经济急遽发展时导致下级武士与部分公卿的经济地位日趋恶化。中国商人常因买地成为地主，对商业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业不是处于封建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就能迅速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有学者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别，使日本幕藩领主榨取、剥削小农的恣意性稍逊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其专制国家，“农民剩余”的形成比中国容易，这使两国封建主阶级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依赖程度有强弱之分，从而导致两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出现差异。（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日本史论文集》，第84-92页。）另有学者认为，日本领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极为脆弱，经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趋于解体，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却极富有弹性，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力，因此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之日本领主阶级更为巩固。（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32-38页。）
关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两国在19世纪50和60年代相继开始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在起步阶段，中日有一些共同点：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从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并围绕着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近代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开始时都来自西方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途径，都包括政府、官僚、内外借贷资本、民间大小商人与地主的投资，其中尤以政府投资为主；同以“土洋并举”、“以洋带土”、“以土养洋”为模式。但两者的结局却不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中国根本未能实现工业化。（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学者们多强调两国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为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国洋务运动不仅没有触动、反而维护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很快从以官办工业为中心转向大力扶持民间工业，而洋务派却始终对民间工业加以控制乃至压制。明治政府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而洋务派却拒绝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将衙门作风带入企业经营管理。在技术和管理上日本很快由不得不依靠西方人转变为自立，而洋务派却始终没有摆脱对西方人的依赖。明治政府抵制西方经济侵略的意识比洋务派更强烈，措施更得力。（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黄德林：《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若干政策之比较》，《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3844.html
以上是关于日本中国-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