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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斗争

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斗争
左双文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对德日等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处置和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美、英、苏等几个大国多次就这类问题进行磋商，谋求相互间的利益协调。中国虽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几大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有关中国台湾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一些提议和做法无视和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其中美国某些人在1942年前后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的论调就颇具代表性。这种论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一、“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提出
1942年8月，由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编辑部共同组织的所谓“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委员会”印发了一本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全文共7章32页。其中第4章声称，应建立一条从夏威夷向西，经过中途岛、威克岛、关岛、南太平洋各岛屿，至台湾、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等各战略要点的横越太平洋的防御地带，由国际共管。并公然声称：台湾岛上之日本财产，应由国际行政当局接收……为尊重中国之优越利益起见，台湾可划入中国海关及货币系统，惟不宜划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居民亦不得要求独立，或举行公民投票及要求归还中国。赤裸裸地提出了“台湾国际共管论”[1]。
在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这三家杂志于此时抛出这种论调，显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它反映了美国官方，尤其是军方一部分人不愿将台湾归还中国，而欲将之纳入其整个战略防御体系，以便在击败日本之后保持其在太平洋上的绝对战略优势的企图。
美国军方很早就有人欲控制台湾。远在1853—1954年，美国海军将领帕里就“想合并台湾……他幻想台湾为美国确保西太平洋的和平及秩序的前锋基地”，帕里建议：“我们必须……对一切足以改变中国、日本及更南的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政治及内务的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予以鼓励。美国应该单独采取这个主动……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中国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经在该岛泊驻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2]这就是说，控制了台湾就能控制中国沿海，控制了中国沿海就能控制中国及西太平洋。因此，台湾历史学家王晓波称帕里的这份建议为一份美国式的“田中奏折”，是颇有见地的。只是由于后来日本捷足先登，美国某些人的如意算盘才未再拨动，华盛顿远东军事情报档案中的“台湾档案”也才被束之高阁。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一些人的心思又活动起来。五角大楼“远东战略小组”的情报官员、号称“台湾专家”的乔治·科尔在1942年初即准备了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声称，“我主张一些国际托管的方式，设立警察基地在南台湾，运用台湾的丰富资源，来做战后重建工作”。“我当时吁请华府当局确立一明确的‘台湾政策’。这海岛潜在上太重要了……历史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也指出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难许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3]
基于上述观点，美国军方曾着手制订攻占台湾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据参加过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粤东工作团的卓杨等人回忆，美方曾通过国民党广东当局要求他们为美军物色台籍向导，以配合攻占台湾。后因美国改变计划，要直接进攻日本本土，不再打算在台湾登陆，工作团遂将应征的台胞资遣返乡[4]。
除美国舆论界和军方在台湾问题上妄加动议外，英国也有所表演。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11月24日，美国方面由总统顾问霍普金斯根据中美双方磋商的意见，拟就了开罗会议宣言草案，其中规定，“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26日，英国方面拿出一份修改案提交讨论，其中原方案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被修改为含糊其词的“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外次贾德干的解释是：此项修改之拟议，盖因英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独于满洲、台湾等，则声明归还中国。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明言耳[5]。英国方面只言放弃，不言归宿，显然意在使这一问题模糊化，设下“地位未定论”的伏笔。
二、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中国应收复台湾
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台湾国际共管论”出笼之后，立即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从1942年底至194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以不同方式对这一荒谬主张进行了批驳，中国政府也在有关场合表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中国舆论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反对，使国际社会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严正立场，认识到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民不甘再任由列强宰割的坚强意志，它对于其后开罗会议较为顺利的解决这一问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关注台湾问题，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一切失地、积极援助台胞抗日斗争的最早倡导者，也是“台湾国际共管论”最坚决的反对者。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斯诺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毛泽东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在回答斯诺关于中共如何对待此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时，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表示：“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6]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7]。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废除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收复被日本强占的一切失地，它当然也包括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的台湾。
“台湾国际共管论”出笼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1943年1月24日—25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权威喉舌《新华日报》连续刊载该报总编辑章汉夫的《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独立思想的演进》一文，明确指出：
第一，这些谬论完全无视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寇武装占领和奴役的。如果在战后还要台湾脱离祖国，那完全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第二，这种主张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的作战目标，把联合国的正义战争，为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战争，当作分赃战争。这种主张，是对联合国战时合作的挑拨，也是帮助东西轴心国攻心的毒计。
第三，我们在驳斥美国这些错误的孤立思想时，应该把它与罗斯福和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分开，不要混淆。同时，对这种错误思想对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危险及在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影响，也要予以适当的估计。一方面不能不估计到它在国会中在政府中的可能影响，另一方面却更不能不认清它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它和政府及国会中的多数，尤其是广大人民的意志是违反的。
这最后一点，尤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清醒的头脑和高超、成熟的斗争艺术，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努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的真诚愿望，准确地将美国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少数人与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严格区别开来。
1943年3月24日、6月17日，《新华日报》又连续发表《战争与战后问题》、《台湾，回到祖国来！》的社论，从不同角度对“共管论”继续进行驳斥，并严正指出：战后中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要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国外有少数不明历史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而抱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们，曾经叫嚣一时，要将台湾从中国的母体割裂出来，高谈国际共管的谬误措置，实不值识者一笑。而且，台湾的前途，有大西洋宪章为最高原则，台湾的命运，决之于中国的抗战，台人的努力和各国人民对民族自决的尊重和遵守。因此我们不必与持谬见者争论不休，而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8]
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及正确指导方针的提出，对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国民政府、爱国台胞等积极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
1942年11月4日—13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将《太平洋关系》一文全文披载。11月13日，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一文，对“共管论”公开进行批评。其后，国民政府一些高层政要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
1943年1月7日，重庆《大公报》又发表《中国必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的社论，指出：“把台湾看作单纯的日本的殖民地，忘记它的历史，不明它的现状，以为脱离了日本，台湾就像十字街头的流浪儿，可随便安排给任何一个慈善机关收养，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盟国之中如有人作此想头，必受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根据历史、根据国际公法、根据大西洋宪章，日本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攫取台湾，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与东北四省及‘七七’以后的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中国为领土完整而抗战，为清算1985年以来的中日关系而抗战，我们忍受牺牲，不畏痛苦，自然要收复所有的失土，包括台湾在内。”“就台湾的国防地理论，它是中国东南海疆的屏障，它与海南岛是中国监视海疆的一对眼睛，谁愿意让人拆去屏障？谁愿意让人挖去眼睛？”[9]
在大陆参加祖国抗战的台胞反应也极其强烈。大陆台胞各抗日团体的联盟性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在1943年1月30日、4月17日、6月17日数次发表宣言，并在《马关条约》签字的国耻日4月17日举行大会，发表《告祖国同胞书》，强烈反对台湾国际共管。知名爱国台胞李友邦、宋斐如、林啸鲲、林海涛、丘念台、李纯青、刘启光等均以不同方式表明了对台湾国际共管的反对和警惕。这些主张和言论通过重庆各大报及他们自己编印的《台湾青年》、《新台湾》画报、《台湾问题参考资料》等书刊传送到国内外，他们还纷纷致函美国有关机构和传媒，阐明台湾人民要求重返祖国怀抱，绝不接受国际共管的意愿。其主要论点有：
第一，台湾原属中国领土，台湾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无法变更的。“台湾原属中国，台民中93.7%保有中国血统……本会特代表六百万台湾人民……严正声明中外：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将台湾之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台湾人民所反对。”[10]
第二，回归中国是台湾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共同心愿，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台湾人民的这一选择。“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赖以生存的政府的权利？我们台湾人坚决主张台湾应重新归还其母国——中华民国……现今国际中有若干人士主张于战后国际共管台湾……我们台湾必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思想及这种措置”[11]。
第三，吁请国民政府早定复台大计，明确台湾人的中国国籍，恢复台湾省制，以消除国际上少数人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口实。
在此前后，桂林《大公报》、《广西日报》等其他地方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时评，对“共管论”提出严厉批评。桂林《大公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迩来美国舆论对于战后中国复土问题多有错误的主张，其谓‘台湾应划归国际共管’尤为荒谬绝伦”[12]。
美国这三家杂志抛出的上述谬论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后，仍顽固坚持其立场，1943年5月，该三杂志发行人、时代公司战后问题研究组主任吉瑟浦致函中国重庆《大公报》，称“在这一问题最后决定之前，我们认为应当由太平洋永久和平的观点加以考虑，无论担负太平洋间治安的国际政治力量的形式是什么，我们所拟定的横贯太平洋的防御线，不是保卫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及中国自己海岸最合理的方法呢？台湾不是这条连锁的碇泊场吗？如果是的话，不应当将它国际化吗？”其强词夺理的辩解活现出一副以国际警察自居、欲公然垄断世界事务的霸道面孔。
对此，重庆《大公报》于5月15发表《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进一步加以批驳，认为：“既公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就应该无条件交还中国，至于在台湾怎样设防，及台湾防务怎样与英美合作，那必须在交还中国以后，再向中国政府谈商。”所以“中国政府不但有保卫它的一切领土的义务，也希望在战后有它保卫台湾的军力，故所谓‘共同设防’一类的措置，应为真正的设防，而不应把变更中国的领土作为设防的前提。”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之下，中国政府也加紧了通过外交途径争取收复台湾的工作，并多次向美国方面表明这一意愿。由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及美国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罗斯福总统否定了美国军方共管台湾的建议，而选择了支持中国要求的立场。
关于罗斯福总统个人的态度，从中美双方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从1943年初起，他开始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1943年3月6日，蒋介石在接见回国述职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时对顾说，“宋子文刚给他来电称，罗斯福总统向他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同年5月4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会见顾维钧，“总统说日本和德国都必需彻底解除武装。所有在日本岛四周的岛屿，如琉球群岛等，都必须交出。我马上插言说‘还有台湾’。他说台湾和琉球群岛都应该归还中国。”[13]据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回忆，1943年3月27日，总统在白宫与艾登（英国外交大臣）、斯特朗（英国副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英国大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他们，他赞成将满洲与福摩萨（即台湾——引者）归还中国……后来到10月5日，即赫尔去莫斯科之前，总统重申了这一意见。[14]正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坚持，美国方面从1943年下半年起开始以较为明朗的态度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帮助对英国和苏联进行说服。
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会前，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即对将提交会议的有关方案作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要求收回日本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会上，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人据理力争，抵制了英方有损中国利益的修改意见，在美方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使开罗会议完全接受了中国收复台湾的要求。接着，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就这一问题征得斯大林的赞同。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至此，中国收复台湾的正义主张，终于获得了国际承认，抗战后期中国人民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斗争，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纵观抗战后期的这场斗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这样几点启示：
其一，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积极参与的。从党派看，即有领导敌后战场的中国共产党，又有领导正面战场的中国国民党，还有带中间性质的《大公报》；从身分看，既有政府，又有民间；从地域看，既有代表大陆方面的声音，又有代表台胞方面的声音。这种举国一致的立场，准确、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使那些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难以找到分化挑唆、从中牟利的缺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回顾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与国际敌对势力较量的历史，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或者是中国利益得到保卫的时候，外人的阴谋不能得逞；而一旦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力量分散、党派严重对立的时候，往往就是敌人乘虚而入、两面要挟、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候，历历往事，值得全体中华民族深思。
其二，在世界上，国际力量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集团之间，同一集团的不同人物之间，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不尽一致的，既有敌视中国、无视中国人民正当权益的敌对势力，也有同情中国、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友好力量。在国际交往、国际斗争中，必须很好地加以区别，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同情和尊重中国人民的友好力量，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此问题上，《新华日报》的署名文章，国民政府的外交代表都做了很好的努力，有效地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其三，国际上确实有一些人，从其本国的私利出发，从不愿看到中国强大的阴暗心理出发，极力阻挠中国收复台湾，以各种手段对海峡两岸中国的统一设置障碍。抗战后期是这样，50、60年代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对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同时，对那些虽身为中国人，却忘掉甚至背弃自己的民族立场，挟洋人以自重、借外力以拒统一者，中国人民尤其应当擦亮眼睛，及时识破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并坚决予以揭露和反对。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更好地团结，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才更有希望。
注释：
[1]《太平洋关系》一文，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4日—13日连载。
[2]转引自王晓波：《战后******运动与两岸关系之前景》，《台湾研究》1988年第2期。
[3]乔治·科尔：《被出卖的台湾》，转引自《战后******运动与两岸关系之前景》。
[4]卓杨等：《东区服务队与丘琮》，《广州文史资料》第28辑，第145页。
[5]总统府机要档案：《开罗会议政治问题会商经过》，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4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6]《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128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56页。
[8]1943年6月17日《新华日报》
[9]1943年1月7日重庆《大公报》。
[10]转引自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3辑，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版。
[11]见《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第134页。
[12]1943年3月30日桂林《大公报》。
[13]《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2、283页。
[14][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29页。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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