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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的发展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的发展
作者：刘俐娜
20世纪最初30年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层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民国代替王朝，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新思潮有力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民族资本主义也一度出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些反映了社会转型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变革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有着深厚积淀的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一、社会转型与史学转型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历程。一般意义上理解，近代社会转型概括的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是社会中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模式有机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进程。根据罗荣渠等人的意见，不同国家实现近代社会转型在动力上有内源性和外源性[1](P123)之别。内源性的转型主要是由社会内在因素导致的一种创新巨变，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转型之路。外源性的转型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一种传导性巨变，表现为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变革过程。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不完全是在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的，所以转型的外部动力也就显得更为重要。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皇权政治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与外部世界缺少联系的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形态。尽管明末清初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其势力相当弱小，直到近代也没有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流。
缺乏经济发展基础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文化矛盾相互交织状态下，经过激烈的冲突和动荡、变革与反复、进步与退步的曲折发展逐渐走上正轨的。这首先表现为在外来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为御侮准备物质和精神武器，在了解敌强我弱原因的过程中，引进外国技术、制度、文化，用宣传改良、革命的方式推动上层建筑中政治制度的变革。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有明显的要求救亡、改革、进步的政治文化暨上层建筑变革领先发展的特点。这自然是被迫纳入世界现代化轨道的落后国家不得不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保持民族独立，依靠上层建筑的导向和控制作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向现代方向转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智道路。但由于中国本身的诸多特点和转型历史环境的复杂性，转型的进程呈现极为艰难和极其复杂的特征。
尽管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在经济层面的行进缓慢，但社会转型的进程却已拉开了。在传统的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被打破，逐渐向新的经济形态变化的同时，更为明显的社会转型表现为以救亡为中心而起的对政治改良的迫切追求。从戊戌时期的变法维新、晚清新政对旧政治的改良、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形式，中国进步人士对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他们对新政治制度和新式国家的追求和愿望成为现实。无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体是多么的不理想，但革命推翻了传统的皇权专制，民国的建立也就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民主观念由此深入人心，成为反抗专制复辟的工具，民国的意识也成为其后进步知识分子全面清算传统纲常礼教的动力。而气势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成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还很有限，但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洞察到这一趋势。他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时代“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2]将政治、学问、道德伦理联系起来讨论过渡时代反映出梁启超的系统性思维。而他提出的“史学革命”和“新史学”[3]口号，则是探讨如何改造中国之旧史，建立新史学，实现学问由旧向新“过渡”方式，得出的答案。
何以经过两千余年发展，有着丰富成果的传统史学在近代面临着一场革命危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史学深植于代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为历代皇权统治服务的传统政治文化协调一致。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史学有很突出的为政治统治服务的特点。在这种政治目的下，传统史学的借鉴、垂训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记载内容也多以帝王将相事迹、皇朝家谱为中心，以为王朝正统作根据。近代中国面临旷古未有的严重危机，挽救危亡一度与挽救王朝命运相一致。但当王朝统治者不能担当御侮大任又拒绝改革，特别是革命和民主启蒙的并起，封建皇朝统治权威渐被削弱，代之以新的共和政体时，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文化所保持的协调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当进步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史学从历史中寻找帮助时，传统史学却因其服务对象是统治阶级，侧重政治内容，缺乏对社会发展及民众生活的记载，不能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很难使其“普及于国民”[3]，为近代社会所用。这也就是说，传统史学如不改变，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史学发展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史学自身内部的调整，部分地改变原有的观念、方法、规范等以完善既有的模式来取得进步；一是全部或大部更新原有的观念、方法、规范等，形成新的研究模式以取代原有的研究模式寻求发展。前者在原有的研究模式内就能完成，而后者则需要变革原有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研究模式，也就是通过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才能实现。正如近代社会政治变革中，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与历史上数次政权变换与王朝更迭不同，是民主政体替代封建专制政体，至少在形式上国会内阁政权形式取代旧有皇家王朝的体制。史学在近代中国遇到的难题也不再是在已有的研究模式中加以调整和完善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要经历一场变革旧有的或传统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现代史学研究模式的彻底革命。
二、新的政治文化与史学发展
社会转型体现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史学转型体现的则是一种社会意识，或学术文化的变革。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史学需要满足社会生活的要求。史家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为人们提供生活的借鉴；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又制约和影响史学的发展，因为史学成果是通过研究者主观作用于客观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特点是通过生活在一定社会阶段的史家而反映在史学之中。历史研究由于研究者主观价值取向不同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有不同的选择和侧重，也会有不同的分析结论和价值判断。史家是史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是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史家自身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和整体素质既受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政治文化的制约，也体现一定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水平和时代精神。他们都将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渗透到史学活动中来，并且有明确的希望通过调整研究形式和内容来满足社会需求的意识。所以史家通常努力与社会政治文化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以求史学的稳步发展。而社会政治对史学的影响是通过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文化来实现的。
与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建立在新的生产力因素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转型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转型更多的是由于解决危机的需要。当时中国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外来势力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二是封建政治走上没路造成的政治危机，三是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外来的强大政治军事冲击下与现代科学、民主观念相形见绌而形成的文化危机。严重的危机唤起强烈的救亡启蒙意识，形成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引起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动。这些都使中国社会转型在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发展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政治的变革远比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更吸引当时中国人的注意力，以政治变革意识和民主观念为核心的新的政治文化直接影响到转型中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
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封建政治统治力量的削弱。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国内统治者和民众矛盾趋于严重。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这内外双重的民族危机使满清建立以来满人官吏执掌实权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汉族官吏开始走进国家最高权力中心。这种权力转移隐含的满汉君臣关系的变化预示了清王朝统治的衰落。随着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普及，封建专制统治成为进步人们革命的对象，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改良、革命运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新的民主政治的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民族的矛盾与危机，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逐渐脱离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思考并寻找新的解决矛盾和危机的方法。一系列解决民族矛盾和危机的思想，如洋务派“中体西用”主张、早期改良派的商战主张，以及清末争取利权的要求和民初到五四期间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宣传等，都与有革新政治文化意味的政治思考相关联。早期改良派提出的设议院主张，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变法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等更是直接关于新的政治体制的思考。
从更为广泛的范围看，社会政治的变化也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变革。近代以来所出现的救亡和启蒙、民主和科学等意识和观念，一定程度上都是反映社会政治变革的要求。
救亡与启蒙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两条主要思想线索。前者体现民族独立的要求，与集体主义的传统意识相关，后者体现民主进步要求，与现代个性自由意识相关。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看，救亡与启蒙的确存在有趋重集体或个人的矛盾，但在近代社会的氛围里，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的确与救亡强国的愿望相交织。所以，严复、梁启超虽然较早认识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是导致国家软弱的重要原因，因而主张宣传自由、民主，但却强调集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陈独秀虽意识到个性解放的启蒙与“国家主义”宣传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他更多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识提出问题，并显然把个性解放宣传与改造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从而也反映了一种救亡意识。因为民族危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救亡和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在民族国家的富强进步这一目标之上的。
近代知识分子对于民主、自由、科学的认识也基于一种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即认为这些观念是进步的表现，带有公平、正义、合理、进步的价值。所以，民族危机及其引起的强烈的救亡意识、对清政府失望产生的政治改革愿望，从对进步政治和与之相应的进步文化的联系出发，要求更新文化价值观念，要求启蒙、改革和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倾向。而新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在社会中起一种主导性的影响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国史学向现代方向的转型。
首先，新的政治文化促发了中国学者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批判，推动了史学由传统向现代方向的转型。正如近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一样，史学发展也确定了民主和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方向。转型中的现代史学建设反映出了对新的政治文化内容的追求，体现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特点。如，五四时期顾颉刚[4]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古史研究中敢于质疑旧的古史系统，充分体现了破除旧学术观念的束缚、提倡独立思考和大胆怀疑的精神。
其次，转型时期启蒙救亡和政治革新等政治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史学的发展。一方面，作为史学转型起始标志的“新史学”口号就是因救亡、启蒙政治要求而出现的。另一方面，对史学转型发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如此，李大钊也是如此。他们在关注政治革新的同时，提出新的史学思想。他们的史学思想在很大意义上与他们的政治背景相关，带有程度不同的政治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被研究者认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李大钊参与创建共产党，吁吁“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5](P543)，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有了新认识的结果。
再次，社会转型中的上层建筑变革领先的特点，不仅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程颇为艰难，也同样给中国史学转型和现代史学的发展带来相当的复杂性。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氛围可以给生活于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动荡不宁环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有利的进步思想观念和成熟的现代史学模式，使史学转型带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史学转型起步虽相对晚于社会转型，其基本完成却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缓慢与史学转型超前的矛盾，使转型基本完成后的中国现代史学仍存在有许多问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新的社会文化推动史学发展
社会文化是比政治文化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涵盖政治文化，也可以说是从不同于政治的角度摄取文化的内容，它与政治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是重合的，比如，要求救亡、启蒙、改革、进步等思想观念是源于政治需要的政治文化，也是广义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文化的另一部分则是与社会经济现象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内容相关的思想和知识观念及其传播、信息及其流通、教育观念、道德风尚，等等。
近代社会的转型由于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还不能在短期内自发地形成完整的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意识、制度与生活的各层面，引起社会制度迅速向现代转变，也就是还不足以自发地产生社会转型的动力，但西方已经完成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把这种社会发展的信息传入了中国。于是，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人便开始借鉴西方的技艺开办厂矿、鼓励工商业、建立新式学堂、开办新的文化事业，等等，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概括说，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文化及其发展与史学转型关系密切的地方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中西文化交流扩大，新知识新观念大量传入。关于自然科学，有天文地理、地质生物、数学几何、声光化电之类的内容；关于社会科学，有外国历史社会政治状况、文化状况，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历史学之类内容；就学问与方法而言，有科学方法的传入；就政治思想而言，有议会、三权分立、民主、民权、自由、平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观念、思想、理论的传入；就社会观念而言，有进化思想的传入，其中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应救亡图强要求被介绍到国内。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方面告诉人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人带来了科学的历史进化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初期，特别是五四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观念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守旧观念、历史退步或循环观念。科学观念的传入，一支以严复、陈独秀为主，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一支以中国科学社同人为主，向国人介绍有关科学诸学科的范畴、内容、新的成果、发展趋向等等，丰富了中国人对科学内容和精神的了解，并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求真、求实、求证的研究取向和思想倾向。民主观念和社会主义观念的传入，则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和人自身权利、价值的看法，逐渐形成现代的社会平等观和个性解放观。
显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入，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更为中国文化观念、学术思想的更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也直接为中国史学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第二，出版业的发达，印刷技术的改进，使书刊报纸大量出现、迅速扩展，它与电报、电话等进步通讯工具，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采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重大进步的表现之一。这些从器物和技艺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带给中国人的是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人们在自己周身环境的变化中感受到了社会转型带来的信息和影响。这个变化加强了社会中各地区各部分各个人之间的联系，缩短了交往和信息传送的距离，加快了知识文化传播的速度。它同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新式学校的发展一道使知识的传播比起以往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知识渐渐可以普及的前景。这同民主观念的传播发展，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自由平等思想普及的期待一起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
这一切对于史学转型和现代史学的建设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现代史学不再是个人单独的行为，从研究过程到研究成果的发表，都需要有多方面的协作。在材料的搜集上，更强调集体协作、资源共享。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所提供的这一系列便利条件使史学的影响通过一些先进的媒介——报纸杂志得到较以往更为广泛的传播，史学为社会民众服务的功能得以真正发挥。五四时期各种新的史学观念正是借助这些先进的媒介手段迅速传播，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的。显然，新的传播渠道实现了史学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和民众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则更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教育制度由科举制向现代学校体制的转变，政府教育宗旨和知识分子教育观念的变化，一方面改变了教育依附于政治，仅为专制官僚制度提供人材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教育是为了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质，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人材。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兴办是中国教育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科举的废除，彻底终结了旧的教育制度，促使人们真正走向了新的人生选择。新式教育不仅在学校的形式上与旧教育有区别，在教育目的、内容诸方面也与传统教育有根本区别。它为新知识的传播，更为新学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对于史学来说，新教育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知识基础。一方面，新知识的传授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现代学术技能和良好的学术研究素质，为建设现代史学打下更好的人材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史学的内容[6]也得以借助新的教育，作为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青年学生，从而深入影响青年学生，进而影响社会。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现代学术观点、理论方法，为史学转型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早期的留日学生借助日本的史学理论和著作，成为新史学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五四时期以留学欧美为主的留学生则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学说，建立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成为初步实现了中国史学向现代转型的生力军。
第四，印刷出版技术的改进，报纸杂志的出现和新教育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思想信息交流方式，推动了现代意义的社会思潮的产生。19世纪末以来，相继出现戊戌维新思潮、民初复古思潮、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潮等，集中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急遽变化。
对史学来说，思想观念的更新是史学发展最直接的推动力。戊戌思潮所表现出的强烈救亡意识和“民权”思想，直接促动了以“史学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潮流。辛亥后复古思潮中向传统的回归，导致了对传统史学的重新认识。五四时期宣传科学民主，提倡思想解放的新文化思潮，则促成了中国史学向现代方向的全面发展。
第五，经济方面的变化，自各种新式工商业的出现，悄然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工作性质、生活内容、时尚趋向。虽然就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来说，虽然有民初到五四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度发展，但新的经济成份还处于极度弱势，但它带来的变化却为知识分子考虑社会问题，以至考虑史学研究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围。由于认识到经济活动或因素与人们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学者开始关注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经济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柳诒征编撰的《中国商业史》就是这方面较早的成果。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无论是器物、制度层面，还是观念层面，一同构成了史学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史学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动力。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进步。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史学经历了由适应近代社会需要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从困境中觅路，变革中求新，到最终通过借鉴、吸收外来新的史学理论和观念，中国史学界完成了建立现代史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梁启超.过渡时代论[J].清******，1901，（82）.
[3]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J].新民丛报，1902，（1）.
[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Z].古史辨[Z].北京：北京朴社，1926.
[5]李大钊全集[M].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奏定初级师范章程[Z].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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