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死国，北都沦陷，消息传到南京后，各方大为震惊，然而天子蒙凶，事关重大，不可不察。

　　四月二十五日，崇祯死讯最终确认，“壬午北信报确，史可法约南京诸大臣出议”。

　　国不可一日无君，显然，当务之急是择立新帝。

　　然而，根据迫切现实需要和长远政治考虑，在迎立福王抑或潞王的问题上，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投机”派和以东林党魁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

　　由于手握军权的马士英等人的活动，加之福王朱由崧在礼法伦序上略胜一筹，最终，朱由崧在蓬头垢面中就位新君，开启了南明短暂而悲惨的历史。

　　一：弘光皇帝个人德行探究

　　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的德行历来为世人诟病。在朱由崧初现政坛，即在关于新帝择立问题上，其德行问题便成为东林党反对其即帝的重要理据。

　　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谓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等更提出：“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

　　然而“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并“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能把朱由崧的德行缺失暂且搁置，那么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淮安巡抚路振飞谓：“议贤则乱，议亲则一。”

　　最终，朱由崧从监国再即帝，但即帝后，关于其德行问题仍有诸多记载，张岱谓： “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而关于其沉迷声色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弘光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宦，演戏为乐”。

　　朱由崧的德行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朱由崧是个戏迷，酗酒，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于其荒淫的记载未免有夸大之词。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本就有被动即帝的因素，而又要苛求其重振明帝国的风貌，这是朱由崧所不能完成的使命。

　　二：弘光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弘光政权建立后，明王朝在南方仍有不可忽视的实力。

　　(一)政治方面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将明朝的朝廷正式迁都北京。

　　但南京原有的中央政权机构保留不动，从六部到国家礼器一应俱全，成为明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这就形成了明王朝的两京制。

　　崇祯死后，两京制便充分发挥了其作用，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南京官僚迅速启动了这套“备份系统”。

　　正是由于这套“备份系统”的存在，使得明王朝的残余势力迅速组建了弘光政权并控制了南方的半壁江山。

　　弘光政权的政治架构是健全的，并且在民心方面有相当的基础。

　　一是朱由崧在六月便正式即皇帝位，南明政权的主心骨确定了下来。

　　二是南京的政权运行机构比较健全并立即投入了运作，诸如史可法、高弘图、路振飞等官僚按部就班、各司其职。

　　三是大批士绅商民纷纷逃奔南方并期盼收复北方失地。

　　(二)经济方面

　　弘光政权控制着荆楚浙闽粤桂滇等南方大部分地区，坐拥东南“天下财赋所出之地”，天然粮仓多在于此。

　　明朝中后叶的工商业盛极一时，相对于清朝、大顺和大西政权，弘光政权的财力是最为雄厚的。

　　时有记载：“东南岁输粮米输百万，金钱数百万以京边，动称不足。今我粮运、银运尽行南还，贼将存仓之余粒、栲索之金为泉源乎? 贼起饥矣，贫矣。”

　　而北方在农民军和清朝 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已濒临崩溃，民生凋敝，财赋匮乏，宛然 已经成为明王朝的“烂摊子”。

　　(三)军事方面

　　在整个弘光政权的军事部署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史可法提出的“设四藩”。

　　“臣酌地利，当设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 徐、滁、凤、六为进取基”。

　　史可法的设想是在南京由北至西构筑起两道人为防御线，加上长江天堑，李闯军及清朝八旗欲攻取南京就需要突破这三道铜墙铁壁。

　　此外，“镇兵额三万，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意即四镇共有兵额十二万。

　　值得一提的是，每镇三万，这仅是朝廷规定的计饷的兵额，而每镇是实际兵额远不止此，就以高杰所部言：“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

　　与此同时，驻扎在湖北的左良玉部是弘光政权的军事巨头，朝廷的定额是五万，但根据各方记载，左良玉坐拥数十万兵。

　　关于计饷兵力的确切数字，有记载：“江北四镇十二万，楚镇五万，京营六万，江督、安抚、芜抚等八镇二十万。”

　　就按计饷的兵额算，弘光政权的兵力已达四十余万。

　　可想而知，在各镇扩军之下，弘光政权的兵力可达百万之多，这是清朝八旗、大顺、大西政权望尘莫及的。

　　三：弘光政权迅速覆灭探源

　　(一)朱由崧的个人因素

　　朱由崧是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中被拥立继位的。

　　在明代历帝中，朱由崧算是平庸的，没有完成收复北地的重任，其政权仅存在一年。

　　朱由崧是缺少皇帝所需的政治魄力和谋略的，他分别在北京和洛阳平静地度过了人生的前三十四年，洛阳事变后，他就开始流浪。

　　之后，崇祯皇帝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但他的处境并未根本改变。可想而知，朱由崧是即帝前是一个没有政治操控基础的藩王，所以他对国事只 能感到无可奈何而依靠臣僚。

　　更重要的是，他是被马士英等人拥立继位的，他十分明白形势，不得不依赖马士英等人，如果安于现实，尚能苟延残喘，否则只能命丧黄泉。

　　所以，有人认为也许“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

　　(二)马阮掌权乱政

　　马士英通过捞取“定策”之功，成功进入弘光政权的政治核心，加之其掌握一部分兵权和黄得功、高杰等藩镇的支持，通过步步紧逼将史可法赶出南京，致使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

　　而阮大铖在沉寂十七年后，通过广泛活动和马士英的推荐，他很快就进入了南京政治圈。

　　阮大铖的起复标志阉党势力的日益增大，这是弘光政权内部党争的重要因素。

　　在这之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崇祯皇帝钦定的“逆案”进行了否定，更致使吕大器、高弘图、姜日广等一批正直官僚被迫离职。

　　整个弘光政权都被马阮操控，破坏了或许可以有所成就的大局。

　　(三)政权内部的党争不断

　　从1644年5月围绕“定策”发生的政治博弈到弘光政权的覆灭，期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与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由崧即帝、马士英掌权、史可法督师江北、阮大铖起复等都与党争关系紧密。

　　特别是阮大铖起复后，阉党和东林-复社的博弈愈演愈烈。

　　不仅有吕大器、高弘图、姜日广等被迫离职，更有周镳、雷縯祚被处死，整个政权已经“文武离心，内外解体，而国事日裂”。

　　弘光政权在党争中建立，也在党争中走向覆灭。

　　正如夏完淳的总结：“朝堂与朝外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

　　1645年5月10日，朱由崧出逃，15日赵之龙开南京城投降。

　　第二年五月，朱由崧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