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9世纪，甘肃西部地区的高昌回鹘人，青海地区的吐蕃人和吐谷浑人，鄂尔多斯河的唐古特人，山西已被的沙陀人，满洲的渤海国人以及河北北部地区的契丹人，将中国北部的边陲地区瓜分。而契丹人则是很快就表现出他们是从907年起，相继在开封建立的诸王朝之最可怕的对手，他们不失时机地组成了一个国家。

这些契丹人是4世纪鲜卑人的后裔。他们本是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民，牧民和农民生活方式在这些地区结合在一起了。大量汉族农民在那里与突厥或蒙古血统的部族杂居。与汉族地区的为邻，解释了契丹人必定要迅速采纳他们近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原因。从924年起，契丹人向西发动了一次攻势，以便确保与唐古特人和吐谷浑人的结盟。他们于次年摧毁了渤海国。在他们对北京地区发动大获全胜的进攻，并且将北京作为其京都之一(南京)时，便为其新生的帝国取名为辽王朝，这是西拉木伦河(辽河)的汉文名称。

946年，他们长驱直入地入侵到开封，并导致了后晋的崩溃，在那里俘虏了后晋宫廷的人员和匠人，洗劫了那里的地图、官方档案、镌刻有经典的石碑、滴漏和乐器。他们在更大幅度地侵占了今河北和山西诸省之后，便于986年一直推进到满洲。辽王朝很快就达到了其势力的鼎盛时期。

他们的侵犯活动于11世纪初年，推进到了黄河流域，宋王朝被迫于1004年在黄河下游的澶渊与之签订和约(澶渊之盟)。辽帝国的疆域，不仅覆盖了满洲和东蒙古的大部分领土，同时还包括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和北京地区。但辽帝国事实上的统治权，却扩大到了从满洲和朝鲜直到天山一带的整个草原地区。满洲北部的女真部族、高丽、鄂尔多斯的唐古特人，甚至宋朝本身都被迫承认是它的附庸。辽王朝与日本和阿拔斯王朝保持着关系，而巴格达宫廷曾向契丹的一位公主求婚。甚至在蒙古人扩张之前，他们之间就经过草原地区而建立了关系。

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契丹”这一名字在13~14世纪时，便被蒙古人推广开了，它以Kitai或 Khitai的形式，变成了波斯文、西突厥文以及在东斯拉夫文中的“中国”的名称。众所周知，该名称也被强加给了那些曾赴东亚蒙古帝国旅行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就认为，中国北方是“契丹国”。比草原人的政治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们在贸易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推动了“契丹”一名向帕米尔以外和欧洲地区的传播。宋代中国的中原王朝，从1004年起向辽王朝交纳的岁贡，可能被它用于这些半外交半贸易的活动了。汉人的观念认为，这些活动目的在于加强一个王朝的威望。澶渊之盟强加给宋王朝的岁贡，被定为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

但到了1042年，继辽帝国为宋辽、金、元在北京的都城遗址示意图王朝反击唐古特人的战斗提供援助之后，岁贡被增至20万两白银和30万匹丝绸。如果说这些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流入西域，而成为过境贸易的商品，那也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地方。因此，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可能在其近邻和甚至是更为遥远的地区，引起了震动与反响。此外，中国中原的影响，似乎在契丹人势力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中，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从10世纪初叶开始，这些民族就已经被深刻地汉化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农业生产、钢铁厂、纺织车间和城堡。

从920年起，他们就感到，为记录他们的语言，需要创造一种近似汉文方块字那样的文字，这种作法发生在后来采用模拟回鹘文的记音体系之前。辽帝国的国家机构都是从中国中原的模式中搬抄来的。随着政治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的变迁，他们的文化也趋向于与中国中原文化相结合。在辽王朝统治期间，就如同在继他们之后的金王朝统治时代一样，其全部文化活动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如果说北京是一座对草原影响广泛的开放城市，那么它仍然首先是一座汉族城市。可能各种原因，都推动了辽王国开始时的削弱和后来的衰落。早从11世纪中叶开始，契丹人就丧失了战斗士气，对其近邻采取了一种防御姿态，建筑了城墙、城郭和防御要塞。作为一种“无害”宗教佛教的影响，以及中原王朝的财富与其文化的影响，似乎都对他们的风俗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

12世纪初叶，继一系列灾难性的旱灾、涝灾、皇族宗室的内讧，以及那些以“女真”之名为人所知的通古斯部族在东北取得进展之后，辽帝国的衰落加剧了。宋王朝曾与之结盟以反击辽王朝的民族，是位于今黑龙江省的女真人，其压力从1114年起变得更加强大了，它导致了1124~1125年间契丹帝国的崩溃。契丹的一部分贵族可能迁徙到了新疆的回鹘人中，他们在回鹘人的帮助下，于1128~1133年间在伊犁河流域创建了一个以“喀喇契丹”(Karakitan,黑契丹)之名著称的王国，或者根据汉人的说法，那就是“西辽”王国。

这个突厥一蒙古族的王国已被深刻地汉化了，但它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并被基督教景教派所渗透。它立都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巴拉沙衮(Balasaghun),可能一直扩张到疏勒和撒马尔罕地区。中原王朝的影响，又通过它的媒介作用，而重新传到了位于帕米尔山脉两麓的地区。它于1141年在撒马尔罕附近，取得了对塞尔柱(塞勒术)突厥人的胜利，这无疑促进了西方有关约翰长老王国的中世纪传说的形成。它已经向基督教世界提示说，在亚洲可能有他们的一些反对伊斯兰教的盟友。西辽王国，最终被成吉思汗的军队于1218年摧毁。牧民和骑兵的西夏帝国在中国西北地区，吐蕃人的入侵似乎是宋王朝在1036年左右之前的主要关心焦点，但其他民族在这些地区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集团。鄂尔多斯的牧民唐古特人，实际上是一个与唐代羌人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他们于1002年一直扩张到西蒙古和甘肃。

1028年，他们由于经商而变富，从而夺取了两大贸易交流中心，即直到当时仍由吐蕃人统治的武威和回鹘人控制的张掖。1038年，他们创建了一个帝国，并采用一个古老汉文名字，自称“夏”，立都于兰州北部黄河河道附近的今银川(古宁夏)。这就是“大夏”人，根据汉人的称呼，他们就是西夏人。其统治阶级是由鲜卑的混血民族唐古特人(他们是5~6世纪北魏帝国的缔造者拓跋氏人)和吐谷浑人组成的。这些统治者是民族混血的产物，控制着一个其居民差异极其悬殊的国家，其中包括唐古特人、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和吐蕃人。那里也有多种生活方式混存，有农民、骑兵、游牧民、半定居的牧民等。

西夏国在扩张到甘肃的鄂尔多斯、陕西的北部和满洲西部的边陲时，确实吞并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绿洲和农业区。如果说其经济主要是饲养马匹、绵羊、骆驼，如果说汉人普遍种植的小麦、燕麦和谷子为基础，那么经商活动在该帝国中也具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夏人确实控制了宋帝国与西域之间的贸易交流，稍靠北方又控制了通过鄂尔多斯，而把东南蒙古与甘肃、青海与吐蕃联系起来的道路转运过境的一切商品。其中最大宗的交易当然是这些地区与宋代中国中原的贸易了。在边市之上，胡族人“出口”的物品主要由马匹、骆驼、黄牛、绵羊、蜂蜡、地毯和皮货组成，而“进口”的物品则由丝绸、香料、药品、瓷器、漆器组成。不过，当时主要是涉及到汉地盐的大规模走私，促进了西夏帝国的富庶。此外还有其他的物品由于宋室无力排除西夏人的入侵，所以被迫于1044年签订迫使它纳贡的条约，其总额为13.5万匹丝绸、7.2万两白银和3万斤茶叶。

正如宋王朝向契丹人纳贡的情况一样，这些财产中的一部分很可能被西夏人用于转口贸易，或者是当作交换货币了。无论如何，史书中对于茶叶的记述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证明了茶叶的饮用，自唐末以来，就在草原地区的所有游牧民和吐蕃的山民中蔚然成风。宋王朝为摆脱西夏人在西北的这种令人窘迫的存在而作出的努力均一无所获，它于1081年发动的反击，除了削弱王朝之外，再无其他作用。但西夏国于13世纪初叶，也开始遭到了蒙古人的最早入侵。它于1225年与蒙古人结盟，以反对金帝国，但这也未能使它避免最终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所摧毁。

这个骑马民族和牧民族的帝国，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其居民的大部分均由汉族农民和市民组成。西夏帝国的这种混合，也表现在它那骑马民和游牧民族本来就是同时模拟了中原汉地和吐蕃的社会制度的特征。西夏统治阶级所操的语言(我们最近才知道它是指一种近似中国西南彝人语言的藏缅语言)，从未被书写下来。他们最早曾像在吐蕃那样，企图创立一种模拟印度文的文字，然后又使用了一些根据汉文的原则而设想出来的文字。

结语

我们应该相信，这种非常复杂的记音体系，要比印度类的语言符号更适合西夏语，所以这种体系被采纳和普及了。人们还掌握着用这种文字撰写的大量文献、辞书、佛道经文、译作西夏文的汉文经典以及刊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