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
朱元璋先后共进行三次分封，分别为洪武三年、洪武十一年和洪武二十四年，大致情形如下：洪武三年，封第二子桃为秦王，第三子桐为晋王，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楠为吴王，第六子祯为楚王，第七子博为齐王，第八子梓为潭王，第九子祀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洪武十一年正月，册封皇子椿为蜀王，柏为湘王，桂为豫王，模为汉王，植为卫王，改封吴王楠为周王;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册封皇子楠为庆王，权为宁王，梗为崛王，穗为谷王，松为韩王，模为沈王，楹为安王，梗为唐王，栋为郧王，木彝为伊王。
朱元璋分封目的是藩屏帝室，国柞永久，因此他对分封诸王有自己一套政治规划：首先，出于防御旧元的考虑，蒙古未肃清，一直对明朝存在着威肋;第二，出于转移军事权力的现实需要，将功臣宿将手中的军权转移到自己儿子手中，以为后来诛杀功臣做好准备;第三，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臣把持朝政，故而赋予诸王“清君侧”的权力。总而言之，“藩屏帝室”是朱元璋分封的终极意图。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行分封，便讲明了分封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当以史为鉴，惩宋元孤立之弊:
“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脱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脱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他在册封诸王的册封文中，对诸子寄予了殷切的政治责任，册秦王文曰:“今命尔为秦王……今尔固其国者，当敬天地在心……谨兵卫，恤下民……勤民奉天，藩辅帝室，允执厥中，则永膺多福”。册靖江王文曰:“尔其思予创业之难，谨尔受封之制，毋忘训言，益修厥身，永为国家藩辅，尚慎戒哉。”朱元璋希望诸王能够勤民奉天，谨慎修身，永为国家藩辅。
朱元璋并非不知分封之弊，更晓明历史上分封之乱。过去史家对七国之乱的评述，他不以为然，这当是他之所以大行分封的又一原因。洪武元年春正月，朱元璋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太子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于是朱元璋问:“此曲直孰在?”太子回答:“曲在七国。”朱元璋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晃错之说，轻意默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朱元璋认为，七国之乱绝非分封制度之弊端导致，更非儒臣所言错在七国。七国之乱的根源在于天子薄情寡恩，不知敦睦九族，轻易黯削诸侯土地，故酿成战事，并且由此告诫太子朱镖要隆亲亲之恩。时为洪武元年，可见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分封之前，己经做了充分地考虑。这也能解释为何后来朱元璋读过叶伯巨的奏疏后，指责其是离间亲亲。虽然朱元璋通过《皇明祖训》对诸王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诸王的恶劣行为令他失望，但对分封制度，他从未动摇。
朱元璋虽然大行分封，但对分封产生的尾大不掉，威肋、皇权的弊端并非全然无虑。因此，在分封诸子的同时，各种训诫及防范措施也在同时进行。
首先，以古鉴今，树立藩王典范。洪武六年三月，《昭鉴录》成。该书是朱元璋命大臣“采掂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为书。”共两卷，书成后颁赐诸王，朱元璋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肤之所望也。”赵伯鲁是春秋时期晋国赵氏领袖赵简子之长子，资质平庸，连其父赵简子赐予的训诫竹简都弄丢了，因此不堪继承父业;淮南王，当指刘安，其人才思敏捷，宾客群集，后汉武帝以“阴结宾客，扮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在朱元璋看来，赵伯鲁和刘安都过犹不及，不是他所期待的藩王典范，这表明朱元璋一方面希望诸子能够有雄才大略，又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再次于洪武二十六年颁赐《永鉴录》给诸王，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以之为戒。
第二，军事历练。分封之后，朱元璋特别注意培养诸王的军事才能，多次派遣诸王练习武事。洪武八年，朱元璋首次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洪武九年，又诏秦王桃、晋王桐、燕王棣、吴王楠、楚王祯、齐王搏往凤阳练兵。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分封后一个月，即命汉、卫、谷、庆、宁、山民六王往临清训练军士。朱元璋认为帝王之子必须具备军事能力，而对舞文弄墨不屑一顾：
“吾之子与公卿、士庶之子不同，公卿之子贤则荣其一家，吾之子贤则兼善天下。故使之朝诵诗书，晚习弓矢，驱驰以练其力，涉历以广其智，欲其通达古今，威武能断，然后克胜其任。若使之寻章摘句，泥于文墨，恐流为陈叔宝、李煌之徒也。”
第三，反复训诫。朱元璋对诸王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他曾在告王府官的谕旨中，提到藩王的职责是:“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褥以省馈铜，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由此可见，在其设想之中，诸王对封地拥有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各项权力。在实际生活中，明太祖也特别注意对诸王政治才能的培养，《明太祖实录》多次记载了朱元璋教育诸王的史实。如，洪武六年十一月，朱元璋谕皇太子和诸王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侮惑。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训诸子要取法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勿荒淫无道，以保长久富贵。洪武十三年二月，朱元璋谕皇太子、诸王以持守之道：
“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替近之钾，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殡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话责，故各自倩饰，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谕皇太子、诸王赏罚乃治天下之大权，要谨慎为之;又教以用人之道;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又谕太子、诸王要克勤克慎，永保基业。
第四，朱元璋对诸王用心良苦，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洪武七年正月，朱元璋亲定亲王国中所居殿宇的名称，前殿曰承运，中曰圆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曰体仁，西曰遵义，“使诸王能睹名思义，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与之类似，朱元璋命诸王藩邸，除亲王宫外，其他居室止许饰丹碧，他的理由是:“惟俭养德，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肤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