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每一个朝代都有因文字而获罪的人，这是历代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统治者从文人的作品中断章取义地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所造成的冤狱被称为“文字狱”。

由文字狱而引发的冤狱，轻的下狱、流放，严重的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虽说每一个朝代都有文字狱，但是最恐怖的要数清朝，尤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为甚。

清朝建立之后，对于明朝的那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收买，一是绞杀。下面要讲到的这几起文字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康熙年间，浙江湖州富人庄廷，从小文采出众，胸怀大志，总想干一番事业，年少时就考进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可惜天妒英才，他得了一场大病过后，双目失明。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让他屈服，反而让他更加坚强，立志要做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人物。

他花重金从老乡朱国祯的子孙那里买来一部未完成的《明史》，想在此基础上写一部完美的《明史》。他聘请了一批文人，组成一个写作班子。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书开始编写没有多久，庄廷就一命呜呼了。

其父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带领写作班子继续编写。后来这部《明史》完成并公开出版，销量还很好。可没想到，正是这样一部《明史》引发了一场文字狱。

书中直呼清朝皇室名字。例如把努尔哈赤的爷爷直接称呼为觉昌安，而没有称其为景祖翼皇帝；没把努尔哈赤的父亲称为显祖皇帝，而是直接称呼为塔克世；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另外，还把清朝的建立说成“兹患”，称清军为“贼”“夷”。

这些全都是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有人将其告发。当时庄廷、庄允诚均已死，被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包括当地地方官吏，七十余人被斩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庄廷《明史》案”。

到了雍正年间，又出了一桩“查嗣庭试题狱”。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进士，后得隆科多赏识，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

有人举报，当年考题中所出《易经》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知矣”与《诗经》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字，后用“止”字，前后联系，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正有一止之象”及年号有“正”字皆非吉兆之说。

雍正帝当时正打算铲除隆科多党羽，遂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等罪将主考官查嗣庭逮捕下狱。查嗣庭在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死在狱中。他凡年满十六岁的儿子均被判斩刑，十五岁以下的流放。

到了乾隆皇帝时，文字狱更加大行其道。乾隆时期文字狱发生一百三十余起，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成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其中就包括“王锡侯《字贯》案”。

清乾隆年间，有个举人叫王锡侯，自幼聪明过人。他学问渊博，懂训诂，善诗文，会观天，通气象，一生写下了十多部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于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并很快出版。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侯的仇家王泷南指控王锡侯诋毁《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认为该书在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

此事一出，王家数十口一并被拘下狱，不久便在京师全部被斩首。凡为王锡侯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人一律予以制裁；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的官员也都给予处分。此案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侯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

在大兴文字狱的年代，从一般百姓到朝廷重臣，都难以逃脱文字狱的罗网。文字狱的大行其道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让那个时代的文人不敢关心时事，从而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