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朝文字狱，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清朝文字狱贯穿整个清朝250多年，其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重，超乎以往。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恐怖制度。

清朝文字狱是满清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反动措施之一。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清朝自顺治四年始，文字狱渐兴渐起，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

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

清朝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

明末清初，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清统治者不得安宁。

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形容清朝文字狱在二百多年间基本未曾间断：“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康熙年间，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较出名的有：“南山案”、“黄培诗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等。

其中“明史案”为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

庄氏父子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参与刻字、印刷、校对、装订者、售书、购书、藏书、及阅看此书者无一幸免。入狱者三千余人，牵连致死七十余人，凌迟一十八人。

“朱方旦案”为康熙朝最令人遗憾的文字狱：

朱方旦，湖北汉阳人，号尔枚，自称“二眉道人”，名医，主要著作有《中补说》和《中质秘录》。这两部书都曾流传一时，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提出脑是人的思考器官。

书中写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所谓“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记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意识。他认为，意识是在脑子里面的，意念存在于脑。这是朱方旦对中国医学的革命性贡献。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把思维、思想感情等都归结于心及心的功能。所谓“心之官则思。 ”朱方旦认为“脑”才是思维中枢，而不是“心”!此说一出，闻者无不惊讶，社会为之震动。

朱方旦的这一认知与发现，应该说在当时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其科学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天文学说。然而，文字狱扼杀了他。

朱方旦被康熙处死后，其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著作也被尽行焚毁。朱方旦的肉体和思想，就这样被彻底扼杀。最可惜的是朱方旦的著作，竟无一字半句留传于世。

朱方旦在《中补说》和《中质秘录》这两部书中有多少超越传统医学的发现，我们永远无从得知。腐朽、愚昧、落后的满清封建专制文化消灭的不仅是朱方旦和他的思想，而且扼杀了中国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希望。

我们不得不提一笔，据说康熙是个重文兴教、热爱科学的主儿——曾向来华的传教士虚心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其中的讽刺意味让人哭笑不得。

吴伯娅的《朱方旦》中曾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康熙，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雍正在位时间虽短，但猜忌心重，有案可查的文字狱也近20起。较出名的有：“年羹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等。

即位之初，借“ 朋党”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

其中以湖南士子曾静、 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文字狱大案—“吕留良案”，最为出名。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乾隆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凌迟处死。

此后的文字狱便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被有意识地用作压制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

乾隆即位之初，为笼络人心，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根基稳固之后，“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大兴“文字狱”130多起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有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古稀罪”案等。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多集中于乾隆中期，是“康、雍、乾”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的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已经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的另一面：阴险、凶残、狠毒。他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一般草野小民，乃至朝廷重臣，都难以逃脱文字狱的罗网。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造成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

满清引以为傲的《四库全书》，其开馆编纂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乾隆朝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

诸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嘉兴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所藏之书皆被征求。

凡在征集书籍中发现有“字义触碍”的，或者加封送京，听候处理：或者就地焚毁，将书名上报。明末野史，具有反清思想的，乃至民间流行的戏剧剧本之类，都要“不动声色”地查禁。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不免让人感慨。

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也是大打折扣的。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是“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了恶劣影响，败坏了官场风气，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满清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所谓“康乾盛世”，竟然如此色厉内荏，它的由盛转衰也就不足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