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

　　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他的意义仍然重大，他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向“宪制”的过渡，是中国封建与专制社会的第一次“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封建与专制向“宪制”的第一次“和平过渡。他的重要意义其主要有：

　　首先，他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与专制向“宪制”的一次“和平过渡。中国二千年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革命”“农民暴动”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农民王朝”，从来都是一个专制代替另一个专制，一个“农民帝王”代替另一个“农民帝王”，都是”专制”，从来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制”，虽然清末的“预备立宪”准备在中国实行的是“君主宪制”，但是“君主宪制”也是一种“宪制制度”，表面上他似乎还没有“共和宪制”那样完全，还有一个“君主”，但实际上他是一种按不同国家的历史而产的“宪制制度”，他是不同的国家按实际历史条件的产物。

　　其次，他在中国第一次宣布实行“宪制”。“宪制”与“专制”完全不同，“宪制”主要有“君主宪制”和“共和宪制”，在中国封建与专制社会里，皇帝的“言”与“行”就是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没有“宪制”的条件下，不仅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至高的，也是没有限制的。而在一个“宪制制度”下，皇帝的权力首先受到国家“宪法”的限制。虽然清末的“预备立宪”中，制定的是“君主宪法”，皇帝仍然具有极大的权力，但是皇帝权力已经不是无限，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现象已经受到冲击。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进步。有人认为，“共和制”比“君主宪制”更完美，实际上对一个国家，实行那一种主要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而当时的英国，日本的“君主宪制”成功主要就是因为从当时的国家的实际出发。

　　最后，“预备立宪”也是西方“宪制制度”在中国的最初试验。西方的“宪制制度”较早，而中国二千年来一直是“君主专制”，虽然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务运动”，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并没有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不仅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就使得与中国相同的日本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中国的“预备立宪”本来也是一场的准备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但因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又陷入到了一场“农民造反”的混乱之中，使中国刚刚开始的“预备立宪”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