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的意义 对清末新政的评价

　　经济意义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主要是轻工业）。1912—193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政府继承清末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虽然1927年国民党正式取得政权后，开始扶植带有封建的、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人文意义

　　“新政”带来的社会人文意义也不容忽视。近代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序言中写到列强“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意义

　　清末新政固然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搞起来的。也不可否认新政改革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多重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诸多缺陷和差强人意之处。尽管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视而不见，一笔抹杀，更不应该视之为“假维新”、“伪变法”，而应谨重地分析，肯定其是一个确确实实推行的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其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是一场排除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