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山东匪患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经济民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时北洋政府历任督鲁官员，从周自齐、张树元到田中玉、郑士琦，都曾进行过剿匪活动，但似乎都没能取得大的成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民国以来，山东地区匪患发展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土匪活动之猖獗，分布之广泛，仅次于河南。据当时的报刊披露，山东百余县几乎都有土匪活动，各地股匪，多者千人，少者数十人，忽聚忽散，纵横数百里，架人勒赎，抢女作妾，稍不如意，即杀人放火，鸡犬不留，人民受匪患之苦，馨竹难书。
据1912年秋至1913年春《顺天时报》的统计，山东有十几股著名股匪，其盘踞地区及一般情况如下：东昌匪，匪首王伯士，焚杀抢劫，专事勒赎，开价高达数千元；郯城匪，匪首李十四、蔡习九等；沂州匪，匪首吴保庆率党羽.大肆滋扰；滕县匪，匪首绰号红鼠尾，匪众数百人；齐河匪，土匪携带快枪，到处抢劫；郓城匪、观城匪、长清匪，实有匪徒数十人，夜半洗劫齐姓富户；寿张匪、阳信匪，匪焰火炽，与该境警察队伍交火；夏津匪、峄县匪，不下700人，该帮会订有会章，无事则散布四乡，有事则一呼立集等等。
上述土匪还只是山东土匪的一小部分，陆军第五镇统官马龙林1912年6月的报告称：“东省土匪蜂起，南北勾结，警告频闻，省西南一带十数县几无完土，虽有驻防各营，不足以资镇慑。”1915年1月，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在剿灭滕、峄、费三县交界之匪后也称：“若不急谋善后，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则军队一去，难保不死灰复燃。”到1918年前后，山东土匪较之以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这一时期山东土匪数量，可从两则统计材料中得一大概。一则是咨议马海龙呈递陆军部的侦察报告，该报告认为山东约有30个州县共计土匪3万余名，步马枪约2.3万余枝，手枪2800余枝。另一则是陆军混成旅1916年7月到1918年12月底剿匪情况统计表，该统计表显示：第七混成旅进入山东后，先后进行过123次剿匪，毙匪总计5232名，获枪支1071枝。在这些匪帮中，毛思忠部最为有名，其匪部是一个兵匪合流的产物，编制仿军队，取名为“定国军”，毛思忠自称大元帅。毛思忠之后，山东土匪较有名的有：峄县史殿臣，匪众2000余人，机关枪多挺；金乡范玉琳，匪众7000人；蒙阴县于三黑，匪众6000人；滕县郭安，匪众4000人；禹城顾德林部，匪众2000人；濮县匪众4000人；庞子周部3000余人；白天祖部2500多人；范明新部，张占元部，王怀玉部2000余人，赵德全部2000人，郭大拼部2000余人，于苗子部2600余人，徐五和尚部1500余人，李小乙部500多人等等数不胜数。他们出没无常，动辄啸聚，奸淫焚掠，无所不至。如莘县土匪搭台演剧，将肉票当作陈世美，铡死数十人。土匪围攻县城，拆毁轨道，占据车站。土匪还绑架外国人，以便与当权者讨价还价。著名的临城劫车案即是一例。山东地区的匪患，严重威胁着地方治安，扰乱了社会秩序，也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北洋政府历任督鲁官员都对土匪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打击，以维护统治。
二、北洋军阀地方派对土匪的打击
（一）1912年2月—1913年8月，周自齐督鲁期间的剿匪活动
周自齐督鲁期间，山东的匪患比较严重，特别是曹州、梁山一带匪患最重。其中最大一支匪众达六七千人，为首者李四考、葛光阴、冯天战，因匪众多系当地土著，路径熟悉，故出没无常。当时曹州驻军有数营，虽对土匪多次清剿，但均无所获，土匪见军队无能则愈发猖狂。1912年3月，土匪围攻曹州城，曹州总长乞求周自齐派兵援救，结果土匪只围而不打，不久撤去，闹了场虚惊，传扬开去周自齐觉得很没面子。为挽回面子，周自齐于8月份下令进剿曹州土匪，出动陆军炮队轰击匪营，但轰来轰去，未伤一名土匪，倒将附近老百姓打死数百人。10月1日，周发布《剿抚盗匪办法》7条，悬赏捉拿匪首：拿获4名一等匪首之一者赏银2000元、二等的赏银1000元、为官者加晋一级。他们异想天开，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告示一出，不费政府一人一枪，即能将匪首拿获，但告示发布多日，竟无一人领赏。12月，周自齐又拨款10万元作剿匪专款，但无济于事，到周下台，山东匪患也未稍稍缓解。
（二）1918年6月—1919年12月，张树元督鲁期间的剿匪活动
张树元督鲁期间，山东匪患尤甚，为各省之冠。济南、济宁、东临皆为土匪出没之处。匪有股，股有首，首有大小，大者通领二三千人，小者亦有五六百人，如高唐、夏津一带的顾德林，金乡、汶上一带的张殿元，郯城、峄县、兖州一带的郭安、史殿臣、于三黑，曹州一带的范明新等等。他们动辄啸聚，严重威胁地方治安，所以，剿匪就成了张树元督鲁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张树元剿匪活动，主要表现为：亲自剿灭顾德林等土匪；出巡到济宁、东临等处剿匪；筹办民团，严事清乡；剿抚结合，高价悬赏。
顾德林是山东著名土匪，到1918年夏，顾部已达2000余人，其势甚为猖獗。其间，龙济光派其亲信李德厚为其招兵司令，来鲁招抚土匪，顾德林股匪遂受抚，李将土匪编成三营，称“振武新军”。后因索饷不遂，龙许顾之团长久未发表，遂萌变态，集合旧部，于1918年9月17日夜占领晏城车站，其势甚凶。张树元闻警急率官兵奔赴晏城，顾匪闻官军来剿，即预伏于铁路两旁，实弹以待，陡见车至，即迎头猛击。张当即令官军用大炮还击，激战多时，毙匪甚多。后官军陆续开至晏城，匪势不支，渐向高唐窜去。是役，计击毙土匪200余人，捕获匪众20余人（顾德林潜逸），夺获枪炮数十枝。官兵亦死伤百余之众。
9月19日，驻塘沽之“振武新军”三营乘火车奉调南下，行抵禹城，闻其党羽为官军痛剿，愤欲攻城，志不得逞。行至晏城，旋复折回下车暴动，将禹城以北铁路破坏。后沿铁路向南进发，谋袭济南。行抵齐河境桑梓店（距济南35华里），因官军先将鹊山以北之铁路用土屯垫，故不得南进。20日早，张树元率队赴黄河北岸督剿。这时各路会剿之军亦至。匪见无路可逃，乃悬白旗，愿缴械投诚，并请赐给食品。张树元令于洛口搜买馍馍2000斤送至匪营。而土匪所缴均系土炮废枪，知匪并无投降诚意，官军遂决意四面兜剿。是时，张树元通电各处，凡关于剿匪事宜直赴洛口接洽，拟暂不回济。并电至督署：平原、禹城、齐河等处匪徒肆扰，现正筹划包剿，将来不支，势必溃逃，务须通令军警各机关一体注意，认真查缉。21日凌晨3时许，济南城内人民遥闻炮声隆隆。6时，官军实行攻击，张树元及督署参谋长张怀斌等均下车督战，战况非常激烈。此役击毙土匪五六百名，生擒100余名，夺获枪械甚多。
9月22日，官兵返回省防。至此，顾德林等股匪乱基本平息。之后，张树元又亲临济宁、东临等地督促剿匪。自张树元躬亲出剿后，剿匪捷报频传，庞子周、范明新、白天卒等数股悍匪歼灭殆尽。但综观山东匪势，仍不稍减，张树元只好在平原、夏津、禹城、高唐等地奔波指挥剿匪。
张树元剿匪的一个突出措施就是清乡。清乡要调查户口，按户搜查，还要清查枪械等等。同时，张树元还筹措省际联防，维护河务路政，以防土匪逃窜，还张贴布告不惜高价悬赏主要匪首。经过张树元的一系列剿匪活动，大股土匪基本被剿灭，一些著名悍匪多有获斩，例如于三黑、野狸子等。1919年初，山东匪患渐告肃静，但也不过是一时平静而已，遇有时机，土匪仍会乘时而动。
（三）1919年12月—1923年10月，田中玉督鲁期间的剿匪举措
田中玉督鲁期间，鲁南抱犊崮成为土匪的主要聚集地，匪首孙美崧是张敬尧的旧部，张在湖南失败后，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再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的士兵，聚集在抱犊崮一带，为祸四方。田中玉督鲁期间，力主剿灭，派兵包围抱犊崮达18月之久，擒杀匪首孙美珠。孙美珠之弟孙美瑶为挽救危局，铤而走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半，津浦路北上列车在临城站以北的沙沟山被孙美瑶所部匪众拦劫，前面的机车、邮车、三等客车出轨倾覆，匪众1000余人跳到列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这班车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多名，共有乘客200余人，除少数乘客趁乱逃脱，另有1位英国人不肯开门而被土匪杀死，车上被掳西人男女共26人，被匪徒们押往抱犊崮山麓巢云观予以圈禁。事发后，英、美、法、意、比五国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限北洋政府3日内救出被俘外侨，逾期依时增加赔偿。北洋政府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一切政务都停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的问题。
北洋政府开始时打算采用安抚的方式，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先后到枣庄进行官匪和平谈判，美国公使休士和有关各国领事等人也到枣庄进行督促。5月15日在中兴煤矿举行第一次谈判。匪方提出三个条件：（1）政府军解围撤回原防地；（2）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3）补充军火。官方接受了前两条，同时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侨，但孙美瑶看到许多大官和洋人如此热心于和平谈判，认为可以大捞一把。5月16日，当田中玉上山接洽招抚事宜时，孙美瑶变卦，否定了15日谈定的和平条件。在继续谈判过程中，匪方提出的要求一次比一次苛刻。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邹、峄三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以外等，致使谈判破裂，田中玉遂改抚为剿。但田中玉虽高唱进剿，其实并无信心，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明剿暗抚。随着政府方面态度日益强硬，孙美瑶害怕了，急忙再次派人与政府接洽。5月25日，匪方叫人质鲍威尔宣誓下山，保证24小时内回山，向政府军提出三个条件：发给6个月军饷；收编1万人；以张敬尧为督军。这些条件为官方拒绝，鲍威尔守约回山。26日，田中玉命军队加强合围，并动用飞机绕山示威，散发传单。土匪更为惶恐，除要求在押外侨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带两个让步的条件下山：政府军解围撤退；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提出先释放外侨2／3；收编以有枪者为限。匪方此时以无力讨价还价。5月31日，释放了西人斯密司。6月2日，孙美瑶和郑士琦订立和平条约。经点验全部匪军只3000人，有枪者1200人。匪徒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免死，有不愿入伍者准其回家。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人8名全部获释。
抱犊崮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其防地。孙美瑶做了6个月的旅长后，于12月19日被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杀于中兴煤矿公司。在外国政府的压力下，田中玉被迫去职，做了临城劫车案的牺牲品。
（四）1923年10月—1925年4月，郑士琦督鲁期间的剿匪活动
在郑士琦督鲁期间，山东匪势依然猖獗。土匪藏匿深山老林，出没乡村城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几个著名的匪首赵妈妈、徐大鼻子更是气焰嚣张。这些都严重威胁到郑士琦在山东的统治，故郑士琦下决心剿灭土匪。首先是整顿军务，震慑匪胆，以第五师得力团营分布驻扎于著名匪区，以资震慑，如无棣之北营、阳信之南营等。为防范土匪由海上活动，又整理海上之军舰，并重整青岛、烟台、龙口的炮台。其次是成立清乡局，协调各地方剿匪事宜。把全省划为20区，分区剿灭，剿匪有功者赏，反之罚。再次是军事打击和镇压。派济南镇守使施从滨赴高密、诸城进行剿匪。并且派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诱杀了临城劫车案的制造者大土匪孙美瑶。上述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真正肃清土匪。如1924年7月，诸城地区高二虎窜入安丘一村庄，烧杀抢掠，村民被杀10余人，伤20余人，凄惨之状，难以尽言。
山东省的历任督府大员当政期间，都把剿匪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但土匪却总是难以剿灭。究其原因，最基本的就是“官逼民反”。由于军阀残酷的战争政策，独断专行，赋税沉重，致使农村中许多人无地可种，成为无业游民，有地之人也是贫困潦倒，食不果腹，为了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力，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这是造成山东匪患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兵匪勾结，统治者虽然制定了种种剿匪措施，但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军队往往借剿匪之名劫掠村庄，兵匪不分，甚至互相勾结。如1923年，昌邑发生土匪绑架法国传教士案，驻诸城、高密等地陆军千余人及各县警备队保安团两千人奉令进剿，由于事先互通声气，双方“激战”一昼夜，竟均无任何伤亡，后来军队向村中抛入大洋4000元、子弹数千发，土匪将绑架传教士放出，离村而去，军队亦不追击，如此军匪勾结，土匪焉能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