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北洋军阀有三大派系，分别是直系、皖系以及奉系。除了奉系的张作霖，其他的军队基本都是出自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通过对这三大派系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北洋军阀里山东籍的头目和将领众多，但这些头目和将领根本不具备自成一派的条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直系是本土派，皖系是关系派，那么奉系就属于地方豪强割据派。奉系最初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八大帅大多起身于草莽，说白了就是多数都是土匪出身，之后发展壮大，然后被招安。那么问题来了，山东自古民风彪悍，有尚武精神，山东人骨子里也有反抗意识，自古也出土匪和响马，可为何出没有张作霖这样的胡帅？这就和山东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势有关，相对东北，山东大部地处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海拔高陡峭崎岖的山脉，进退无据，攻守无凭，响马、土匪无藏匿之处。再加之山东四周无大山大河等天险天堑作为屏障（黄河从省内穿过），无法形成割据。所以近代以来无论是白莲教起义，还是义和团、捻军在山东都注定以失败告终。而东北由于清末闯关东的浪潮影响，文化和生活习惯开始交融，民族融合，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黑吉辽三省已浑然一体。进可直入山海关，入主中原，争霸诸侯，退可保守一隅，自给有余，割据城池，称霸一方。山东则不同，山东处于京畿重地，南北战略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是拱卫京师的屏障。袁世凯做过山东巡抚曾经略过山东，北洋政府一直把山东紧紧的控制在手里。再加之北洋当局对山东匪患的严厉打压，当年（1923年）震惊中外的临城列车大劫案的始作俑者就是一股盘踞在抱犊崮的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被招安后仍被残忍杀害。为患七省的巨匪刘黑七（刘桂堂）也被北洋政府剿得抱头鼠窜。在直皖大战前，北洋政府剿匪可谓不遗余力，直皖大战后，各派势力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才开始收编各小股土匪。所以山东的土匪，既不能像东三省那样形成大割据，也不能像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和云南的唐继尧那样形成一省的割据。
山东籍的将领既没有直系军阀先天地缘政治条件，又没有皖系军阀的裙带人脉关系，更没有奉系军阀的地势、地形。直系占天时，奉系占地利，皖系占人和，山东籍的将领只得依附于直、奉、皖三大派系，只能凭借自己后天的努力晋升，即便出了吴佩孚、孙传芳这样的大军阀，也要打着直系的旗号，无法自成一派。但也煊赫一时，名噪一世……
在近代史上，吴佩孚是一位风云人物。在1920年代初期，吴佩孚手握雄兵，开府中州洛阳，成为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人，被称作“直系的灵魂“、“中国最强者”。他的籍贯按照现在的区划，是山东烟台蓬莱。吴佩孚当年投军之后，长期追随河北人曹锟，因此成为直系麾下的大将。甚至到了后来，吴佩孚名满天下、功高震主之时，他仍然以“关羽、岳飞”而自许，即仍尊曹锟为领袖，而自己甘愿做忠臣。
对于这一点，后世很多为吴佩孚作传的学者在感慨中都略带惋惜，很多人认为，曹锟在“贿选总统”之后已经声名狼藉，倘若吴佩孚此时与曹锟一刀两断，自立门户的话，说不定会改写历史。但山东人吴佩孚坚决不当“带头大哥”，忠心耿耿地和曹锟一起走向了失败。
其实，不只吴佩孚，在北洋时期，山东籍的将领比比皆是。曾有人做过统计，在北洋曾任命的24位冠字上将军中，直隶（河北、天津）有8位，山东有4人，安徽有3人，奉天有2人；65位上将（含中将加上将衔）中，直隶（河北、天津）人最多39人，安徽人次之22人，第三多的就是山东人21人，如吴佩孚（蓬莱人，直系）、王占元（馆陶人，当时属山东，今属河北，直系）、孙传芳（泰安人，直系）、张怀芝（东阿人）、张宗昌（掖县人，今莱州，奉系）、卢永祥（济阳人，皖系）、靳云鹏（邹城人，皖系）、靳云鹗（邹城人，直系）、曲同丰（福山人，皖系）、何丰林（平阴人，奉系）、褚玉璞（汶上人，奉系）、毕庶澄（文登人，奉系）、张树元（无棣人，皖系）等。但北洋有直系有皖系，却并没有鲁系。
以上仅仅还是北洋军界的山东人，若算上政界像潘复（微山人）这样的人物，人数更多。其中，吴佩孚、王占元、张怀芝、卢永祥、周自齐（成武人）五人，因为字中都带有“子”，又被成为“山东五子”，听起来有点像曹魏时期的“五子良将”。
与山东籍北洋将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西南军阀，地盘大的不过两省，少的仅有几县，都要自称司令，不甘人后。所谓滇系、桂系、川系、黔系等等，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山东人真的是太“低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