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已受了外来的影响，然而其中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清代考证学由经而史、而子，异端学说因此渐渐地得到学者的整理，汪中治墨子，翁方纲便已骂他是“名教罪人”；即在儒学范围之内，也有“别子为宗”的情况发生。章炳麟推崇荀子，其源即可以上溯至戴震、钱大昕诸人。乾嘉时代的考证大师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意要倡导一种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运动。但是他们研究所及，竟不期然而然地给后来的新思想运动创造了条件。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绝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当然，不可否认地，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所谓新文化运动也许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在开始已说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只不过是想对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予以初步澄清而已。
　　但问题尚不止此，五四运动之所以终于发展成为那样一种特殊的形态，以至于它所悬的两个主要目标——民主与科学——到今天尚未能充分地实现，这更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我在旧作中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曾引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话说:
　　这里面涉及了创造性那个因素，及其各种不可预料的途径。思想和行动都同样地牵连在内，不单是宪法之类才与政治传统有关，更要紧的是思想的模式（modesofthinking）。
　　关于传统“思想模式”在五四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症结最近已由林毓生先生加以疏解。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非常概括地说，五四运动有些地方很像贝克（CarlBecker）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他称之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国”。这些哲学家成功地摧毁了中古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旧天国。但是他们虽然用了最新的建筑材料，而所建造起来的那个天国却依然如故。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中国大陆上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何以在五四60年之后，“民主”和“科学”今天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真是十分值得反省的问题。鲁迅在五四时代谈到历史的时候，曾说: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账（按:指历史）的用处就在此。……Le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
　　我们一查五四运动的旧账，便更觉得鲁迅的先见为不可及，当时他在中央公园所看见的孙女儿们今天不都变成老祖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