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失败，但这根导火索到燃烧起来还需要有人提供火种，而点燃这根的导火索的其实就是当时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那么，徐世昌究竟为什么会成为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他在五四运动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919年5月4日中午，总统徐世昌正在中南海的总统府内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交通总长曹汝霖也都作陪。酒宴上大家杯觥交错，一片欢声笑语。此时总统府里的电话声突然响起，电话里，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气呼呼地报告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
然而，徐世昌对此并不意外。
鹬蚌相争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就任伊始，他便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当时国家南北割据、战祸累累、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都对这位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他宣称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标榜的“文治主义”，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但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张一开始就背离了段祺瑞企图武力征服全国的愿望。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国”的难得机会。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而在徐世昌看来，日本一国独大，必将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恃威专权，而一个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对他维持统治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委员有熊希龄、朱启钤、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也多为研究系中人。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1919年春，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
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山东问题正在交涉，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过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报界驰援
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深知诉诸舆论，实行“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曾说，“戊戌以来, 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 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 俨有凌驾官吏之趋向”。
随即，作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联合汪大燮、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以此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謇等致信梁启超:“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
在巴黎，梁启超提前获知消息: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将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获悉噩耗，深感问题紧迫。4月24日，梁启超急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立即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首先，致电巴黎和会四国首席代笔威尔逊等人:“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不承认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同时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中国代表陆征祥等人说:“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随后，林长民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告国民书》，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该文刊发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 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多封国内警告电。
发动学界
如果外交失败，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将难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现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点燃了这根引线。
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当天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