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之治具体措施

　　政治上

　　中央集权

　　明朝初年，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承袭元朝。1380年（洪武十三年），复以“谋不轨”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不许再议置丞相。秦汉以来行之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朱元璋废丞相后，挑选几名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朱棣）时，阁臣可参予机务，但不置僚属，不得专制百官。仁宗（朱高炽）开始，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土，阁臣权力渐重。

　　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行中书省则总管一省军、政、司法。不久，朱元璋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1376年（洪武九年），他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布政使司之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地方政权，长官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州）。1377年（洪武十年），又设通政使司作为皇帝的“喉舌之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

　　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问钱宰：“昨天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

　　颁布法律

　　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旨编定《大明律》，朱元璋亲加裁酌，后又经三次修订，于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全书计30卷460条。《大明律》维护君主集权，如《吏律》规定，大臣私自选授官吏者斩，交结朋党者斩，凡违弃制书、误犯御名庙讳、遇事应奏不奏等等，或笞、或杖、或罢职，甚至斩首。《刑律》对于谋叛、谋大逆等量罪，重于唐律，不但共谋者不论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其祖父、父、子、兄弟和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侄不限同籍，也一律处斩。《名例律》基本保持了唐律中的“八议”而略作更动，凡皇家的亲、故以及列为功、贤、能、勤、贵、宾八类权要势家，如果犯罪，官吏只能奏闻，不得擅自勾问。但是，《大明律》也规定严禁功臣勋戚恃势接受投献，用虚钱实契典买和侵占他人田宅，不许奸豪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凡诬告者加等治罪。这些规定对保护小生产者的财产和人身，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镇压贪官

　　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明初社会问题严重，朱元璋“宽”、“猛”并用，采取软硬两手。“宽”，是对黎民百姓而言，休养生息。在政治法律领域和官场上，则采取“猛”的一手——“重典治吏”。

　　分封籓王

　　朱元璋令诸藩镇守天下，又各领兵权，这固然是亲亲之情，信任无以复加，却也未必就没有帝王心术。

　　强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却始终只有一个，诸藩势力犬牙交错，必然相互牵制，相互监视，除非朝廷中枢衰弱之极。当中枢真个衰弱至极时，就算没有藩王，也会被权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刘邦与朱元璋，其它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强而黄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数百年江山。

　　勤政廉政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军事上

　　军队编制

　　在军队编制方面，自京都至府县，皆立卫所。每卫5600人，置卫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有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有兵120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每总旗下又辖五小旗，一小旗10名兵士。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分两种，一是五军都督府分统的四十八卫军。明成祖时，定名“五军”，增到七十二卫，并添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与五军合称“京军三大营”。三大营是全国卫军的精锐。据估计，洪武后期全国兵额约180万以上，永乐时增至280万左右。

　　统一全国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统治虽已结束，但退据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仍不时窥视着中原，意欲卷土重来。另有无丞相纳哈出率二十万大军屯据东北，夏政权据有四川，元梁王据云南，秦、晋、关、陇地区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继续征战，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对外战争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1369年（洪武二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1370年（洪武三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

　　经济上

　　元末之际，中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以及连年战争，期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也大量减少，经济全面崩溃，人民处在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面对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局面，朱元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朱元璋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羽，才种的树不可摇根一样。现在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同时主张藏富于民。

　　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明初的经济也迅速恢复，国力迅速成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文化上

　　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

　　明朝设科取士，定期会试，三年一科。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府（州）、县生员，即所谓秀才，先赴省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及格者称举人。隔年，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及格者再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或称殿试），中选者为进士，分一、二、三甲。考试的办法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进士不仅在发榜后即可任官，而且有做显官的希望，于是，监生的仕途逐渐被进士科排挤，致使国子监逐渐衰落。

　　民族外交

　　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兼容了各种文化基因，被元政府任用为社会的管理阶层，如负责征收税赋、管理城市之类。

　　朱元璋执政时，要求色目人必须与其他民族通婚。在法律文书上规定：“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而且，朱元璋还“引进”了伊斯兰教，循序渐进地来替代回族之前的信仰“明教”即波斯摩尼教，并修建了南京净觉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

　　不干涉其他国内政

　　在朱元璋即位初期，就已宣布对东方和南方诸国实行不干涉政策。他坚持说，所有这些域外诸邦彼此之间是一律平等的，但与中央王国不完全平等。因此，不要去攻打它们，除非是为了自卫。与此同时朝廷对接壤的朝鲜和安南的稳定显然很关注。洪武朝的基本对外关系被皇帝概括为下面一句话：“彼[外国]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

　　明朝的外交政策在1395年由朱元璋正式宣布，此时发布《皇明祖训》，其中包括一份“不征之国”的国家的名单。《祖训》还限制了名单内的三个国家的朝贡关系：大琉球、柬埔寨和暹罗。

　　限制海运

　　面对倭寇的骚扰，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是1372年发布的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臣民会勾结中国以外的人民来向他的统治挑战。他相信，室利佛逝国曾派遣间谍来到中国，所以就把它在朝贡名单中勾销。这种禁令由市舶司所实施的管制办法来加以贯彻。

　　社会方面

　　尊老

　　朱元璋对天下老年人施以尊重，颁布《存恤高年诏》。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怕有关部门执行不力，就又叮嘱礼部尚书，要以皇帝的名义再次重申一下这项政策。在朝廷的要求和带动下，各地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风气，赡养老人的要求也渗透到各地家法族规之中。

　　社会救济

　　对于社会的救济朱元璋也十分重视，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朝廷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面对天灾侵袭，朱元璋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抑制商人

　　为了贬抑商人，朱元璋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解放工匠

　　朱元璋还解除了元朝时期工商业对工匠的束缚制度，解除了唐宋元三朝佃农的卑下地位和生死惩罚由主人主宰的命运，中国的工商业工匠，佃农，第一次在法律上，被确认了平等的人权，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

　　明政府于1372年颁布了“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的命令，用宗法家长制的少长关系冲淡良贱的隶属关系。

　　元朝关于地主打死佃户仅杖一百零七，赔烧埋银五十两了事的法令，明朝也不再沿用了。明初虽因袭元朝户籍制度，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但工匠已不像在元代那样长年累月服役于官府。

　　如何评价洪武之治

　　明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天灾频发，民生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宵旰图治，以安生民”，终于形成一个“治世”局面。康熙帝评价朱元璋统治期间为“治隆唐宋”。

　　朱元璋自元末民变起家，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虽为中央集权之需，然而破坏程度为后世诟病。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政府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洪武之治”的客观性理当存疑。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