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法律通过后，戈尔巴乔夫让阿巴尔金负责制定新的经济计划，60 名专家在阿巴尔金领导下开始拟定详细的经济改革构想。1990 年 5 月 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1990 年 5 月 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他并不理会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而是另组班子在俄罗斯政府办公大楼里拟定自己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这个被称为“500天计划”的方案基础是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确立私有制，其中包括土地，提出一些反垄断和企业私有化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等，同时要求中央把广泛的权利交给各个共和国。“500天计划”受到了媒体的热捧。于是，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与叶利钦提出的“500天计划”开始进行激烈斗争，戈尔巴乔夫试图把他们调和在一起，双方都不接受，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当时并不存在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的问题，有的是经济观念落后导致的经济改革失败和经济危机加剧。苏联的经济困难也不是杨文所说的“私有化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恰恰是长期排斥私有化的结果；称“私有化泛滥也打开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大门”更是前后倒置，苏联是先有意识形态多元化的。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不像杨文所说的政治改革“新思维”引发自由主义信仰泛滥，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措施选择失当。我曾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 年第1 期发表过《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杨文认为，自由化舆论宣传滋生多元理想信念，这并不错。确实，公开性政策打开了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但是，不能因此得出“最终也打开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苏联的社会动乱原因是多方面的，70年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在改革的背景下来了个总爆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也有矿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这些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不是思想，理想信念不可能建立在沙滩上。当今的俄罗斯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生动乱，而是社会日趋稳定，根源在于普京的政策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民众的信任。作者在论述问题时，不少引证没有出处，在材料的使用上也缺少有权威的论著和史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所用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等概念，在苏联当时是没有的。 总之，我们研究苏联问题，不要从固有的观念出发，应该从苏联的实际出发，把苏联的政策措施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得出结论，不要追风赶潮，妄下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