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还在于日益僵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失去了信誉，苏联各阶层普遍存在不满。历史给了苏共 70多年的时间，他们没有让一个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大国的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是捧着金饭碗要饭，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排队购买日常用品成了苏联社会一大特色和景观，这样的社会主义能有吸引力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能过高地估计意识形态的作用。杨文把苏共的失败归结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误是不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确实十分重要。但是，价值观、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从整个苏联历史发展看，它的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很紧，长期由党的第二把手主管。但是苏共的宣传教育只会板着面孔教训人，宣传的苏联社会与实际的苏联社会相距甚远。所以民间流行的说法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苏联模式靠思想文化和舆论打造的神圣光环所维持，不去掉这层光环，没办法进行改革。公开性，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改革必须先迈出的一步，这跟当年中国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是一个道理。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改变苏联经济停滞不前、让民众摆脱生活困苦之路，没有让民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而不是什么“信仰虚无主义”。 二、苏联剧变源于体制的危机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言论结社的自由，比苏联的“公开性”要公开得多，为什么没有发生制度的更迭，而一放开舆论，苏联的制度就垮台了？ 其中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苏联发生的不是什么信仰危机，而是人们早就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了，需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之路，新的让民众过上富裕生活之路。这就需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经济开始的。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加速战略”，旨在改变苏联经济的停滞局面，结果收效甚微。改革政治体制，放开舆论限制，让苏联人民能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共同探索改革之路，势在必行。1987年1月中央全会结束两周后，戈尔巴乔夫召集大众媒体和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开会，他在讲话中强调，一月全会的主要思想是发扬民主，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扬民主。报刊“拥有批评、公开性和宣传好经验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手段，因而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做许多事情。”“我同意，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不是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之作。”“让我们把一切都放回到其自己的位置上。”[4]这一讲话后来被称为“公开性宣言”。此后，公开性开始迅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公开性鼓励思想言论的自由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恢复了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5]1889年恩格斯在批评丹麦工人党将持有不同观点的党员开除的做法时，曾经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6]戈尔巴乔夫想通过公开性，让民众向不愿改革的官僚施压。1987 年 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和《对公职人员损害公民权利的不合法行为向法院起诉法》，旨在促进公民参与有关国家和社会生活重要问题决策的讨论和制定，公民有权要求法院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家庭、劳动、住房及其他权利与自由，可以起诉损害其利益的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