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腻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控不住“制”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内山完造的书店经营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相识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 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XX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不仅仅在书店里会客，有时候还会和内山书店一起做出版做沙龙。 内山完造在《上海下海》一书中对书店的经营由开始的单一品种到不断壮大，有详尽的描述。比如在说到给书店做广告的时候，他写道：“书店初期，我们只敢从东京堂一本一本进新书，慢慢开始两本三本进货，也就意味着书店已经稳步发展了，有客人提出：‘要是能告知一下新书书目就太好了。’于是我们立即着手分发油印版的‘诱惑状’。将日本白纸对半裁开，上面写作者，下面写书名，新书旧书加在一起大概数十种，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远处的邮寄，近处就让孩子送过去。起初觉得‘诱惑状’这个名字应该有人觉得不雅吧，却没想到有人称赞其标新立异，还有人说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众口难调嘛！老本行做药品广告的我非常开心，很好，让客户们互相争辩才能达到广告效应，于是对众多评价置之不理，从裁纸到书写都亲历亲为。寄出‘诱惑状’的当天下午店里必定顾客爆满，开始仅仅发出一百张，不久就增加到三百、五百，每周必发一次。” 在《上海下海》开篇的这篇介绍内山书店简史的文章中，开篇便介绍了开书店的原因：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是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