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脱裤子”只是一种比喻，也免不了让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对这个词就颇有腹诽：“那时，把一个干部做检查也叫做‘脱裤子’。我很不习惯。心想还有女同志在场。啊，女同志做检查也这么叫吗？” 王若水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些经过整风的知识女性,神经元早已锻炼得如老树皮一般粗粝,脸皮早已磨蚀得像木乃伊一般麻痹，“脱裤子”一类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因此，当艾思奇要求刚解放不久的知识分子“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时候，她们不但没有一点反感，而且很乐于向未经此役的知识女性们传授以前“脱裤子”的经验和心路历程。“脱裤子”只是开始，脱下来是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论里，胡乔木告诉那些“红色教授”：因为“他们的贵体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且每个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显而易见，这里的尾巴，也是一种比喻。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六七十年代，农村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民在房前房后种的庄稼菜果，多养的鸡鸭羊猪统统割掉。这个比喻还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纷纷由“割尾巴”生发出来。 “裤子”联想到的是人的私处，“尾巴”联想到的是动物的肢体。“脱裤子”尽管带有色情意味，但毕竟还是把人当人，“割尾巴”、“翘尾巴”、“夹着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当成了猪狗马羊猴。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整风的洗礼，神经还不够粗，脸皮还不够厚，于是把“脱裤子”改为“洗澡”。这里的“洗澡”，其实是“洗脑”——在公众场合，向领导、同事、学生交代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做自我检查和批判，由与会者进行帮助。如果上级想放过他，大家又没有什么意见，这“澡”就算是“洗”完了。对于一些需要教育的重点人物，运动的组织者则发动积极分子给他一洗再洗，并加大“水温”和“搓澡”的力度。如果被洗者表现不好，就把他“挂起来”。 从社会语言学上讲，“洗澡”既是“脱裤子”的委婉表达，又是“割尾巴”的逻辑引申。 为了让这个“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经理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也就演绎出一连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还是小盆。这里的“水”，指的是群众；盆，指的是会议；盆之大小，指的是会议的规模，参加者的多寡。一般说来，职位高的，如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职员工虽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闲着，他们得给被洗的搓澡。在具体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数学校规定，没有多大问题的教授洗个“小盆澡”即可。清华大学则把洗小盆的标准降低到了讲师一级。 其次是“水”的温度。“冷水澡”是交代和批判都大大地不够，“温水澡”表明揭发批判得还不彻底，“热水澡”是给那些问题大、态度恶的人准备的，比如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热水澡”。 “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最坏的是把人“洗”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药而死。北京大学有七个人自杀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来，如清华的华罗庚因保留了出国护照被扣上了怀念美帝的帽子，华不堪诬蔑，决然赴死。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北大的沈从文屡次过不了关，先割喉后切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人都获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但总过不了关也不是事儿，后来毛泽东替他说了话，才出了浴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因为不好好“洗澡”，在运动后期被“挂起来”——在主办者眼里，他们成了衣帽一类的东西。 越十年，四清来了，因为有个清账目、清仓库一类的反贪内容，而贪污又是伸手的结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个“洗手”。又过了两年，“洗手洗澡”进了北京市委的文件：“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汉语的粗鄙化渐由腠理而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