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开始之际，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但有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包围，更有媒体对华报道的妖魔化。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媒体为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专制、好战、充满扩张野心”的中国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成为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重要标杆。 第一，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建构了美国媒体的西藏观。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社会不只是物质结构，更是社会结构；观念和认同建构成了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行为体和结构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关系。”（〔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正是基于中美两国之间历史传统、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二者反映出来的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冷战初期，美国媒体观念的建构，就是报道主体与中美关系结构中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舆论和民意、宗教理念等诸多因素互动建构出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中国西藏进行报道时，为了实现其妖魔化中国的政治目标，利用一系列从自身需要出发的政治符号和特定信息，构建出所谓“西藏独立”、“中国侵略”的形象。 第二，媒体被政治控制并绑架，沦为权力政治的霸权工具。美国媒体在国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美国利用发达的传媒手段向美国民众，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受众者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从而影响舆论和民意。美国传统主流媒体正是基于约定性权利，被美国政府“绑架”，传播美国政府需要传递的政治声音。美国媒体的涉藏报道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观点和立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诉求。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的西藏观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烙印。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纽约时报》不同时期对中国西藏的报道与同一时期美国西藏政策惊人地一致。 第三，战略性政治传播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冷战时期乃至冷战后时代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甚至不惜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武装颠覆。同样，美国政府为了政治局势和实施政策的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媒体实行战略性政治传播，将反映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受众的思想深处，从而塑造出符合其国家利益要求的西藏观，以赢得国内民众在政府对华政策方面的支持。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排斥同样根植于其潜意识当中，如《纽约时报》在1949年8月1日的报道中，将西藏分裂势力对抗统一说成是“向共产主义发起的宗教战争”（Tibet Religious War on Reds Proclaimed，New York Times，Aug 11，1949，p1.）。 第四，“不报道重要事实”、“长期共谋制造官方谎言” 揭示出了《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报道的实质。同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一样，《纽约时报》对西藏问题的报道表现出了明显的误导性、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西藏自元代以来即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了大量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并且得到了广大藏胞的广泛拥护。美国国务院基于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形势，对中国西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并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动西藏分裂势力武装对抗中国中央政府，利用联合国干涉我国西藏事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在《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中几乎没有，而连篇累牍的对中国西藏的报道文章则集中于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主张与活动。这充分地验证了美国学者所批评的，《纽约时报》“对事实和法律以及国家的实际情况弃之不顾”，并将其新闻报道虚假地表述为新闻的“客观性”的实质。（参见《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