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托马斯西藏之行收获颇丰：第一，对西藏概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包括西藏的人口状况、政治运作方式、军队建制等。第二，与西藏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托马斯为达赖喇嘛带去了昂贵而新奇的礼物，带回了达赖及其摄政写给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的信件，并且利用西藏的电报电话线与新德里的美国使馆进行了联络。第三，报道错误地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这和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反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托马斯提议美国在西藏设立使团，以建立美国与西藏的密切关系；并呼吁美国对西藏给予军事援助以帮助其对抗中共。 托马斯回到美国后分别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会晤，报告他拉萨之行的情况（Tibet， Acheson Papers，Secretary of State File，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File，Box 66，College Park，MD，NARA.） ，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作报告、发表文章等方式向美国民众传达他西藏之行的收获。对于托马斯西藏之旅，美国政府和媒体将其定义为个人行为，是一次私人的探险活动，但事情并不像美国方面公开定性的那么简单。托马斯西藏之行发生在中国政治大变动时期，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已无可挽回，美国在亚洲即将面对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已成为美国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时以新闻记者、探险家名义入藏的托马斯，不但与西藏最高世俗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他政要进行了密切接触，而且带回了达赖喇嘛、西藏摄政给美国总统、国务卿的密信；回到美国后，又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分别进行会晤，这表明托马斯实际上扮演了双方政治特使的角色。托马斯在西藏旅行中受伤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动用空军飞机、派出使馆的副领事前往边境营救，这应该不是一个普通民众可以享受到的待遇。回到美国后托马斯又在多种场合宣扬西藏是一个“独立、反共”的国家，需要美国的援助。1959年达赖喇嘛外逃，在美国方面以官方渠道进行援助不甚方便的情况下，又是托马斯出面建立“美国紧急援助西藏难民委员会”（American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Tibetan Refugees），并担任主席，对流亡藏人进行直接援助。所以不难理解，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托马斯的西藏之旅看成是美国的一次间谍情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就有记载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有多国特务在西藏边境活动，包括“美特汤姆斯父子（Lowell Thomas）（即托马斯——引者注）一九四九年八月入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前后英国、美国、法国人在西藏边界活动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原档号，105—00233—01（1）。）。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抨击托马斯西藏之旅的真正目的，指出自托马斯返美后，华盛顿方面就公然透露：“鉴于亚洲当前的事态发展……，美国也许会承认西藏为‘独立国’”；美国政府准备将军事援外计划提供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款项内的一部分“给予达赖政府，供该‘国’‘国防’之用”；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公开承认：美国国务院远东顾问小组“正在研究西藏的战略地位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点”。（《美帝加紧侵略西藏，图在藏制造傀儡国，日政府招认日寇参加台湾匪军》，《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 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军西藏动向的报道 随着解放战争日趋进入尾声，解决西藏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对此，《纽约时报》也有跟踪报道。1949年9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共誓言解放西藏》说：“中共今天誓言要解放西藏。” “中共坚持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计划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不允许一寸领土丢失。”（Chinese Reds Promise The‘Liberation’ of Tibet，New York Times，Sep 3，1949，p5.）1950年1月8日，《纽约时报》文章《中共计划解放西藏》说：“中共广播今天预言将尽快解放西藏。”“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刘伯承将军强调中共军队将入侵西藏。”（Communists Plan to Liberate Tibet，Jan 9，New York Times，Jan 8，1950，p3.）5月23日《纽约时报》文章《中共提出给予西藏自治》说：“据来自香港的消息，中共向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发表讲话，承诺西藏地区实施自治，并呼吁其效忠北平，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一支据称是与中共谈判的西藏官员代表团刚刚乘飞机抵达加尔各答。”“他们愿意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与北平代表会晤——可能是在香港、缅甸或者泰国。”“青海省副主席、被称作是爱国藏人的喜饶嘉措最近通过中国的广播，从青海省府西宁发表讲话，号召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和平解放西藏。”（China’s Reds Offer Autonomy to Tibet，New York Times，May 23，1950，p1.） 但《纽约时报》报道中对一些重要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如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得到了广大爱国藏胞的广泛欢迎。1950年2月6日，为反对西藏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向英美表示“独立”的举动，留居青海的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特致电毛泽东主席及朱德总司令，表示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参见《班禅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反对拉萨反动当局叛离祖国》，《人民日报》1950年2月7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部队在进入西康地区后，沿途受到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某部在抵达干宁县城时，著名的黄教惠远寺全体喇嘛列队出城欢迎，并专送哈达。（参见《进军西藏的解放军，沿途受藏民热烈欢迎，部队与各族人民集会联欢》，《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日。）对这些动态，《纽约时报》不予报道，相反却连篇累牍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入侵”，并危言耸听地说共产党军队还将入侵印度。1950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毛即将入侵西藏》，8月13日发表文章《80万中共军队待命解放西藏》，都是宣扬这种论点。文章说：“据害怕中共报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一旦北京发出命令，80万在新疆边境待命的中共部队即可入藏。”“待命期间，部队的政委每天都要对他们进行政治灌输，强调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解放西藏，还有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士兵们还被灌输说他们最终将帮助解放美国和英国。”“准备用来入侵西藏的部队来源于三部分，30万人来自于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30万来自于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20万来自于云南陈赓的部队。早前中共透露过将由刘将军直接指挥（入藏部队）。”（800，000 Reds Seen Set for Tibet Blow，New York Times，Aug 13，1950，p2.）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对解放军解放西藏进程的报道故意遗漏重要事实，充分表明它“长期共谋制造官方谎言”（〔美〕 霍华德·弗里尔、理查德·福尔克著，彭桂菊、龙红莲译《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的立场。它所宣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入侵”，在美国民众西藏观的形成中嵌入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