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胡适等人打算“拆伙” 此日，周作人远在东洋。他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此，他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就听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他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4人，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被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5月4日在上海。4月底，他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5月6日，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 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 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6.陈独秀出了丑闻 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5月4日的具体活动，已无法考据。但那时他的境况却并不太美妙：仕途受挫，绯闻缠身。4月初，陈独秀便主动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 据有关记载，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可能与他有关；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 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是因为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 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陈独秀传出这样的丑闻，自然要惩治。深夜12点，他们才散去。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这一体制更改原定于暑假后实施，现在突然提前，成了体面的人事变动。 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汤尔和看到他“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