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步入对外扩张之途。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便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与清朝存在着封建“宗藩”关系的琉球和朝鲜。这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交涉日渐频繁，李鸿章既然是中日交涉中的主要人物，剖析其对日态度的变化，对评价李鸿章是有意义的。
一
1874年，日本以台湾高山族人民曾经杀害琉球渔民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2月初，大久保力通等人制订《台湾蕃地处分要略》，随后日本政府决定派遣“远征军”，侵略台湾。4月4日，日本政府任命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同时成立蕃地事物局于长崎，任命西乡从道为征台事物都督，以美国人李仙得为顾问，又雇用英美轮船，备兵3600人在长崎待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讯，致信总署，总署与驻华美使交涉，希望其停止助日侵华，美国新任驻日公使宾格姆电令美国驻长崎领事：禁止“纽育号”船随日本政府去蕃地，停泊港中（《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56页。）。日本政府见美国态度有所变化，欲改变计划，但西乡从道坚持发动战争。　 　
5月初，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社寮港一带登陆。中旬，日军自车城入山，攻竹社、凤口、石门诸社，高山族人民沿途狙击。下旬，西乡从道率日军大队至，破牡丹社，进行疯狂屠杀，引起高山族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数百人”退入深山老林，“时出狙击，日兵大沮”。6月初，西乡从道率军退踞龟山，造都督府，蓄意久占。
高山族人民一面坚持保卫家园的斗争，一面向地方官员“乞垂怜作主，保全数千生命”，并表示“用兵之日，各愿先行……”。闽浙总督李鹤年电告总署并北洋大臣李鸿章，清政府决定下令李鹤年与日本交涉退兵，“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遂听其肆意妄为也！”同时派沈葆桢带轮船兵弁前往查看，相机筹办。还责成总署照会日本政府，质问为什么侵略台湾。半个月以后，又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潘霨为帮办。
5月末，日使柳原前光至上海。柳原此次来华，企图以政治讹诈来挽救军事失利。6月初，潘■与柳原会晤，柳原提出退兵三项条件：“一曰：捕前年杀害我国之人民者诛之；二曰：抵抗我兵为敌者杀之；三曰：野蛮之性，今日从、明日背之风俗，诚属难制，故严设取缔之道，定使永远誓不劫杀难民之策”（《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06页。）。
6月中旬，沈葆桢、潘霨至台湾，一面与西乡从道交涉退兵，一面积极设防。
早在日军台湾登陆前，李鸿章曾写信给总署，建议：第一依据万国公法，要求美国中立；第二宜另派得力陆军数千，用轮船载至凤山、琅■附近，择要屯扎，为先发制人，若日军登陆，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使敌无隙可乘（《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2卷，第24页。）。日军在台湾登陆后，李又写信给沈葆桢说，对付日本“办法亦不外谕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4卷，第4页。）当沈葆桢与他商调“洋枪队”时，李鸿章于6月24日不仅复信同意派驻防徐州之淮军武毅铭军赴台，还写信给总署，说明在台湾备战的必要性（《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2卷，第33页。），8月后，武毅铭军陆续开赴台湾。
从日军侵台以来，李鸿章一直坚持“谕以情理，以示兵威”，这种态度是积极的，特别是主动派出淮军赴台湾备战，应该给予肯定，它有利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但要指出，李鸿章虽主张“示以兵威”，并不是真的要与日本作战，而是一种退敌的策略。7月7日，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说：“尊处利器劲兵难遽备集，尚有未可决战之势，即派兵勇只在本境扎营操练，其气已吞敌人，而仍日与议和，以懈其志，彼断不可久持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4卷，第11页。）当淮军赴台时，李鸿章又写信给沈葆桢“（淮军）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饬唐定奎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李鸿章这种虚张声势的策略，起了抵制日本侵略的作用。唐定奎带淮军武毅铭军至台湾，扎营操练，军威甚盛，引起了西乡从道的不安，先后派翻译彭城、中倭营之美国人格赛尔者，探访“中国调兵何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6卷，第14页；第97卷，第2页。）
7月下旬，柳原前光到达天津。李鸿章责问柳原退兵三项条件都已办完了，为何日本还不退兵？并责其无信，“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2卷、第39页。）8月初，柳原入京与总署往返申辩，双方坚持不下。
9月初，大久保力通率李先得等人到北京。大久保在总署交涉中，态度蛮横，几致决裂。10月24日，声称不答应要求则归国，美、法、英等国公使出面调停，最后于31日《中日北京专条》缔结。
日本所以能够接受《北京专条》，主要是因为它当时实力不足，国内政局不稳，以致“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贴然就款”（《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9页。），再加上日本尚未识破李鸿章虚声恫喝的退敌策略，以为真的要对日作战。事后李鸿章写信给文祥说：“柳原过津来谒，当即答拜，谈及前事谓鄙人主战，赖执事肯与议和。弟应之曰：我虽欲战，彼来则应之耳！绝无先自开衅之理，一笑而别。”（《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4卷，第33页。）日本侵台未能得逞，但事后依据《中日北京专条》，加紧对清朝属国琉球的侵略。
二
琉球王国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始臣服中国，“嗣后踰年朝贡，率为常例”，后来与清朝仍保有封建的“宗藩”关系。1876年，日本政府在该地设裁判官，谋求其引渡裁判事务。1878年5月，驻日公使何如璋函告李鸿章和总署，日本阻球入贡。李鸿章复信说：“琉球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中国而近日本……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同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恐日本也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8卷，第5页。）李鸿章又写信给总署评论了“子峨（如璋）向钧署所陈上中下三策”，并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干涉上（《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8卷，第1页。）。日本悍然不顾，于次年春掳琉球王，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总署束手无策。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琉球国王，取消置县决定。4月26日李鸿章写信给总署，建议采纳郭嵩焘的意见，令琉球自主免贡，乘日本县令未到琉球之际，联合各国公评。同时建议及早整顿台湾之防，择知兵有威略者任之，“此则自固门户之要计，兼有伐谋制敌之远图。”（《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8卷，第27页。）显然李鸿章对琉球问题，与四年前对台湾的态度不同。
5月23日，日本拒绝何如璋撤回琉球县令的要求，宣布不惜使用武力。清政府被日本恫喝住了。
月末，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奕䜣、李鸿章先后请他调停琉球问题。7月初，格兰特到日本，受到朝野款待，向日本政府转达中国意见。日本政府坚持己见，格兰特写信给李鸿章，建议撤销何如璋发出的抗议照会，然后两国直接谈判，“商议万全之策”（堀川武夫《日本外交百年史》上卷，三教书院1941年版，第40页。）。12月，日本政府派出浪人竹添进一来华活动，李鸿章与其交涉，无结果。1880年2月，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向何如璋提出日本“情愿退让，拟以琉球南岛归中国，中岛归日本……”随后竹添提出修改商约，许日人进入内地卖洋货，运土货要求，又声称“许之则进京，传国命于宊户玑公使与尊署（总署）妥议办法”。李鸿章不敢率臆擅断，请示总署办法。4月，竹添进京，与总署谈判，总署提出“中部归琉球，复立国君”，竹添表示日本“决不能从”。8月，中俄伊犁交涉处于紧张阶段，日本向清政府呈递《琉球事节略》，重申竹添原意，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等与之进行谈判。
李鸿章趋向妥协，写信给总署说：“如准所请似应由中国仍将南部交还球王驻守。藉存宗祀。庶两国体面稍得保全。至酌办条约，允俟来年修改时再议。倘能就此定论，作小结束，或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是否有当，尚祈卓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1卷，第29页。）。总署接受李鸿章的意见，准备于琉球南岛“置立君长官吏”，明年与日本修改商约（《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2卷，第8页。）。10月中旬，中俄关系缓和，李鸿章又写信给总署，言此事“似以宕缓为宜。言者虽请速结球案，究未深悉其中曲折。即使俄人开衅，似无须借助日本，而日本畏忌俄人最深。其隐衷亦难于合从。中国之力实不敌俄，宁可屈志于俄，亦何必计及日本之有无扛帮耶！若照现议球王不复，无论另立某某，南岛枯瘠不足自存，不数年必仍归日本耶！若由中国另行设官置防，徒增后累，而以内地通商均沾之实惠。易一瓯脱无用荒岛，于义奚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1卷，第38页。）10月下旬，总署与日使议结《球案条约》及《加约》，中日“平分”琉球，冲绳以北属日本，官古、八重山二岛属清国，日本在华通商与各国一体均沾。该约议结后，言官议论纷纷。陈宝琛称“琉球不宜遽结，旧约不宜轻改”；张之洞称“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11月11日，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认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俟俄事既结，再理球案，则力专而势自张。……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似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李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第1页。）清政府接受他的建议未与日本签约。1881年冬，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又向李鸿章提出议结球案问题，竹添意“仍照前议分割南二岛，但加使，琉球国王尚泰子若亲属徙居南岛，转籍中朝，仍受册封，以合兴灭继绝之义。”李鸿章谨依奕䜣前答香港英督之说，“拟将中南二岛仍给尚姓，或议明琉球仍系两属，嗣后中日两国共为保护，似于日本面上亦得转■。该领事自称力不能及，怏怏辞去。”（《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3卷，第1页。）1882年8月30日，竹添又来谈球案，李鸿章“坚持保定原议，明以告之。”竹添力拒不可。李鸿章“复将（黎）莼斋（即黎庶昌笔者）所陈分割首里王城附移南岛。藉存琉祀，聊备一说，以引逗之。”1883年2月，日本外务省官员松方向驻日使黎庶昌表示“琉球能复尚氏，照常封贡，……但专属日本”。李鸿章表示“目前封贡虽复，异日或藉端要挟停止封贡又将如何？”望总署妥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5卷，第59页。）。
在日本并吞琉球后，李鸿章开始主张允琉球自立；继之将希望寄托在格兰特的调停上；格兰特调停失败后，准备对日争得琉球南岛交还球王，藉以存祀，而不准改约，这表现了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对日本的妥协退让。追究其原因：一是对属国不重视，二是当时正处于中俄伊犁交涉当中，不愿俄人之外“再树一敌”，而俄事稍缓，李鸿章主张琉球问题行“支展之法”，不与日本签约的做法是正确的。“俄事既以约定”之后，李鸿章坚持“以中南二岛仍归尚姓”，助其“复国立君”，因为这时李鸿章尚认为：“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薛福成《庸庵外编》第8卷，第64页。）同时他深知当时日本政局不稳，“内变将作。”（《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第4页。）如果说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很积极，也并非事实。在清朝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之后，有人主张“宜乘此声威，特派知兵大员驻扎烟台，相机调度，厚集北洋战舰，分拨出洋梭巡。为扼吭拊背之谋，其驻朝水陆各军暂缓撤回，以为犄角，责日本以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日人心有所惮，球案易于转■。李鸿章则认为跨海远征之举莫切于水师，今中国水师尚未练成，责日本■灭琉球尚非其时。
1885年春，中日天津谈判，李鸿章未提及琉球悬案问题，《中日天津约》签订后，伊藤博文约李访日，琉球问题“便可相让”，李鸿章以“法事未了，碍难分身”辞。
三
朝鲜自古以来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直到清朝时两国还存在着封建的“宗藩”关系。朝鲜与满族发祥地毗连，所以，朝鲜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引起清政府的关注。
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缔结《江华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朝鲜对日本开放通商，日本侵略势力侵入朝鲜。这时俄国势力欲南下入朝鲜，美、英、德等国也要与朝鲜建立通商关系，面对着复杂局面，清政府于1881年2月下令，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与该国通递文函“相机开导”（《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5卷，第2页。）。李鸿章不是帮助朝鲜坚持独立自主，而是让朝鲜与各国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相互制约，以保全朝鲜。他建议朝鲜“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李文忠公遗集》第5卷，第19页。）在各国的威逼与李鸿章建议之下，朝鲜政府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朝鲜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政治、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各种矛盾激化。日本“谋专制朝鲜，朝臣阴附日人者亦复不少。”
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黎莼斋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称朝鲜乱党突围日本使馆，打死一人，伤数人，日本使臣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继称日本兵船即赴朝鲜，中国似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张树声派丁汝昌、马建忠率兵船前往朝鲜，并写信与李鸿章商议调兵问题（时李守母孝在家乡）。李鸿章“诚恐星星之火浸成燎原”，“令马、丁二君带兵船速往，少作声势，帮同朝鲜君臣弹压，缉拿魁首；一面商劝日本员将勿遽动兵……。至调派陆军，尤须妥筹。……或可号称陆军继至，先声后实……鄙见商办得法，可无战事，仍是上年台湾成样耳。”（《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20卷，第26页。）表示踌躇不前。
8月20日，吴长庆率庆军抵朝鲜南阳马山港口，时日军舰七艘达仁川，陆军分屯汉城南门外，“花房义质责送乱人，要七事立约，势张甚。我师至，日兵遁回仁川”。25日，吴长庆亲督大队入汉城，镇压了“兵变”，使朝鲜宗社危而复安。由张树声迅速派兵赴朝鲜，使日本始终未敢搀越，中日军队免于冲突，事后日本迫使朝鲜签《仁川条约》，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侵入朝鲜。
李鸿章为了对付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派兵驻扎朝鲜；第二，帮助朝鲜练兵；第三，举荐德国人穆麟德为朝鲜税务司，协办朝鲜外交。但日本对朝鲜侵略步步加紧，中法战争时期，“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次日，日本公使竹添带兵入王宫，囚国王，杀闵台镐等六大臣。“外署均换日党”。朝王请清朝驻军往救。12月6日，吴兆有等知会日公使入宫保护，日兵先发枪，双方激战，日军战败退出王宫，日使焚公使馆，走仁川，井上馨带兵千人至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及中日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消息传来，清政府决定派吴大澂前往查办。同时由李鸿章飞檄吴兆有等，传知该国，静候大员往查，并饬该提督等，当与日本使臣商办，勿为所欺，亦勿遽与日人开衅。并于12月10日电报总署“倭情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应请旨敕南洋派出五船及北洋二船会齐东驶朝鲜，援应弹压；以敌法船不是，以遏倭谋尚足壮声势。”（《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82页。）随后，又请总署径电日本外务卿，说明两国军队冲突“非出政府意”。当清政府决定派吴大澂赴朝鲜查办后，李鸿章上奏清廷说：“臣等连日筹商，揣度日本政府遽未必有开衅之意，似未便多调陆队，致启其疑。……总之，以查办朝鲜乱党为名，立意不与日人开衅”（《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406页。）。在日本与朝鲜缔约过程中，1885年1月8日，吴“大激入政府，责其宜查乱党，不可草草立约；与井上辩数语，略示干预之意。”（《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454页。）李鸿章认为吴大澂此举“极得机势”，体现了他对朝鲜“若即若离”的一贯政策。
1885年2月末，传来日本将派伊藤博文来华议事的消息，3月11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使会议、吴大澂会同商议。同时指示李鸿章“酌斟机宜，与之辩论”。4月3日，李鸿章等与伊藤等日本使臣开始谈判，伊藤提出三项要求：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经过反复争辩，达成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协议，即通常所称《中日天津条约》，但对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李鸿章认为“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而伊藤等呶呶不休，终以个人名义“行文戒饬”统将，满足了日使的要求。对于“偿恤难民”一事，待访查明确，取具供证，“定照中国军法从严拿办。”通过《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日本取得与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
李鸿章对待朝鲜执行“若即若离”政策，既不肯放弃清政府的宗主权，又不对它承当保护的义务。他如此小心翼翼回避对日矛盾，固然有客观原因——当时处于中法战争时期，但主要是他感到中国实力不足以对付日本。就在清朝平定“壬午兵变”之后，有人建议清政府派兵东征日本，责其归回琉球，清廷令李鸿章筹议，李鸿章则认为日本船炮足与我相敌，“未敢谓确有把握。”《中日天津条约》签订，李鸿章致函总署说：“该使（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7卷第8页。）
可见，李鸿章已看到日本是潜在的威胁，他在甲午战前致刘秉璋函中即有“英、法、俄、德虽强，不如日本，日本将雄长亚洲”之语（刘声木《苌楚斋三笔》第4卷，第11页。），而早期的淮军将领逐渐凋谢，李鸿章有孤家寡人之感，淮军暮气已深，海军又属新练，实不敌日本，遂产生怯日心理。所以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竭力避战，并非偶然。
（资料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