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抗日战争-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论者多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惟对战争结局与制海权的关系问题,则鲜有论者。本文拟作初步探索,权当引玉之砖。
  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0页。)。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注:宝yún@①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页。)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页。)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页。),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注:《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日;《东方杂志》2卷10期(1905年),第323页。)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页。)。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译署函稿卷10,第7页。)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着为活着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页。)“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着、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中zhǒng@②明《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114~115页。)。日本海军当局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决定命各游击队不时游弋于渤海海口内外,并伺机对要港进行扰袭。从此,旅顺、大连、秦皇岛、成山、威海卫等处海面常见日舰的踪迹,使清政府难测日军之意图所在。8月10日,日本军舰突然对威海卫发动袭击,当地告急电报纷至沓来,清廷大为震惊。(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66~867页。)此时,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朝鲜大同江口,清廷当即降旨命其速回。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其三,制造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在扰袭威海卫的同时,日本一面派舰队游弋于渤海,一面大肆散布“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的谣言,以示人以假象。李鸿章一时难辨真假,想到有备无患,当即向丁汝昌下令:“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清洋面为要。”(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总理衙门为查实此事,特约见英国公使欧格讷。欧格讷称:“现有一密信甚紧要:日本预备许多船,可以运二三万人,意在由海登岸内犯,数日即能到京。”问以:“他在何处登岸?”答曰:“山海关至北塘,处处皆可上岸。”又约见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彼亦有同见,认为:“恐明后日彼必设法上岸。”又谓:“我料他有两路:一由山海关,趋向近畿;一由牛庄,趋向奉天。”他们说得有声有色,充当日人的传话筒,不由得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们不信。于是,清廷连连降谕,催促业已出洋的北洋舰队回航。如其一称:“倭船运兵驶赴北洋海面,意图登岸滋扰,事机甚紧,亟应加意严防。丁汝昌所带兵船现在何处?着李鸿章严饬令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若能毁其数船,以足huàn@③前愆。”其二称:“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刻下究在何处?尚无消息。李鸿章已专船往调,着再设法催令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在朝廷严旨催令下,丁汝昌率航迅赴“直奉海面巡缉”,发现“日船并未直赴山海关,大沽口更无日船游弋”,这才知道先前所传纯属“误听谣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31~36页。)。日人施出一个小小的手法,就逼得北洋舰队凭空地去捉迷藏,东寻西找而一无所获,怎能不处于被动的境地?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拥有7000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畏惧;二是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若集中领导,进行统一编队,其攻防力量必将加强,有利于争取海上主动权。日本大本营在制订“作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在此。但是,若将北洋舰队单独与日本海军相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在数量、总吨位、舰龄、航速等方面皆有逊色,而速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Freemantle)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10卷1期(1937),第41页。)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发扬已有之优势,制订正确的海军战略战术,是完全可能争得海上主动权的。
将全国四支舰队集中编队,统一指挥,象日本海军所做的那样,这是个看似容易做到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难题了。当然,在清朝官员中,不是没有人认识到集中全国海军力量的必要性。如驻英公使龚照瑗即曾向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争,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能遍扰南洋各口,乘战事未定,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迟恐阻截,借口不前。”此建议非常及时,也非常符合实际,且具有预见性。如果它被采纳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还可以编为数队,近则巡游黄海,近控朝鲜西海岸,远则径窥日本近海,完全可以掌握海上的主动权。这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执行来说,必定会增加极大的困难。然而,李鸿章却不这么看,他以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565、568页。)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78,第62页。)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北洋舰队自身的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对头,也不是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夸口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5页。)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不可冒然接仗,“此不过摆架子耳”(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卷16,第2页。)。7月22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并表态说:“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23日上午,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己也并无把握,所以令丁不必出海,结果发生了25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继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04~805页。)
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7月23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丁汝昌便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提出以朝鲜大同江口为前进根据地的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首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辩,只能通过书简向友人倾诉:“大同江一口,当肇衅之始,叠经电请,……预筹水陆进踞协守,实见此着。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防守该口之具,必期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今内意,事到临头遽以赴守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雷,而水雷究何从出耶?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注: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3页。)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就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其雄辩明证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页。)而李鸿章却仅仅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摧折?”(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1页。)其畏敌心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略的要害所在。对于他的“保船”,还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为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观于前次我海军大队游巡不同江口,彼即乘虚来窥威海、旅顺,迨我海军回防,则倭船即日引去,敌情大概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28页。)
听起来似乎倒也头头是道。但主要的问题在于:靠消极防御的办法来“保船”,是不可能将船保住的,又怎么能够“制敌”?
日本舰队第一次扰袭威海后,李鸿章“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册,第269页。)清廷也因有“日本俟我防懈,必有猛攻大沽之举”的传言,严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26~27页。)这就等于认可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战略,从而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
 丧失制海权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中,战争初期十分关键。因为在战争初期,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多次采取攻势机会的。事实上,丰岛海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故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一方面,一时尚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运兵从仁川登岸,而将联合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进攻行动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可供采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
(一)在7月28日以前,北洋舰队出动掩护,运送五、六营或更多的清军精锐从牙山登陆,以增援牙山驻军,不仅会避免成欢之败,甚至可能取得陆上首战之捷。
(二)在8月5日以前,趁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尚未回师之机,也正汉城空虚之时,北洋舰队以主力战舰进扼仁川口,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兼程突袭汉城,不仅该城唾手可得,且可断大岛混成旅团退路;再檄聂士成所部清军从南夹击,朝鲜战局必为之改观。
(三)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完全有能力控制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船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以沉重打击,有利于我掌握黄海之制海权。
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正是北洋舰队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但却未及时捕捉而稍纵即逝,终于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中国方面既自动地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日本海军便一面将大量陆军和辎重护运至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做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口,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根据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黄海之役,实为中日海军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如果说前此是中方自动放弃黄海的制海权的话,那么,日方便是通过此战而夺得黄海的制海权的。
经过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力量大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已经无法“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了。李鸿章苦思无计,这才想起了当初龚照瑗从南洋调舰的建议,遂示意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翁同hé@④、李鸿藻,乞助成此事。其电云:“目前倭以全力图犯渤海,必不旁及南洋,可否请旨电饬南洋、台湾,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清廷决定“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南洋大臣刘坤一则要求免派,复奏称:“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再四思维,各船实难暂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27页。)李鸿章亲自致电乞请,也无结果。(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1页。)后形势愈趋危急,清廷再次降旨调南洋四轮北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虽不拒绝,却要求北洋派人将四舰管带全行更换,再率以北行。(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38页。)实是以此借口拖延不办。龚照瑗的话不幸言中了。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鸿章仍然寄希望于“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78,第62页。)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尚在旅顺上坞修理,不能整队出海。李鸿章电令在旅顺疗伤的丁汝昌:“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行。相信“此二船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2~4页。)。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而随着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登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其中,来远舰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旅顺紧急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已难出海作战。这样,即使想采取攻势也绝无可能了。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于是,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了。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后,复电称:“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鱼雷艇牵制口外。……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9,第37~38页。)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北洋舰队被迫采取从近海防御退到守御海口的“舰台依辅”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方案必须有后路的保障,即丁汝昌所说“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也。山东巡抚李秉衡亦有同见,认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53页。),并提出:“合观形势,非另有大枝游击之师,不足以资策应。”(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59页。)然而,此建议的战略意义并未为朝廷所重视,反而受到种种干扰,以致未能顺利实施。及至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可能,港内的北洋舰队余舰也就很难久撑,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通过中日海军战略的对比,可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事非偶然。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挥的能力。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下,后者尤为重要。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北洋海军却一开始即采取消极方针,自动把海上主动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不少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只能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其后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覆灭。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创建海军,也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满足于浅尝辄止,缺乏真正搞上去的决心,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掌握,以致与长达近30年的发展海军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成为这场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200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