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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记载的考释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与日本侵略者的海军舰队在黄海的大东沟海面发生了激烈的海战，史称黄海海战。此役北洋舰队被击沉致远，经远等号军舰五艘，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被击伤，海军官兵伤亡一千余名。在李鸿章的投降路线指导下，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蛰伏港湾，不敢出海迎战，日本海军取得了制海权。日本陆军遂于一八九四年九月下旬兵分二路入侵东北，其第一军自朝鲜强渡鸭绿江，进犯奉东；其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的貔子窝登陆，长驱金州，侵占旅顺，大连。黄海海战是影响甲午战争全局的关键性战役，海战时，中日舰队实力相当，为什么北洋舰队失败了呢？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史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要根据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等书，认为海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刘步蟾胆小怕死，临战时擅改舰队接敌队形，海战时避匿舱内，不敢指挥作战，以致北洋舰队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清朝腐败，“淮军的腐烂风纪”，才“构成北洋海军不可救药的症候”（范文澜：《中国近代史》257页。（61年北京版））。另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黄海海战中，始终坚持指挥作战，杀敌立功，是一个爱国将领，并进一步指出史学界某些同志对刘步蟾的错误评价，主要是由于误信了泰莱对刘步蟾的歪曲和攻击。此说的重要根据是海战后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澄本清源之计，在于考证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和丁汝昌给李鸿章关于海战报告的真实性。因此，对上述两种史籍特作考释如下：
一、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刘步蟾在海战中表现的若干记载的考释
泰莱（William Ferdinand Tyler），原是英国海军下级军官，一八九四年加入北洋舰队，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洋员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并为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的副管带，在他的晚年着有《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九二九年在伦敦出版，其中第三章为鸭绿江战役，第四章为威海卫之围，此两章的译文辑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其标题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自黄海海战直至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全军复没，泰莱始终在北洋舰队工作，黄海海战时他在定远舰上参与了战斗。他对黄海海战以至北洋舰队的复灭等的记述是否可靠呢？这需要和其它有关史籍记载相参证考校。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涉及到刘步蟾的评价的主要方面是：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贪生怕死，擅改北洋舰队的接敌队形为以铁甲舰定远、镇远居中的“单横阵”。总兵刘步蟾临战惊慌失措，不顾丁汝昌的安危，盲目下令发炮，以致海军提督丁汝昌受重伤。海战开始后刘步蟾躲避于□望塔内，擅弃职守。兹就上列问题逐一考释如下：
关于北洋舰队接敌队形的考释：
考关于甲午中日黄海海战一役，有关中国舰队接敌队形的记载很多，惟应以参与实战者的记载为主要依据。参与此役的中、日将领的着作有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亨上天皇的海战报告，丁汝昌呈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在镇远舰上作战的洋员玛吉芬的《鸭绿江外的海战》等，上述着作关于北洋舰队的接敌队形的记载如下：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刘步蟾，总兵兼旗舰管带而为实际之提督者。”当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逐渐接近时，刘步蟾发出“指挥舰队排布之信旗，……一望即证实……信旗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Line agreast），以主舰居中。”（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见丛刊：第六册，45页）
伊东□亨的报告中说：九月十七日午前十一时三十分发现（附图）敌方舰队，午后零时五分，双方舰队已逐渐接近，遂命令各舰准备战斗，舰队阵形配置就绪后，我第一游击队即开始进迫敌方舰队的右翼，“此时，敌方阵形似不规则的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而以定远，镇远居中。”当时，双方的战斗阵形如上图。
玛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中载：接敌时，“我舰队队形实为鳞次横队，以两铁甲舰为中心，顺次排列于鳞状”。该文附有战图三幅。（其中午后零点三十分一图见下页）。
以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北洋舰队接敌队形的记载，与伊东□亨、玛吉芬等的有关记载相参证，基本吻合，可见泰莱关于北洋舰队接敌队形的记载是正确的，并非虚构或歪曲。
中、日舰队临战时队形的变化和航向角度的转换，也是考察泰莱着述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另一重要根据。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当中、日舰队益加接近，刘步蟾命令诸舰“相并成直线之排列”后，泰莱发现这种队形“未见其完全，盖两翼弱舰觉其位置之危，逗留于后，故我方舰成半月形。于是两方舰队接近，相离约略一万码。而日舰，观其行，似欲横越吾等之前而攻最弱之翼，即右翼。此时我方所需之号令，显然为全队同时向右移转四十五度（Four Points to starboard）（按这里的fouc points的points应指罗经点。军舰上的罗经共32点，每点相当于11．25度，故四点应为45度。），此着能否使我们主舰最初与敌舰接触殊不敢必，惟其效果趋于（附图）此方向而已。彼总兵必不献此策，而提督及汉纳根似未见及此，余人虽未知作何思想，然无一敢发此议者。予乃复会诸上司，献予策，复立见采纳。汉纳根至船后，指挥旗尉，留与俱，信旗上出，众舰应之。于是本舰之旗帜下降，示将移动也。”
伊东□亨的报告中也提到在中、日舰队交火前片刻，日本舰队队形的配置与攻击方向，奏报中说：午后零时五分，旗舰上军旗高扬，部署诸舰作战斗准备，又令西京丸、赤城舰从舰队右侧避至左侧，列入非战斗队列。这时舰首左舷发现敌舰二只，即命第一游击队和舰队主力都转向敌军右翼，接着命令第一游击队先向敌阵中央前进，既而变更方向，攻击敌方的右翼。
从日本舰队的航向、攻击企图等看，泰莱作出“日舰似欲横越吾等之前而攻最弱之翼，即右翼”的判断是正确的，情况是真实的。既然日本舰队绕袭北洋舰队的右翼，那末，泰莱奔赴天桥，向丁汝昌、汉纳根建议北洋舰队“全队同时向右移转四十五度（Four Points to starboard）”也就理所当然了。
泰莱说：当旗舰定远号发出向右移转四十五度的旗号后，他到了□望塔入口处，催促刘步蟾转舵，刘阳诺阴违。泰莱奔赴站在天桥上的丁汝昌，这时，刘竟下令盲目发炮，以致舰队并未能向右转四十五度，这从上列两张附图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综上所述，就中、日舰队队形、角度的转换等观察，《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是真实的。
关于刘步蟾临战惊慌盲目发炮问题的考释：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当定远舰发出命令各舰向右移转四十五度的讯号后，泰莱站到了□望塔的入口处，催促刘步蟾下令向左转舵，刘阳奉阴违。泰莱怒不可遏，“奔赴丁提督所”，“旋巨声轰发，盖已令发十□炮，而丁与余方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桥之名甚佳，以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提督与予立于十时炮上飞桥，刘总兵不能不见，乃忽于此时开炮，此事后来如何解释，予绝不知之，亦绝不闻论及之”。
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中，关于刘步蟾盲目发炮问题只字未提，讳莫如深，但其它人的着作却有所揭露。
伊东□亨的奏报载：“零时五十分，距敌约五、六千米，敌方先向我第一游击队发炮。我第一游击队大抵进至距敌三千米内外，始发炮猛轰其右翼。”
一八九七年刊印的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我距敌约及十里，遽开炮一排，无一弹中者。”（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67页。）时丁汝昌犹立于“望楼”。
一八九六年刊印的《中东战纪本末》载：“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舰者九里，不中宜也。”开炮时，“丁军门与向在海关收税今来海军助战之西员戴乐尔同立天桥。”（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见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167页170页。）
一八九五年刊印的《冤海述闻》：“洎开仗时，与倭船相距四咪（即八千码之遥），我督船即令开炮，以致相距太远，旋即炮烟漫天，无从测杪命中矣。”（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88页。）
以上诸种史籍，对刘步蟾临敌懦怯，距敌尚远即慌张发炮皆有记载，足以证明泰莱所记，是有事实根据的。
关于刘步蟾在海战中怕死避战的考释：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当黄海海战进行时，“彼唯一龌龊可鄙之恐惧，彼牺牲他人，以图自全之恐惧，乃栖于□望塔内刘步蟾之心中也。”
关于刘步蟾胆小怕死，在黄海海战时不敢指挥作战的记载有：
《东方兵事纪略》载：“是役也，德员汉纳根予战事，偕汝昌驻定远舰，……战事颇赖汉纳根指挥。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汉纳根劝入舱避，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
罗□□说：姚锡光着《东方兵事纪略》太繁琐，后来，“予既略有异闻，更就当时在军中者考证焉。”（罗□□：《中日兵事本末》。见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遂将姚文改写成《中日兵事本末》，其中写到刘步蟾在海战中的表现时说；“总兵管带刘步蟾闻战震悚失措，洋人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
刘步蟾畏葸懦怯是一贯的。当时的抵抗派人士早有所知。黄海海战前，文廷式、张百熙等奏劾北洋舰队的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怯懦昏庸，情尤可恶”；或是奏劾林、刘“尤为庸懦无耻，调遣赴援之始，该总兵即战□无人色，开轮后即匿伏内舱不出”。请将林、刘一并革职，“以为将弁庸省贻误军情者戒”。（《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59—60页，76—77页。）黄海海战的实践证明，林、刘确是贪生怕死的家伙。在镇远舰上作战的玛吉芬说：当海战开始后镇远舰发炮应战时，舰长“林泰曾匍匐而口求佛佑。林，官也，全舰之司命也，乃胆小如鼷，效乳臭小儿之啼哭”（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173页。）。
以上列史籍与《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刘步蟾在海战时贪生怕死的记载相参证，说明泰莱的记述并非虚构捏造。
关于刘步蟾掌握北洋舰队指挥权与结党营私问题的考释：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刘步蟾，总兵兼旗舰管带而为实际上之提督者”。
《东方兵事纪略》、《中日兵事本末》以及有关朝臣的奏摺中都说及丁汝昌是陆将、不谙海军。刘步蟾操指挥大权，“结党营私”，挟制丁汝昌。连镇远舰上的洋员玛吉芬都说：“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辈即共右之，欲右者，即共左之，不论其事之是否也”。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旅大失守后，清政府下令逮捕丁汝昌，拟以徐建寅代丁为海军提督，特派徐至威海卫查勘舰队情况。十二月下旬，徐建寅从威海卫回京向翁同□汇报舰队情况，据《翁文恭日记》载：“徐观察建寅（仲虎〈篪〉）来见，甫从威海卫查船归也，历言丁提督不能整顿，及闽人结党状。”（翁同□：《翁文恭公日记》。见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523页。）
海军中存在这些情况，李鸿章不是不知道，如黄海海战后，日军将入侵东北，朝野舆论痛责李鸿章误国。迫于舆论，他电告丁汝昌迅速在旅顺修复兵舰，巡游于旅顺与威海卫之间，使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宕缓，误我大计，定行严参。”（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寄旅顺丁提督龚道”。见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284—285页。）海战后，李鸿章拟续请汉纳根为总教习。汉纳根企图攫取海军人事黜陟大权，提出海军人员的去留，“以能战为要，可用者留，否则撤退。”李鸿章电丁汝昌说：“此层汝独办不到耶”？（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287页。）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贪生怕死等若干关键性问题的记述，与其它有关中、西史籍记载相对照，基本上不谋而合，应属可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史籍在论述黄海海战时赞赏过刘步蟾英勇指挥作战，只有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是例外。但是，这个海战报告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二、关于丁汝昌给李鸿章的黄海海战报告的考释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发生黄海海战，十月五日李鸿章向清廷转呈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并为海战阵亡将士请恤。（直隶总督李鸿章优奏请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见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133—138页。）所谓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现考释如下：
关于刘步蟾在海战中有无改变北洋舰队接敌队形问题的考释：
一八九四年七月丰岛战役后，中、日双方海军舰队的活动日益频繁，大规模的海战一触即发。因此，在黄海海战前，丁汝昌在威海卫召开“战时会议、议决战时众舰前后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姊妹舰二，成‘四度行列’（in abreast line）。予未被召赴此会，殊觉失望，然予固无期望被召之权位也。予时亟欲备一救生背心，顾不可得，惟得一注射器及吗啡一、二管。”（丛刊：《中日战争》第六册43页）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在黄海战前，北洋舰队领导当局已经议定，一旦与日本舰队相遇，应以纵阵迎敌。很明显，以这种队形迎战，主舰领先当敌，炮火猛，杀伤力大。此其一。军心壮、士气奋。此其二。头炮、尾炮、舷炮皆能充分发挥其火力，此其三。指挥调度灵活，此其四。但是，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的接敌队形并不是纵阵。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说：“十八日（阴历八月十八日，即公历九月十七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问题在于为什么北洋舰队没有如泰莱记述那样以纵阵迎战，而改成夹缝雁行阵呢？究竟是泰莱的记载失实呢？还是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不实事求是呢？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载：“北洋舰队临敌队形为诸舰相并横列（l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而非如提督与诸管带所议决，分段纵列。”这段记载是正确的，前已考释，兹不赘。值得注意的是泰莱指出这种阵形的出现，是刘步蟾为了想“自保其皮”擅自违反军令，临时改变阵形的结果。这样，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关于接敌队形的记述就值得怀疑了。因为：
第一，海战报告中说：北洋舰队发现敌方舰队后，即令各舰起□“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这是说，从起□迎战到交火，北洋舰队始终是夹缝雁行阵。据《船阵图说》载：夹缝雁行阵应为如下排列：
夹缝雁行阵排列图：（附图）　　这种阵形，应以主舰领先当敌，即以定远、镇远置于1、2的位置。（转引《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见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1—2期。）但是，北洋舰队的接敌阵形，虽似夹缝雁形阵，却以主舰定远镇远居中，这当然不能称为夹缝雁行阵了。
第二、黄海海战后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中说：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后，“于是丁提督采取最能开展之后翼梯阵，各舰以七海□之速率，与日本舰队渐次接近”。当定远舰距日本舰队五千二百米时，“开始炮击，而日本舰队以单纵阵变换方向于左舷取二十二度半之角度袭来，……清国舰队此时乃守后翼单梯阵以当敌队，而稍向右方回转。……九月十七日，我队……曾布为并立纵阵前进，其后改为单纵阵，终至采用后翼单梯阵”。（《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经过》。见《海事》第八卷第五期。）如果说是后翼单梯阵，那末，应以定远、镇远居先，而不应居中，可见汉纳根所说的接敌队形是后翼单梯阵与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所说的接敌队形为夹缝雁形阵，是同样不可靠的。但是，汉纳根的报告中却透露了一些真情。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说：发现日本舰队后，中国舰队从起□、迎击到交火，始终是夹缝雁行阵，而汉纳根则说起□后初为并列纵阵。继为单纵阵，接敌时改为后翼单梯阵。这就证实了泰莱所说在威海卫丁汝昌与各舰管带议定以纵阵迎战之不谬，证实了刘步蟾在双方舰队交火前片刻的关键时刻，为了以弱舰保护主舰，违反军令，擅改阵形的罪行；证实了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关于接敌队形的虚妄。海战后，汉纳根竭力怂恿清政府重新编练陆军、添购军舰，力图窃取中国的海、陆军指挥大权，因此，他对闽党魁首，掌握北洋舰队实权的刘步蟾违反军令，擅改接敌队形，噤若寒蝉，只字不提，不仅如此，把主舰居中的“单横阵”说成是后翼单梯阵，为刘步蟾园谎，是出于窃夺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需要。刘步蟾擅改的接敌队形是什么阵呢？我觉得既非夹缝雁行阵，又非后翼单梯阵，而是“刘记保命阵”，而丁汝昌说是夹缝雁行阵，汉纳根说是后翼单梯阵，轻轻一句，就掩盖了刘步蟾违反军令，擅改接敌阵形的杀头之罪。
黄海海战后，丁汝昌以伤重请假治疗，由刘步蟾代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113页、114页。）。所谓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实际上是刘步蟾主稿，即使征求在养伤中的丁汝昌的意见，丁汝昌也只能画诺而已。从这方面考察，所谓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为刘步蟾掩饰怯战罪行，为刘步蟾捏造战功，就绝非偶然了。
关于在海战中丁汝昌受伤问题的考释：
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说：海战开始后，“丁汝昌提督同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敌。丁汝昌旋受重伤，总兵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进退，……又发炮伤其松岛督船”。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当泰莱发现刘步蟾抗拒命令，拒绝向左转舵以迎战，奔赴飞桥丁提督处，“予达提督所，旋巨声轰发，……盖刘已令发十□炮”，飞桥震塌，丁与泰莱遂同时负伤。泰莱愤愤不平地说：“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刘步蟾也明知飞桥不是永久性建筑，“提督与予之立于十□炮上飞桥”，他也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时命令发炮？以致我被掷于□望塔外三十余尺，丁提督也被抛掷而下，“折其腿”。这是说由于刘步蟾临战惊慌，盲目发炮，海战一开始丁汝昌就受伤了。
丁汝昌是怎样受伤的？《东方兵事纪略》、《中东战纪本末》、《冤海述闻》等都说：丁受腿伤，是由于刘步蟾的盲目发炮，飞桥震塌所致。与泰莱的记载相吻合。但是，所谓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却偷梁换柱，歪曲了事实真相。
海战发生后的第二天，丁汝昌电告李鸿章说：“十八日与倭接仗，昌上望台督战，为倭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烧，……而右边头面及颈项皆烧伤，……现在头脚皆肿，两耳流血水，两眼不能睁开，日流黄水，脚日见肿，皮肉发黑，疼痛异常”。（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264页—265页。）丁汝昌果真在“望台”督战，“望台”中炮，竟没有被弹片打死或打伤，而炮弹爆炸，竟会使他的“左脚夹于铁木之中”，以至被炮火烧伤，岂非弥天大慌！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嘛！
再以丁汝昌的上述电报与所谓丁汝昌的海战报告相对比，明显地可以发现两个报告矛盾极大。在海战报告中非但对于丁汝昌是怎样受伤？伤在那里？讳莫如深。（因为这是刘步蟾的心病，所以在海战报告中不能提。）反而捏造事实，胡诌海战激烈进行时，丁汝昌因督战中炮受伤，接着刘步蟾代为督战，铺叙刘的战功。把“闻战震悚”、“避匿内舱”的怕死鬼刘步蟾装扮成了抗日英雄。但是事实是不能长久隐瞒、谎言是不能持久的。海战后的第二年，刘步蟾临战惊慌，盲目发炮，以至丁汝昌等负伤等事，就逐渐被姚锡光等揭露开来了。泰莱的所记只是揭露得更为具体而已。
关于镇远、定远等舰的被创情况与海战结束后北洋舰队追击日本舰队的考释：
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中说：“定、镇两舰……巨炮均经受伤，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二炮尚能施放，”由于作战时“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北洋舰队返回旅顺后，泰莱“受委查验诸舰及报告受毁情形。来远毁于火。济远各炮为巨锤击坏，以作临阵先逃之籍口，……其它各舰虽有穿洞，然苟非子弹短绌，则尚可为用”。
《冤海述闻》载：“定远、镇远两舰共中大、小弹二百余处，……平远中弹二十余处”。
李鸿章电告丁汝昌：“汉纳根，马船主及管轮洋人皆谓定、镇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则数日便能出海”。（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264页—265页。）如果真是“每舰致伤千余处”，北洋舰队那能在一个月内便修理好，整队从旅顺开往威海卫？丁的《海战报》中大肆渲染各舰伤势，无非是烘云托月，为刘步蟾“英勇”指挥作战涂脂抹粉，同时企图以修理为藉口，拒绝出海。这点，连李鸿章也知道多半是刘步蟾在作祟，所以他电告丁汝昌说：“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宕缓，误我大计，定行严参。”（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264页—265页。）
《海战报告》中说：海战结束后，复见日方“诸舰并集，当即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我军尾追数里。敌舰行驶极速，瞬息已远，然后收队，驶回旅顺”。
泰莱说：海战结束后，北洋舰队没有尾随追击日本舰队。
伊东□亨的报告中也没有说到中国舰队尾追日本舰队的事。奏报中说：日本舰队撤出战斗后，因中国舰队有水雷艇队护卫，害怕黑夜追击，易受水雷的袭击，所以没有搜索追击中国舰队。他们认为中国舰队将驶至威海卫，因此，日本舰队主力驶向威海卫方向，直至天明，未见中国舰队只影，收队而返。
根据以上考释，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涉及评价刘步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记载是真实的，无可疑义的。所谓丁汝昌的海战报告，类多歪曲，它捏造事实，竭力为刘步蟾掩饰在海战中所犯下的罪行，把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刘步蟾美化为抗日英雄，实属历史的颠倒。
（资料来源：《:江苏师院学报》1981，02）